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冯雪峰)
1925年的春天，22岁的冯雪峰来到北京大学，借用同乡潘漠华的入学证件作为旁听生。他多次听过鲁迅的课，并自修了日文。在他周围聚集了来自浙江的10余名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进步作家的有潘漠华、柔石、张天翼、王鲁彦。他们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文学。其中也有同乡青年姚蓬子。
1927年6月，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白色恐怖之际，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此前后，在浙江担任国民党疆域厅第五科科长的姚蓬子，也由宣中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冯雪峰和鲁迅、潘汉年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姚蓬子参加“左联”并担任执行委员。
(冯雪峰)
现代文学期刊《文学月报》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之一，文学月报社编辑,初由姚蓬子主编，第3号起改由周起应主编。1932年6月10日创刊于上海,光华书局发行。同年12月15日第5、6号合刊出版后被查禁停刊。它的主要撰稿人有瞿秋白、鲁迅、茅盾、丁玲、沈端先、田汉、蓬子、洪深、张天翼、沙汀、周扬、穆木天、楼适夷、以群等。
（姚蓬子主编的《文学月报》创刋号和第二号）
《文学月报》在它刊行半年多的时间，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小说创作，有知名作家茅盾长篇小说《子夜》的选段《火山上》、《骚动》，巴金的短篇小说《马赛的夜》；更多的是左翼青年作家的作品，如丁玲的《某夜》、《消息》、《夜会》(署名丛喧)，张天翼的《最后列车》、《和尚大队长》，沙汀的《码头上》、《野火》,葛琴（柯琴）的《罗警长》,李辉英的《咱们的世界》，和艾芜的成名作《人生哲学的一课》，文学新人丘东平的《通讯员》等。剧作，有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战友》、《中秋》、《母亲》和洪深的《五奎桥》。还刊载了杨骚、风斯、蓬子的诗歌。《文学月报》先后开辟了《一·二八事变的回忆》、《九一八周年》专栏，刊登叶圣陶、沈端先、柳亚子、穆木天等十余人撰写的文章,表达了抗日救亡的要求,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文学月报》根据“左联”的有关决议，展开文艺大众化讨论。创刊号即刊出宋阳（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以后连续发表了止敬（茅盾）的《问题中的大众文艺》和瞿秋白与之商讨的《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还发表了方光焘的《艺术与大众》、李长夏的《关于大众文艺问题》等文。在讨论中，“第三种人”苏汶对文艺大众化有关主张，进行挑剔，鲁迅为此写了《“连环图画”辩护》，并刊出绮影（周扬）、谷非（胡风）和“自由人”、“第三人”辩论的文章《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
《文学月报》还刊登鲁迅和瞿秋白(J.K.)讨论翻译问题的通信和文章。它重视介绍苏联文学，出刊 期间，正值苏联庆祝高尔基创作生活40周年，《文学月报》发表了有关的消息和文章。译载了高尔基的《一封写给几个美国人的回信》、吉尔波丁的《伟大的高尔基》、罗曼·罗兰的《论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和沈端先编译的《高尔基年谱》。《文学月报》自第 3号开始，开辟了《文艺情报》专栏，报道国际革命文学运动的消息，在沟通中外左翼文艺运动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文学月报》遭查禁前的合刊上，转载了《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发表了鲁迅的名篇《祝中俄文字之交》；同时，刊出了鲁迅致《文学月报》编辑部的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该信对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的不良文风提出了批评，编者的按语认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
《文学月报》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旗帜鲜明地为贯彻“左联”的有关决议，推动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手头的1932年7月10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二期就是姚蓬子主编的。有他的两首诗《酒和肉》、《这里》，讽刺国民党当局，并作了《编后记》，开篇名曰：“大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已成为中国文化运动上当前最急紧的任务。”
《文学月报》第二期发表作品除姚蓬子之外，有活跃于三十年代文坛的张天翼、丁玲、矛盾、许幸之、田汉、沈端先、洪流、叶聖陶、陶晶孙、止敬、方光焘，还有“再论翻译答鲁迅”的作者J.K.等。
（姚蓬子在其主编的《文学月报》第二号发表的两首诗）
很可惜，姚蓬子没能做到像他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二期的诗《酒和肉》里所呐喊的：“滚开，我们不同走狗做朋友！”而是被国民党逮捕后，1934年5月，贪生怕死而自首了。
姚蓬子（1891年～1969年），原名方仁，字裸人，后改名杉尊，笔名丁爱、小莹、姚梦生、梦业、慕容梓，诸暨姚公埠人。曾就学于诸暨县立中学、绍兴越材中学、上海中国公学与北京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党组宣传部长。次年2月，为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之《文艺生活》月刊主编。1932年6月，与周起应合编《文学月报》。1933年12月，在天津被逮捕，入反省院。1934年5月，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被释放，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为曾养甫的《扶轮日报》编辑副刊。1938年3月，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同年5月，与老舍合编该协会《抗战文艺》三日刊。10月，武汉沦陷，赴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创办作家书屋，又与老舍、赵铭彝等创刊《文坛小报》。1945年，抗战胜利，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1955年后，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1963年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9年病卒。著有《银铃》、《蓬子诗钞》、《剪影集》等。
(姚文元故居)
对姚蓬子这样的历史人物，三十年代活跃于“左联”的文化名人，应有个客观的评价。姚蓬子与冯雪峰同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冯雪峰回忆里“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党”有误，应是1927年），后又在冯雪峰1929年参与筹备、后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里任党组宣传部长，冯雪峰与姚蓬子先期关系是较密切的、是朋友，无疑对姚蓬子是了解的。
让我们从姚文元档案里的冯雪峰给姚文元的一封复信说说姚蓬子，相信冯雪峰在这封信里对姚蓬子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1953年12月18日，在位于上海思南路36号的中共上海芦湾区委宣传部任科长的姚文元，收到了在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的一封复信，内容如下：
姚文元同志：
你的信收到。谢谢你关心我的身体。
你是一个党员，我在你入党时，就知道的。你既是一个党员，我当然可以答应你的要求，把你父亲的事告诉你。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党，加入过“左联”，也做过一些党的工作。大概在1934年被捕，大约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后曾编过一个国民党的小报纸，但自首是尚未破坏过党的组织，这是后来调查过的。抗战是在重庆，他又和进步文化界接近，那时进步文化界也希望他在抗日的统一战线上尽些力。此时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逐步脱离。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政治上仍是无所谓，但对进步出版界（如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等）也帮过一些忙，所以说他现在还是统战的对象。
你父亲的确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又是糊涂的。他可耻地自首，人家都说是因为怕死，这大概是真的。他胆子小，所以不敢革命，怕牺牲，而同时也不敢做大坏事（这总还算好）他选择了开书店的职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弄形成了商人的习气，他那种爱钱的性格，常常使别人吃惊。而且，据我所知，他常因此受辱而不觉得什么什么似的。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糊涂的人。我们因为过去是朋友，后来他也还帮忙我，掩护我，所以常常严厉地劝戒他，刺激他。他有几次在我面前流泪痛哭，好像他也很心痛，但我觉的效果很小，仍然爱钱和糊涂。在解放后，我曾尽过稍微的力，使他和各方的关系不致太坏，这也不是为私谊，为他个人，是为了他也仍可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前一月，上海方面要我证明他曾经掩护我的事，我已经证明了。
以上是大概的、扼要的情形，想你可以明白的。你不要难过，你应该学会冷静地去看问题，深刻地去了解过去社会的复杂性。你知道他的弱点，应该好好地帮肋他，他虽然年龄大了，也应该帮助他改变他自己的种种错误的想法和看法。我认为你简单地疏远他，离开他是不对的，应该去接近他，把关系搞好，以便说服他。过去的事（自首），你不可再去提，以免刺痛他。问题是现在，他应该很快走“公私合营”的路。看样子，他现在出书，销路很好，他正在“走红”，正在“私热”中，似乎一下子还扭不过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这方面去帮助他、去说服他。
但我的意见，只供你参考。你自己细心地研究后行事。也可以和组织上讨论。我的信给组织上也可以的。但没有必要时也不必给组织上看。匆匆忙忙，写得不能满你意，也说不定。
祝你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
冯雪峰 十二月十五日
二、三十年代由于工作需要，冯雪峰与姚蓬子来住甚密。姚文元1931年12月生于上海。出生时冯雪峰就见到了他，直到1943年重新住在姚蓬子书店时再见到姚文元，他一直把姚文元当作小孩子(姚蓬子比冯雪峰长2岁)和晚辈。解放后，冯雪峰奉调北京工作，和姚文元就再没有见面。
1953年，上海开始普选人民代表，姚蓬子作为统战对象，被列为候选人。姚文元（时为上海芦湾区委宣传部科长）起初很高兴，但区委统战部随即向他了解姚蓬子历史，问他知道不知道父亲曾经做过中共干部……
姚文元就写了一封信到北京问前辈和上级冯雪峰，到底父亲过去是怎样一个人。于是，冯雪峰就给姚文元写了上面的复信。姚文元接到复信，不啻头上响起了霹雳。原来父亲“进步作家”的光环，一下子化为“脱党““叛徒”的阴影。他感到自己的前途一下子黯淡了。
1952年，《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重新出版了《红楼梦研究》。1953年5月，《文艺报》介绍了这本书。山东大学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文章问《文艺报》能否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文章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冯雪峰时任主编的《文艺报》作转载，由冯雪峰起草的编者按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认为李、蓝文章“是30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冯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公开发表。12月，他的《文艺报》主编职务被免去。
此时的姚文元立即想到，自己和冯雪峰的关系已经非但不能帮忙，还会引起负面作用。1955年3月，他在向领导汇报姚蓬子的历史问题时，又特意加上一笔：“由此我怀疑到一个问题：冯雪峰和姚是多年住在一起的，当我写信向他了解父亲情况，他回信给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都告诉我呢？”1957年8月27日，在“反右派斗争”中，《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集团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标题，历数了冯雪峰的“罪行”。1958年1月，冯雪峰被撤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列为右派骨干。《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冯雪峰后，姚文元立即开始构思一篇批判冯雪峰的长文。1957年12月，这篇题为《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文章匆匆草成。1958年2月在《文艺报》发表。从此，冯雪峰在文坛销声匿迹，而姚文元则声名大振。到1966年，他共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批判文章，政治上也青云直上。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病逝。执掌文化界生杀大权的姚文元没有忘记冯雪峰，他批示：“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的规模。”
1979年4月4日，冯雪峰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第四届文代会结束后的11月19日，在西苑饭店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而此时的姚文元已经在监狱等候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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