陳衡哲（1890—1976），筆名莎菲，是我國新文學運動中最早的女作家、學者、詩人和散文家。其先生任鴻雋是辛亥革命志士、中國近代思想家、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家。本文為任鴻雋侄孫口述，記錄了他十年往返上海、重慶的探親經歷，呈現了一幕陳衡哲晚年在上海的生活剪影。
我們三個朋友如今只剩下她
1920年，胡適在《新青年》第8卷第3號發表了一首新詩“我們三個朋友”，就是指胡適、任鴻雋和陳衡哲。
1961年11月，任鴻雋去世的消息由任鴻雋的二女兒任以書，寫信傳給在美國的姐姐任以都，任以都又寫信給臺灣的胡適，這樣繞了地球一圈。胡適收到信後，很感慨，就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在信中講到，“在政治上的這麼一分割，老朋友幾十年，都無法見面”。這封信又請在美國的任鴻雋大女兒任以都轉到了在上海的陳衡哲手中。約三個月後，1962年2月胡適也倒下了。這樣“我們三個朋友”就只剩下陳衡哲，她堅強地活著。
我工作以後，因撫養人為三娘母陳衡哲，探親假享有去上海探視她的資格，每年就由單位備案，開具證明前往上海看望她。1966年春節我由重慶乘船東去上海探親，到了太原路63弄6號任鴻雋和陳衡哲的家。
我一上二樓客廳就用重慶話向三娘母陳衡哲問好，她一下就站起來了：“寧寧，謝謝你哈，這麼遠來看我。”我說：“三娘母，你不能謝我。我們兄弟姐妹都要感謝你和三爺爺（任鴻雋）的撫育之恩。”這樣，我就開始走上了從1966年至1976年到上海看望三娘母陳衡哲的十年探親路。
每年我都基本上是選擇春節或者秋季去。當時陳衡哲眼睛不好，視疾也比較嚴重。有一天我們正擺著龍門陣，她隨意講了一下：我有一個德國朋友送我的一個煤氣烤火爐，不知道怎麼壞了（當時正值冬天），這個東西擱到樓下儲藏室好多年了，你幫我看一看。我就馬上起身下樓，到儲藏室找到煤氣爐並把它一層一層地打開，這是相當於一個床頭櫃大小的爐子。我用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就把它修好了，馬上就出門到附近的永嘉路買了兩斤煤油，給爐子加上煤油點燃後，一下就感到很暖和，便提到樓上去，她很高興，不停地讚揚我說：“你真能幹！”
雞肉包子：錢鍾書和楊絳培養的愛好
基本上，我每天早上都要騎自行車到離此不遠的淮海路，並專門拿一個有把手的鍋，去買雞肉包子，陳衡哲就叮囑我說：“要買三個，你吃兩個，我吃一個，並且餡兒要你吃，我不吃餡兒。”這樣我就一手端著鍋，一手撐著自行車車把，去買她指名的這個雞肉包子。我來去很快，端著剛出籠的包子，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就回到家中，熱騰騰的包子就即刻放在餐桌上了。
她說：“吃這個雞肉包子啊，是錢鍾書、楊絳他們以前把我培養起來的。他們每次來看望我，都要用乾淨毛巾包著熱氣騰騰的包子，你這個更熱，你騎自行車那麼快，沒騎好一會兒就回來了。”我們就在餐桌旁有說有笑地吃著早餐。
任鴻雋、陳衡哲訂婚日於胡適合影（1920年8月22日於東南大學）
錢鍾書、楊絳和陳衡哲一家的關係很好。楊絳叫陳衡哲大二姐，這是江浙一帶的稱呼，實際上算起來楊絳應是陳衡哲的外侄媳婦，是陳衡哲的後輩。1948年，胡適由北京到上海就住在任鴻雋和陳衡哲的家裡，錢鍾書、楊絳去拜訪胡適，都會用一條幹淨毛巾包好包子。另外也買了幾個蟹黃餅帶去，他們知道胡適對蟹黃餅情有獨鍾。他們五個人就在一起煮咖啡，吃包子、蟹黃餅並談工作、論詩文等，很是熱鬧。
楊絳先生曾說：陳衡哲在我心目中是最尊崇的前輩。
我們平時除了吃飯，飯後會有一些交談，這樣我們接觸的話題就越來越多了。三娘母對我也不存在什麼顧忌，什麼話都要和我講。包括當時的混亂時局、商品的匱乏等等，就好像把我當成了可以隨心傾訴的一個知己。
這樣我們的話題就越聊越多，我就經常趁她高興的時候，問及有關三爺爺任鴻雋生前的一些情況。“哎呀”，她馬上就很感慨，她說，“我在人生道路上是一個十分好強的人，但是我所接觸的人當中，確確實實再也找不到像你三爺爺這樣完美的人了，缺點我基本上指不出來。”
陳衡哲是一個很挑剔、很挑剔的人。楊絳先生也在同我交談中說過：“胡適只有在陳衡哲面前才像一個乖乖聽話的小弟弟。有次我們在一起擺談正濃時，突然，我看見陳衡哲向胡適狠狠盯了一眼，胡適立馬收起正欲講的話題，啞語了。”胡適這個在世間所有人面前都顯出一個強者形象的人，卻在陳衡哲面前表現得如此順從。
然則我三爺爺在她心裡卻是完美的。
孫中山說，你是中國第一個女教授
當我談到孫中山的時候，她就跟我講，有兩次是任鴻雋專門帶她去拜會了孫中山。第一次去的時候大概是在1920年秋，當時她陪任鴻雋到莫里哀路孫中山的住宅去，一去以後孫中山就迎上來說：“陳衡哲的大名我早有聽聞。”因為當時陳衡哲在北大任教，孫中山就說：“你是中國第一個女教授嘛。”陳衡哲就與孫中山當面寒暄了一會兒。
當然，任鴻雋是帶著孫中山交給他的任務去的，因為孫中山有很多論著需要任鴻雋為他校讀。第二次就是孫中山來電話，估計當時就是孫中山創辦的《建設》雜誌擬出版之際，孫中山要請任鴻雋在雜誌上撰寫文章，這樣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們基本上仍然和上次一樣。陳衡哲講：“我就坐在孫中山和任鴻雋對面的一個單獨沙發上，他們兩個人的交談幾乎是用英語進行表達，我是懂英語的，他們講的英語我每句話都聽得很清楚，但是我不插嘴，因為這是他們兩個人的工作。”孫中山和任鴻雋兩人越談越起勁，一直談到晚上很晚，臨走的時候任鴻雋對陳衡哲講：“我腰都立不起來了，站不起來了。”陳衡哲說：“我比你更嚴重。”
以後陳衡哲也不去了，因為孫中山和任鴻雋一談就沒個完。她說：“實際上在我回國之前一兩年，也就是1918年到1919年，任鴻雋和孫中山經常是這樣。那時孫中山在寫‘孫文學說’，任鴻雋就給他進行校譯，還在科學、實業方面給孫中山一些建議。所以以後我就沒有這樣專門去，但是以後在一些場合、聚會上我仍遇到孫中山先生好幾次。”
羅素寄來了沙丁魚罐頭
1966年我到上海探親，臨走的時候，三娘母把我叫住說：“儲藏室有很多罐頭，你去選一些帶走吧。”我到儲藏室一看，一個個小扁盒子，每聽不到100克，有沙丁魚罐頭，還有午餐肉罐頭，這些罐頭在當時還是很稀罕的。我看整個這些罐頭的表皮都亮堂堂的，就選了十來罐，拿上樓去。三娘母又說：“你多拿一點走，我又不吃這些東西了，我都是吃新鮮的。”我就又選了幾十罐。
我問三娘母：“你不吃這些東西，怎麼會有呢？”她就告訴我，這是自然災害期間，羅素寄來的。這可能是他們的英國朋友羅素知道中國的自然災害，物資很匱乏，羅素關心著中國的老朋友，就寄來了幾箱亞丁產的沙丁魚及英國產的午餐肉罐頭。雖然這些罐頭放了好幾年，但真空性很好，回家後打開，噗的一下一股氣壓衝出來，特別是沙丁魚的美味，使我回味至今。
三娘母他們和羅素的交往是在1920年，當時羅素到中國講演，是任鴻雋和趙元任全程陪同講解翻譯，有一半的講座是由任鴻雋翻譯的。應該是從那時候開始，他們就和羅素建立了友誼，其後數十年仍不斷有著聯繫。
任鴻雋夫婦與余上沅夫婦合影（中坐者為陳衡哲）
1974年11月，三娘母知道我即將來上海，就叫書娘娘（陳衡哲二女兒任以書）寫信給我，問重慶有沒有通江的野生銀耳賣。因為任鴻雋老家在重慶，陳衡哲和他三四十年代在成都、重慶也待過，知道通江銀耳不但可口，還對身體有很好的滋補作用。我到商店一看：有，要165元一斤。我當即買了一兩，並寫信告訴她，在我探親的時候，就給她帶去。三娘母接到信後，馬上吩咐書娘娘給我回信說：“三娘母聽說你已經買了通江野生銀耳，真高興。”信中還講：“一定是很好的。”這是肯定的，在當時這一兩野生銀耳，16元多，差不多相當於我一個月的工資了。
探親的時候，我一進門就把帶的土特產包括木耳拿了出來，她一看：“銀耳帶來了啊！”我們一面相互問候，還來不及坐下，她馬上叫陸媽：“你馬上去把它泡一下，熬著，今天晚飯前我就要嚐嚐這久違的佳味了！”吃晚飯的時候，她首先舀上一小碗，一邊吃一邊讚不絕口。因為這個是幾十年前在四川的時候她吃過，也算是家鄉的味道。因為她的胃本身不好，食慾也較差，對她來講很難得有這麼一個自己感興趣的美味。
我們祖孫二人高高興興、說說笑笑，陸媽就站在客廳中間咯咯地笑。
任氏藏書：他的人生就留下了這麼多舊東西
1968年的那次探親，我看到靠近三娘母大床邊的地板上堆了很大一堆書，亂七八糟的。她告訴我是中科院上海植物研究所的造反派抄了家。我說：“那我幫你整理。”她說：“不用不用，就讓它那樣堆著吧，這種野蠻的‘傑作’，中國秦朝有之，歐洲中世紀也有之。人類的文化、文明依舊未因此而卻步，當這一切亂象結束後再來收拾吧。”
安叔叔（任以安）從美國回來看望她。三娘母不讓他去住賓館，她對安叔叔說：“你是我兒子，小時候是在我床邊安一小床睡覺，長大了還是我的兒子，現就在我床邊靠近這堆亂書旁，鋪一地鋪睡吧。”安叔叔這位世界知名的地質博士（20世紀90年代初任全美地質學會會長），順從地屈就於此。這些天也是安叔叔同好娘（兒女們都是如此稱呼自己心愛的母親陳衡哲）人生最後相處的日子。
對於這些書的安置問題，三娘母自有一番想法。她對我說：“你在裡面選一選看有什麼書，你就帶一包回重慶。我現在眼睛不行了，看東西基本上是無法看，我留著它們沒有用的，過去都是你三爺爺喜愛的東西，他的人生就留下了這麼多舊東西。”她突然想起有一張孫中山的畫像，我一下就在一堆書刊裡找到了，大約有一張報紙一半大小的孫中山彩色畫像。她說：“你把它卷緊一點一起放到書上。”
我也覺得這些東西在當時這個書籍很貧乏的情況下是很珍貴的。在那時候，路途上時常有檢查，這些肯定是要被沒收的，所以我就用一個藍色的帆布大提包，把它們裝好偷偷帶回了重慶。
其後幾年我每次去都要帶回一些書，我也把三爺爺穿過的和未曾穿過的一大堆西裝、領帶陸續地帶了回來。1970年我探親完後去了廬山，穿著三爺爺曾穿過的白色西裝，在廬山仙人洞巨石上用自帶的方二寸珠江牌相機自拍了一張像留念。
實為可惜的是沒有一張三娘母晚年在上海生活的照片。在十年探親過程中，我曾帶了相機準備為三娘母拍幾張照片，但三娘母以形象不好為由拒絕了，因為她當時生著病，身體很弱。三娘母去世後，上世紀80年代末，書娘娘離開了上海，回到美國瓦薩女子大學。90年代初，太原路的房子由我六叔任錫疇置換了。我後來到上海淮海路六叔家去看他時，問及這一堆書的去向，六叔對我說：“除了極少數我留下外，基本上都叫收廢品的拿去了。”我聽後長嘆了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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