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這個詞源遠流長，願意是清澈的流水，後來喻指德行高潔、負有名望的士大夫，通常用來稱道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內部的那些評議時政，上疏言事，彈劾大臣，指斥宦官，整飭綱紀的夠得上“正人君子”稱謂的士人、官員。
唐朝最後一個皇帝唐哀帝李柷（zhù）在位時，權臣朱溫（後來的梁太祖）有一次下令大開殺戒，殺了大批當朝的“衣冠清流”名士，將他們的屍首扔進渾濁的黃河。朱溫的親信李振對他說：“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不久，唐朝就滅亡了！
其實，“清流”這個稱呼最早出自東漢末年的漢桓帝、漢靈帝時期的“黨錮之禍”。當時桓帝、靈二帝昏庸無道，寵信宦官，導致官場腐朽，政治黑暗。貴族李膺、太學生郭泰、賈彪等一批有見識的士大夫挺身而出，激濁揚清，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清流”因此得名。
作為反撲，宦官很自然地給他們扣上“黨人”的帽子。這個“黨”不同於後世的政黨、黨派，有“朋黨”、“結黨營私”的抹黑之意，所以史稱他們為“清流黨”。
這一批“清流黨”雖然是對本階級根本利益的一種自我救贖，但同時也反映了廣大百姓的呼聲，具有道義上的正義性；另一方面，“黨錮之禍”期間，這些“清流黨”人先後四次被殺戮、充軍和禁錮的達七八百人，因而贏得廣泛的同情，是歷史上“清流黨”聲譽最隆盛的時期。
提到東漢末年的“清流黨”，就不能不說一下他們的代表——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李膺。李膺字元禮,今河南許昌市襄城縣人。他祖父做過漢安帝時的太尉，父親做過趙國的相國，本人也為人正直，敢於諫言，而又學問悠長，淡泊名利，因在“黨錮之禍”中多次受到重點打擊，但是顯示出高風亮節而名滿天下。
李膺性格孤高,不喜交際。他後來閉門讀書，講學傳道，一般人被他接待是非常困難和有面子的事情，所以當時讀書人受到他的賞識，被譽之為“登龍門”。
相傳孔融十多歲時憑藉“先祖孔子與老子（原名李聃，算是李膺的祖先，孔子曾向老子請教周禮）有師友之誼的通家之好”的機智善辯得以獨闖李膺府邸；並且以“想君小時，必當了了。”答對當時的另外一名士陳韙對他“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藐視，噎得對方啞口無言也是發生在李膺家中。
南陽人樊陵請求做李膺的門徒,李膺因其人品不佳而謝絕了。儘管樊陵後來依靠阿諛攀附宦官,做到了太尉的高位，當時的士人都讚賞李膺有眼光，樊陵反而被有節操的人深以為恥。
許昌人荀爽，字慈明，他是曹操的首席謀士荀彧的六叔。荀爽兄弟八人俱有才名，被時人稱為“荀氏八龍”。荀爽是老六，但當時有“荀氏八龍，慈明無雙”之盛譽，可見他本人就是一個大名士。荀爽有一次去拜訪李膺,順便為李膺趕車,回來後高興地說:“今天居然為李君趕車了。”可見李膺被人敬慕到了何種地步！
東漢末年，宦官黑暗專權，壟斷仕途，斷了普通士人的進身之階。當時京師的三萬多太學生與各郡縣的儒生上進無門，就團結在李膺這類“天下楷模”的名士、正直的官僚周圍，在朝野形成一個龐大的反宦官專權的社會政治力量。
這些人有知識、有文化，不怕風險，不怕豪強，不怕高官。他們“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品核（hé）公卿，裁量執政。”這些“清流黨”發出的尖銳深刻、 針砭時弊的社會輿論，就形成了所謂的“清議”。這些“清議”當時是很厲害的，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懼被他們指責貶損，皆登門拜訪他們，無人不怕這種“清議”。
“清流黨”和“清議”發端於東漢末年，其影響力和聲譽也是彼時最盛。此後歷朝歷代基本都少不了所謂“清流”或“清流黨”，但是以明朝和晚清比較有影響力。
明朝中晚期﹐嚴重的政治統治危機和財政危機加深了社會矛盾﹐同時也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趨激烈。被罷免的無錫籍官員顧憲成、高攀龍等人講學於無錫東林書院﹐諷議時政﹐要求改良政治﹐以緩和統治危機﹐得到在野及部分在朝士大夫的呼應﹐形成了一種以江南士大夫為主、頗有影響的政治集團。
他們依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標準來評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形成了廣泛社會影響。這個以中下級官員、中下地主及知識分子為主的反對王公貴戚、權臣宦官的政治集團，主張以儒家正統思想挽救國，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等。他們自詡“清流”，被政治對手稱為“東林黨”，其實也就是“清流黨”。
不過後期東林黨已背離宗旨，熱衷黨爭，與“齊黨”(以亓[qí]詩教籍貫山東而得名)﹐“楚黨”(以官應震﹑吳亮嗣籍貫湖廣而得名)，以浙江人沈一貫、方從哲和姚宗文等為首的“浙黨”，還有安徽宣州人湯賓尹創立的“宣黨”、江蘇崑山人顧天峻創立的“昆黨”等鬥法不止，並借京察(明清兩朝對京官的按期考核)等名義互為傾軋。
東林黨人表現出來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剛毅，為了理想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以及基督式的悲壯殉難方式給後人樹立起一座巍巍豐碑，所以真正從群體自覺角度繼承東漢“清流黨”士大夫的，是明末東林黨人，儘管他們總體上更多地偏愛空泛的行政改革，短於治國、治軍，缺乏實際的治國才能。
當歷史推進到晚清中法戰爭前後，“清流黨”又在大清帝國迴光返照的進程中凸顯。清末的“清流黨”以文華殿大學士李鴻藻為魁首，以戶部尚書翁同龢為支柱，主要人物還有張之洞、鄧承修、張佩綸等，他們多出身翰林，喜歡褒貶時政，標榜風節。
牛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動物，時人就用一頭牛來來比擬清末的整個“清流黨”方陣。李鴻藻、翁同龢為青牛（諧音“清流”）的牛頭，張佩綸、張之洞為青牛之角，用以觸人，陳寶琛為青牛的尾巴，寶廷為青牛之牛鞭，王懿榮為青牛的肚囊，其餘不重要的牛皮、牛毛甚多。”淮軍名將張樹聲之子張華奎，因是三甲同進士出身，壓根就沒有入翰林院的資格，被晚清民史學家李慈銘譏為“牛毛上之跳蚤”。
我們先看“牛頭”。李鴻藻，河北保定人，清同治皇帝的老師。他歷經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作為“清流領袖”，是晚清主戰派重臣之一。很多人因李鴻藻與李鴻章只有一字之差而誤以為他們是兄弟。其實李鴻藻與李鴻章非但沒有血緣關係，而且是政見不同的死對頭。李鴻藻是“清流派”的“牛頭”，而李鴻章則是“洋務派”重臣。李鴻藻曾策動“清流派”彈劾洋務派李鴻章。
翁同龢，江蘇常熟人，大學士翁心存之子，咸豐六年一甲狀元，是當時著名的清流領袖，先後擔任同治、光緒兩代帝師。翁家是江蘇世宦，“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 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
這位狀元帝師，入閣軍機最為人稱道的是當刑部侍郎時為當時轟動全國、百餘年來家喻戶曉的楊乃武與小白菜這一冤案平反昭雪。翁同龢因李鴻章曾經檢舉其兄，因而終身與李鴻章不睦。任戶部尚書期間，一直在經費上死死卡住李鴻章想擴充北洋水師勢力的企圖。
當時有人寫了一副對聯譏諷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合肥”是指安徽合肥的李鴻章，“常熟”即江蘇常熟的翁同龢；“瘦”和“荒”則嘲諷在兩位重臣的治理下全國民生凋敝、他們卻擁權自肥的景象。
從“清流”初興起，“張佩綸、張之洞”這二張就是中堅骨幹，以敢諫聞名，號稱“牛角”，可見其戰鬥力非常生猛。 張佩綸，河北豐潤人，用其後來岳父李鴻章的話來說，張佩綸年輕時以筆作劍，橫掃天下，猶如“太阿出匣，光芒逼人”。
他從光緒元年至十年（1875－1884年）間，共上奏摺、奏片127件，其中彈劾大臣和直諫的達三分之一。張佩綸尤以糾彈大臣名著一時，如侍郎賀壽慈，尚書萬青藜、董恂，皆被其劾去；這份名單裡還可補上崇厚、王文韶等大佬，所以有人說張佩綸是“得名最遠，招忌最深”的“清流黨”人。外帶一句題外話，他也是近代著名作家張愛玲的祖父。
張之洞，河北南皮人，號香濤，功高德巍後，人稱張香帥。他在“清流”時上奏進諫的“搏擊”力與張佩綸並駕齊驅，所謂言論風采，傾動朝野，一紙糾彈，百僚震恐。因此有討厭此二人的說：“南皮、豐潤兩豎，以朋黨要結，報復恩怨。”
但是這位以諫諍、直言讜論為業的“清流”牛角在光緒七年出任山西巡撫後，迅速倒向洋務派，等到擔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等，華麗轉身為洋務運動的中流砥柱，比肩李鴻章成為清朝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轉身之速，令時人瞠目結舌，紛紛譏其為“巧宦”。
“牛鞭”寶廷又如何？寶廷是滿清貴族，他是努爾哈赤侄子——“鐵帽子”鄭親王濟爾哈朗八世孫，隸屬滿洲鑲藍旗，同治七年進士。他素喜狎遊，好作纖俗詩詞。
著名民主人士柳亞子先生當年應和毛主席《沁園春·雪》的一首和詞中有“更笑胡兒，納蘭容若，豔想濃情著意雕”。納蘭容若即納蘭性德，是康熙朝權臣納蘭明珠的長子。大清王朝的滿族文人，詞苑霸主，首推納蘭性德；詩壇魁首，則是寶廷。他以名士風流自命，一生縱橫於清流、美人與詩歌之間，遺留了許多談資。
寶廷被喚作牛鞭，並非侮辱，這個鞭大致相當於西方議會制度下的黨鞭。當然，民間傳言牛鞭功效非凡，或許戲虐、影射其名士風流，嗜好蓄美納妓的之癖吧！當年寶廷已經是正二品銜的中樞大員了，以禮部右侍郎充福建鄉試正考官職，卻因此次公差途中在浙江納江山船女為妾，回京後上疏自劾，就此罷官。
牛尾陳寶琛，同治朝進士，早年入翰林，直言敢諫，同張佩綸、張之洞、寶廷合稱為“翰林四諫”（另一說為張佩綸、黃體芳、寶廷、何金壽，還有一說為張佩綸、張之洞、黃體芳和寶廷），甚得寵信。他曾給末代皇帝溥儀當過三年老師，清帝倒臺後，他又冒死赴東北勸諫，試圖阻止溥儀在日本人慫恿下建立偽滿洲國。後世人評價晚清“清流黨”人，論才氣數張佩綸，論事功數張之洞，論名士風度數寶廷，論風骨，則數陳寶琛。
牛肚王懿榮，山東福山（今煙臺市福山區）人， 光緒六年進士，他曾三次榮任國子監祭酒（朝廷最高學府——國子監的首腦），所以當時的人稱其為“太學師”。讓他青史留名的是，他為收藏殷墟甲骨的第一人。這位宿儒酷愛金石之學，因對藥店所售“龍骨”上的刻紋感興趣發現甲骨文，把漢字的歷史推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時代，開創了文字學、歷史學研究的新局面。
晚清的“清流黨”是一群具有憂患意識的士大夫，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時，能直面現實反對侵略，表現出愛國熱忱，這個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他們多是詞垣臺諫、翰林“清流”，長於奏疏，在外交和軍事上既無實戰經驗，也無真知灼見。由於他們不曾具體參與中外交涉，大多不瞭解外部事務，因而發起議論來頭頭是道，慷慨激昂，實際卻是紙上談兵，空洞無物。但是清流派在甲午戰爭中誓死保衛疆域的民族主義精神，鼓舞了一批知識分子覺醒後變法圖強，終於迎來了百日維新。
從歷史的大時空來看，歷朝歷代的“清流”、“清流黨”通過“清議”來針砭時事，品評人物，對政治施加影響，對緩和封建王朝統治階級俄內部矛盾、匡正得失，具有一定激濁揚清的作用。
但在特定時期，也有少數士大夫藉此沽名釣譽，所謂“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從抗議政治腐敗變成了士人小圈子內重清議名聲而不重真才實學和政治能力的風氣，比如在西晉，就萌生出了“清談”這個更為空虛的活動。
魏晉時期，迫於政治環境的高壓和社會氛圍的詭譎，當時的士族名流，不談國事，不言民生，專談老莊周易，以度悠悠歲月。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第五個兒子王徽之，當了騎曹參軍連自己管多少馬都不知道，還要拐著彎兒引用聖人之言來損人，自己還落了個“簡傲”的佳話。
這種“清談”乃至“空談”誤國誤民的極端例子反過來歸罪“清議”或“清流黨”，當然是不公道的！
歡迎交流 敬請關注“山色歸讀”！
閱讀更多 山色歸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