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馮雪峰)
1925年的春天，22歲的馮雪峰來到北京大學，借用同鄉潘漠華的入學證件作為旁聽生。他多次聽過魯迅的課，並自修了日文。在他周圍聚集了來自浙江的10餘名愛好文學的青年學生，後來成為進步作家的有潘漠華、柔石、張天翼、王魯彥。他們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談論文學。其中也有同鄉青年姚蓬子。
1927年6月，在大革命面臨失敗，白色恐怖之際，馮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在此前後，在浙江擔任國民黨疆域廳第五科科長的姚蓬子，也由宣中華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30年，馮雪峰和魯迅、潘漢年等人發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左聯），姚蓬子參加“左聯”並擔任執行委員。
(馮雪峰)
現代文學期刊《文學月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之一，文學月報社編輯,初由姚蓬子主編，第3號起改由周起應主編。1932年6月10日創刊於上海,光華書局發行。同年12月15日第5、6號合刊出版後被查禁停刊。它的主要撰稿人有瞿秋白、魯迅、茅盾、丁玲、沈端先、田漢、蓬子、洪深、張天翼、沙汀、周揚、穆木天、樓適夷、以群等。
（姚蓬子主編的《文學月報》創刋號和第二號）
《文學月報》在它刊行半年多的時間，發表了不少有影響的優秀作品。小說創作，有知名作家茅盾長篇小說《子夜》的選段《火山上》、《騷動》，巴金的短篇小說《馬賽的夜》；更多的是左翼青年作家的作品，如丁玲的《某夜》、《消息》、《夜會》(署名叢喧)，張天翼的《最後列車》、《和尚大隊長》，沙汀的《碼頭上》、《野火》,葛琴（柯琴）的《羅警長》,李輝英的《咱們的世界》，和艾蕪的成名作《人生哲學的一課》，文學新人丘東平的《通訊員》等。劇作，有田漢的《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戰友》、《中秋》、《母親》和洪深的《五奎橋》。還刊載了楊騷、風斯、蓬子的詩歌。《文學月報》先後開闢了《一·二八事變的回憶》、《九一八週年》專欄，刊登葉聖陶、沈端先、柳亞子、穆木天等十餘人撰寫的文章,表達了抗日救亡的要求,體現著鮮明的時代特色。
《文學月報》根據“左聯”的有關決議，展開文藝大眾化討論。創刊號即刊出宋陽（瞿秋白）的《大眾文藝的問題》，以後連續發表了止敬（茅盾）的《問題中的大眾文藝》和瞿秋白與之商討的《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深化了對問題的認識。還發表了方光燾的《藝術與大眾》、李長夏的《關於大眾文藝問題》等文。在討論中，“第三種人”蘇汶對文藝大眾化有關主張，進行挑剔，魯迅為此寫了《“連環圖畫”辯護》，並刊出綺影（周揚）、谷非（胡風）和“自由人”、“第三人”辯論的文章《自由人文學理論檢討》、《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實》。
《文學月報》還刊登魯迅和瞿秋白(J.K.)討論翻譯問題的通信和文章。它重視介紹蘇聯文學，出刊 期間，正值蘇聯慶祝高爾基創作生活40週年，《文學月報》發表了有關的消息和文章。譯載了高爾基的《一封寫給幾個美國人的回信》、吉爾波丁的《偉大的高爾基》、羅曼·羅蘭的《論高爾基》、盧那察爾斯基的《高爾基與托爾斯泰》和沈端先編譯的《高爾基年譜》。《文學月報》自第 3號開始，開闢了《文藝情報》專欄，報道國際革命文學運動的消息，在溝通中外左翼文藝運動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文學月報》遭查禁前的合刊上，轉載了《中國著作家為中蘇復交致蘇聯電》，發表了魯迅的名篇《祝中俄文字之交》；同時，刊出了魯迅致《文學月報》編輯部的信《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該信對署名芸生的《漢奸的供狀》的不良文風提出了批評，編者的按語認為這是尊貴的指示，我們應該很深刻地來理解。
《文學月報》在艱苦險惡的環境下，旗幟鮮明地為貫徹“左聯”的有關決議，推動無產階級文學創作和運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我手頭的1932年7月10日出版的《文學月報》第二期就是姚蓬子主編的。有他的兩首詩《酒和肉》、《這裡》，諷刺國民黨當局，並作了《編後記》，開篇名曰：“大眾文化水準的提高，已成為中國文化運動上當前最急緊的任務。”
《文學月報》第二期發表作品除姚蓬子之外，有活躍於三十年代文壇的張天翼、丁玲、矛盾、許幸之、田漢、沈端先、洪流、葉聖陶、陶晶孫、止敬、方光燾，還有“再論翻譯答魯迅”的作者J.K.等。
（姚蓬子在其主編的《文學月報》第二號發表的兩首詩）
很可惜，姚蓬子沒能做到像他發表在《文學月報》第二期的詩《酒和肉》裡所吶喊的：“滾開，我們不同走狗做朋友！”而是被國民黨逮捕後，1934年5月，貪生怕死而自首了。
姚蓬子（1891年～1969年），原名方仁，字裸人，後改名杉尊，筆名丁愛、小瑩、姚夢生、夢業、慕容梓，諸暨姚公埠人。曾就學於諸暨縣立中學、紹興越材中學、上海中國公學與北京大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任黨組宣傳部長。次年2月，為上海聯合書店出版之《文藝生活》月刊主編。1932年6月，與周起應合編《文學月報》。1933年12月，在天津被逮捕，入反省院。1934年5月，在《中央日報》發表《脫離共產黨宣言》，被釋放，任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委員，併為曾養甫的《扶輪日報》編輯副刊。1938年3月，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同年5月，與老舍合編該協會《抗戰文藝》三日刊。10月，武漢淪陷，赴重慶任職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後創辦作家書屋，又與老舍、趙銘彝等創刊《文壇小報》。1945年，抗戰勝利，遷作家書屋至上海繼續營業。1955年後，成為自由職業者，以譯著和寫作為生。1963年後，任教於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1969年病卒。著有《銀鈴》、《蓬子詩鈔》、《剪影集》等。
(姚文元故居)
對姚蓬子這樣的歷史人物，三十年代活躍於“左聯”的文化名人，應有個客觀的評價。姚蓬子與馮雪峰同期加入中國共產黨（馮雪峰迴憶裡“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黨”有誤，應是1927年），後又在馮雪峰1929年參與籌備、後任“左聯”黨團書記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裡任黨組宣傳部長，馮雪峰與姚蓬子先期關係是較密切的、是朋友，無疑對姚蓬子是瞭解的。
讓我們從姚文元檔案裡的馮雪峰給姚文元的一封覆信說說姚蓬子，相信馮雪峰在這封信裡對姚蓬子的評價是比較客觀的。
1953年12月18日，在位於上海思南路36號的中共上海蘆灣區委宣傳部任科長的姚文元，收到了在北京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馮雪峰的一封覆信，內容如下：
姚文元同志：
你的信收到。謝謝你關心我的身體。
你是一個黨員，我在你入黨時，就知道的。你既是一個黨員，我當然可以答應你的要求，把你父親的事告訴你。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黨，加入過“左聯”，也做過一些黨的工作。大概在1934年被捕，大約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後曾編過一個國民黨的小報紙，但自首是尚未破壞過黨的組織，這是後來調查過的。抗戰是在重慶，他又和進步文化界接近，那時進步文化界也希望他在抗日的統一戰線上盡些力。此時他和國民黨的關係也逐步脫離。抗戰勝利後回上海，在政治上仍是無所謂，但對進步出版界（如生活、新知、讀書出版社等）也幫過一些忙，所以說他現在還是統戰的對象。
你父親的確在政治上是軟弱的，又是糊塗的。他可恥地自首，人家都說是因為怕死，這大概是真的。他膽子小，所以不敢革命，怕犧牲，而同時也不敢做大壞事（這總還算好）他選擇了開書店的職業，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弄形成了商人的習氣，他那種愛錢的性格，常常使別人吃驚。而且，據我所知，他常因此受辱而不覺得什麼什麼似的。在這方面，他也是一個糊塗的人。我們因為過去是朋友，後來他也還幫忙我，掩護我，所以常常嚴厲地勸戒他，刺激他。他有幾次在我面前流淚痛哭，好像他也很心痛，但我覺的效果很小，仍然愛錢和糊塗。在解放後，我曾盡過稍微的力，使他和各方的關係不致太壞，這也不是為私誼，為他個人，是為了他也仍可做些有益於人民的事。
前一月，上海方面要我證明他曾經掩護我的事，我已經證明了。
以上是大概的、扼要的情形，想你可以明白的。你不要難過，你應該學會冷靜地去看問題，深刻地去了解過去社會的複雜性。你知道他的弱點，應該好好地幫肋他，他雖然年齡大了，也應該幫助他改變他自己的種種錯誤的想法和看法。我認為你簡單地疏遠他，離開他是不對的，應該去接近他，把關係搞好，以便說服他。過去的事（自首），你不可再去提，以免刺痛他。問題是現在，他應該很快走“公私合營”的路。看樣子，他現在出書，銷路很好，他正在“走紅”，正在“私熱”中，似乎一下子還扭不過來。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從這方面去幫助他、去說服他。
但我的意見，只供你參考。你自己細心地研究後行事。也可以和組織上討論。我的信給組織上也可以的。但沒有必要時也不必給組織上看。匆匆忙忙，寫得不能滿你意，也說不定。
祝你工作好，學習好，身體好！
馮雪峰 十二月十五日
二、三十年代由於工作需要，馮雪峰與姚蓬子來住甚密。姚文元1931年12月生於上海。出生時馮雪峰就見到了他，直到1943年重新住在姚蓬子書店時再見到姚文元，他一直把姚文元當作小孩子(姚蓬子比馮雪峰長2歲)和晚輩。解放後，馮雪峰奉調北京工作，和姚文元就再沒有見面。
1953年，上海開始普選人民代表，姚蓬子作為統戰對象，被列為候選人。姚文元（時為上海蘆灣區委宣傳部科長）起初很高興，但區委統戰部隨即向他了解姚蓬子歷史，問他知道不知道父親曾經做過中共幹部……
姚文元就寫了一封信到北京問前輩和上級馮雪峰，到底父親過去是怎樣一個人。於是，馮雪峰就給姚文元寫了上面的覆信。姚文元接到覆信，不啻頭上響起了霹靂。原來父親“進步作家”的光環，一下子化為“脫黨““叛徒”的陰影。他感到自己的前途一下子黯淡了。
1952年，《紅樓夢》研究專家俞平伯重新出版了《紅樓夢研究》。1953年5月，《文藝報》介紹了這本書。山東大學畢業生李希凡、藍翎寫文章問《文藝報》能否批評俞平伯。沒有得到答覆。於是文章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發表，馮雪峰時任主編的《文藝報》作轉載，由馮雪峰起草的編者按指出：“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認為李、藍文章“是30多年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袁水拍根據毛澤東意見撰寫的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馮雪峰不得不寫出《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公開發表。12月，他的《文藝報》主編職務被免去。
此時的姚文元立即想到，自己和馮雪峰的關係已經非但不能幫忙，還會引起負面作用。1955年3月，他在向領導彙報姚蓬子的歷史問題時，又特意加上一筆：“由此我懷疑到一個問題：馮雪峰和姚是多年住在一起的，當我寫信向他了解父親情況，他回信給我，為什麼不把這些情況都告訴我呢？”1957年8月27日，在“反右派鬥爭”中，《人民日報》頭版以“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集團同路人馮雪峰是文藝界反黨分子”標題，歷數了馮雪峰的“罪行”。1958年1月，馮雪峰被撤消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全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文聯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列為右派骨幹。《人民日報》點名批判馮雪峰後，姚文元立即開始構思一篇批判馮雪峰的長文。1957年12月，這篇題為《馮雪峰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思想基礎》文章匆匆草成。1958年2月在《文藝報》發表。從此，馮雪峰在文壇銷聲匿跡，而姚文元則聲名大振。到1966年，他共發表了幾百萬字的批判文章，政治上也青雲直上。
1976年1月31日，馮雪峰病逝。執掌文化界生殺大權的姚文元沒有忘記馮雪峰，他批示：“不見報，不致悼詞，一百至二百人的規模。”
1979年4月4日，馮雪峰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第四屆文代會結束後的11月19日，在西苑飯店為他開了隆重的追悼會。而此時的姚文元已經在監獄等候歷史的審判。
閱讀更多 一個人報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