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一朝，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一代文宗欧阳修引领文坛革新开一代文风；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与文人节操影响后世深远；周敦颐“一实万分”的思想奠定理学先驱之地位；此三人，当是北宋文政两坛三大代表人物。
此外，北宋还有一张很有名气的黑脸。
好人见了拍手，坏人见了发抖，那是一张黑如锅灰的脸。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想到“铁面无私辨忠奸”的“包青天“，不管是影视作品或是在戏剧舞台上，包拯总是一张黑脸，更具戏剧化的是，额头还有一个月牙，据说这代表着包公“阴阳通吃“，白日是审理世间不平的清官，夜里是主宰阴间的判官。诸如此类的传说，民间还有很多。
可事实上，历史上的包拯却是一副白面，而真正的“黑脸“，却是同时期的赵抃，此人肤色黝黑，宛如铁面，加之“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因官居御史，被人称作是“铁面御史”。
千年来，无数说书唱戏之人，为了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将赵抃和包拯“合二为一”，逐渐演变，如今“黑脸包公戏“蔚为大观，以致无人不知，而那张真正的“黑脸“，却日益模糊，被大多人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
赵抃，北宋名臣，又称阅道，能诗善书，为政宽简，尚中和之道，铁面无私却心怀柔情，为官数十年，政声显著。
纵观赵抃一生，生于“小吏世家”，年少丧父家道维艰，贫苦求学一试及第，自入仕后，声名渐起，为人为官之道为世人所称道，《东都事略》中有所记载：
抃和易长厚，气貌清逸，人不见其喜愠……为吏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治。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云。
官场沉浮数十年，赵抃从地方低级官吏做起，历仁、英、神三朝，始终以中和之道处之，一身清白，两袖清风。他上言政事不避权幸，他治理一方善恶分明，他兴修水利，救灾赈荒，尤其是在地方任上治理一方，政绩赫赫，“铁面御史”的美名流传甚远。
相传，赵抃在渡四川清白江时，看到江水清澈透亮，船行至江中，他发誓说：“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此后，这条江被称为清白江，如今的成都青白江区也因此而得名。
此外，同样让人津津乐道的，当是赵抃为官之时，只有一琴一鹤随身，《宋史·赵抃书》中有记载：
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
赵抃从政四十六年，受美誉无数，在最后的夕阳岁月里，他优游山林，游历名山，元丰七年，赵扦重游杭州，在百姓父老的夹道欢迎中，他的生命如燃尽的蜡烛，慢慢熄灭。
赵抃一生七十七载，一琴一鹤陪伴半生，清白二字贯穿始终，正如朱祐樘所言：
琴声寒日月，永留清白在人间。
鹤唳彻遥天，常使丹心通帝座。
小吏世家，少年贫苦
汤汤衢江，经衢州城北浮石深潭湍流而过，转而折向东南，顺流而下只见江水变缓，江面变宽，烟波浩渺如一湾碧湖，迂回的浅滩下，沉沙日积月累，滨水有村落，因此得名沙湾。
1008年，赵抃出生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虽是官宦世家，可到祖父一代，早已衰落，其祖父赵湘做过庐江尉，父亲赵亚才担任过广州南海县的主薄，都是些寻常小吏，官阶低下，故家世并不算显赫。
尽管如此，但赵家也算是远近闻名的大家族，叔伯兄弟颇多，赵抃排行老四，直至年老时，他也常以赵四郎自称：
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
有人欲识高斋老，只是前村赵四郎。
少年时候的赵抃，并不算好命，年幼之时，其父亲便早早离世，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此后变得更为艰难，由母亲和长兄共同抚养长大。
据苏轼《赵献公神道碑》中称其“少孤且贫”、 “育于长兄振”，《东都事略》有关其“少孤贫”的记载亦可见赵抃在年少时，遭遇诸多困厄。
刻意力学，进士及第
赵抃毕竟生于官宦之家，加上当时社会重视科举、奖掖儒臣的风气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自记事起便“刻意力学“，有了学优而仕的志向。
十余年寒窗苦读，潜心致志，1034年，26岁的赵抃中乙科进士，年少得志，这在他的家族中，并不算得是高光时刻。
从他后来的诗文中可见，兄弟子侄辈中，科举中第者不在少数，如《喜十二弟登第》：
景桔初余唱第归，入门逢尔正儿嬉。
如何二十二年后， 继得蟾宫桂一枝。
又如《忆松溪三兄县尉》、《和六弟飞石》、《次韵六 弟黄花驿楼作》、 《送五弟得替赴阙》、《送二十三侄蛭还衙赴举》，可考见他的三兄、五弟、 六弟、十二弟及侄等都通文墨，多人在科举中榜上有名。
但在诸多兄弟侄子中，大都沉沦下僚名声不显，唯赵抃佳政频频，被皇帝赏识，一生清白之名亘古今。
进士及第后，赵抃便正式踏入仕途，任武安军节度推官，官位很低，是一个帮助长官处理文书、参谋政事的幕职官。
初出茅庐，便在第一任上崭露头角。
执法从善，声名远播
当时有人在大赦前伪造公章，在大赦后使用，执法人员认为他该死，赵抃说：“大赦前没有使用，大赦后没有制造，不该死。”终使罪犯免于一死。据《赵清献公神道碑》记载：
民有伪造印者，吏皆以为当死，公独日：“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后，赦前不用，赦后 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谳之，率免死。一府皆服。
要知道，在我国古代的专制政体中，勤政爱民的清官廉吏虽不在少数，但视人如草芥，宁错杀不放过的酷吏也大有人在，“吏皆以为当死”足可见当时众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懒政现象。
赵抃逆众而为，为阶下囚请命，其执法从严、善恶分明、爱民如子的政治品格可见一斑。
或许是少年时孤贫的经历影响，赵抃对下层百姓疾苦总有更多的了解，也极容易体现出更深切的悲悯和同情，因而在执政之中表现出与他人不同的善意，这种善意贯穿他的整个仕途生涯，尤其是在地方任上，实权在手，执法从善的品性便更为明显。
一年多以后，赵抃调任监潭州粮料，又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县，再改通判宜州。
在宜州任上，有一个士兵因杀人而判了死罪，在大牢侯刑时，全身长疮，赵抃将刑期延后派医生为他诊治，这一延竟遇上大赦，这士兵得以逃过死刑。
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
赵抃善政的名声逐渐远播，赢得了广大下层民众的爱戴和拥护。
丁忧复职，初入蜀地
庆历年间，时任广西宜州通判的赵抃丁母忧去职，回到沙湾为母亲守孝三年。
庐于墓，三年不宿于家。三年间，赵抃一直住在母亲墓前的草庐内，拳拳孝子心，一时间传为美谈，“县榜其所居里为孝悌”，自此，沙湾又有了一个更具故事性的名字——孝悌里。
终丧后，赵抃复职，先后知泰州海陵县和蜀州江原县。
人生第一次入蜀，便与蜀地结下不解之缘，在后来的仕途上，多次治蜀，深受蜀民爱戴，千年之后的川蜀大地，依然流传着赵抃善政爱民的传奇故事。
当时的蜀地文教与中原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江原也不例外，赵抃即任后，大力提倡文教，并写下《劝学示江原诸生》一诗，既是铮铮劝诫之言，又是自己践行多年的人生价值观：
古人名教自诗书，浅俗颓风好力扶。
口颂圣贤皆进士，身行仁义始真儒。
任从客笑原思病，莫管时讥孟子迂。
通要设施穷要乐，不需随世问荣枯。
读书求学，不应仅仅汲汲于功名利禄，更重要的是要信守儒者规范，如原宪、孟子那样“身行仁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安贫乐道，无愧于“真儒”。
可见，赵抃借诗明志，并始终如一的躬行践履，实在难得。
政声在外，荐为御史
赵抃江原任还，即通判泗州，到任不久，便做起了“滥好人”。
据《神道碑》记载：泗守昏不事事，监司欲罢遣之。公独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权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
由于当时的泗州知州昏聩无能，他便肩负起处理政务的责任，尽力掩盖知州的劣迹，正因为此，昏庸无能的泗州知州避免了被弹劾下台的命运。
此种作为，与他“铁面”的形象可谓是大相径庭，也与官场中尔虞我诈甚至设局陷害的“常规”相悖，为了维护一个无能的上司，不惜“造假”掩护，可见赵抃铁面冷脸之下，还藏着更多的情理和善意。这种善意近乎于“法外容情”的地步，是非对错尚且不论，可见赵抃在为人上，有一种官场少见的真诚，或许，这也是他后来身为谏官弹劾权幸，却又很少在朝廷树敌的原因所在。
此后，濠州知州不按规定给士卒发放衣食等物，兵士扬言要兵变。知州害怕，太阳还未下山就紧闭城门不办公。转运使函令赵抃代他处理此事。
由于这场事变的原因并不在士兵，所以他并没 有采取野蛮镇压的政策，这样的话极有可能逼其造反，益发不可收拾。赵抃一反前守的惊惶失措，以过人的胆略，处之以镇静，将一场兵变化于无形之中，再次体现了他仁政恤下的政治品格和杰出的政治才干。
翰林学士曾公亮闻知他的事迹，虽不相识，上书举荐他为殿中侍御史。
从此，赵抃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铁面御史，善意柔情
1054年，赵抃应荐入朝就任殿中侍御史，就任以后，赵扦的政治热情得到极大地激发，他遇事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谋国尽忠竭虑。对于朝廷大臣的越理非法或不合时宜的行为，他不依不饶，弹劾不避权贵，他主张要区分小人与君子，按情况论处，因此，忠奸得以分明，赵抃在位时，御史台的作用被推向了顶峰。
在《宋史》中有记载：
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其言务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谓：‘小人虽小过，当力遏而绝之；君子不幸诖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温成皇后之丧，刘沆以参知政事监护，及为相，领事如初。抃论其当罢，以全国体。又言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且多过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为及奉使不法；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皆罢去。
此后，“铁面御史”的“威名”不胫而走，赵抃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众所周知，御史作为一个谏官，其职业特性决定了赵抃很容易在朝廷树敌，让人厌烦和惧怕。而对于本人而言，也极容易陷入激愤的情绪中，沦为清流妄议之列。
但赵抃为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谨绳墨，蹈规矩，与人言，如恐伤之"。他批评朝政，弹劾官员，从上到下都心服口服。连皇帝都对他“用之至重，有时竟达到“言行计从"的地步。苏轼高度评价赵扑身上兼有“东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堪称一代完人。参劾别人，却能够做到苏轼所说的令人“不厌"，仅凭巧智，无疑是不够的，还需要胆气以外的善意和情怀。
赵扑虽有“铁面御史"称号，在他身上，却更多地杂糅了儒家思想与佛教释家情怀。他事事讲求原则，却又时时怀柔力慈。苏辙在其《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一文中，仅寥寥数语，就清晰勾勒出了赵扑的真实“画像" ，“其容璀然以温，其气肃然以清。'在他的“铁面"底下，其实有一颗柔软的心。
因此，在他的诗作中，多有一些与形象以及“铁面御史”之称所不符合的清丽之词，
比如《暖风》：
薄袂攲云散，轻盘舞袖低。
簾疏荡楼阁，尘暗逐轮蹄。
絮乱垂杨道，香流种药畦。
春窗恼春思，一枕杜鹃啼。
又如《芳草》：
翠密驯文雉，丛深隐画轮。
离披金谷晓，寂寞茂陵春。
古渡班荆客，长堤走马人。
芊芊似袍绿，一雨一番新。
而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则认为赵抃的这类诗作“其诗谐婉多姿，乃不类其为人”，可见赵抃藏在铁面下的善意柔情，实在是鲜为人知了。
“铁面御史"倘一昧以“铁面"示人，难免令人敬而远之。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很多清官都给人留下不近人情、冷硬如铁之感。清官的舞台艺术形象也大多可敬有余，可亲不足。赵扑与旁人的不同，在于他虽“时出猛政"，却“严而不残"，“其在言责，不专于直。为国爱人，掩其疵疾"。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对贪官污吏穷追猛打毫不手软，一方面对同僚弱势示以充分的理解和力关爱，前文所述，均是极好的例证。
铁面无私自然难得，但侠骨柔情却更为动人，善意和暖意，是赵扑区别于很多清官的一个显在标志。
他在京做言官时是这样，在外主政一方也处处彰显善意。
宦海浮沉，中和之道
嘉裕元年九月，赵抃被刘沆排挤，出知睦州，政声在外。据《赵清献公神道碑》载：
睦岁为杭市羊，公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税而无荼地，公为奏蠲之，民至今称焉。
岁满，改为梓州路转运使，又改知益州。
第二次入蜀地，自然轻车熟路一些，赵抃时时以身作则，益州风气为之一变，据《宋史》记载：
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抃以身帅之，蜀风为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
古代官员尤其是地方官，习惯于将犯人多，牢狱满作为自己治理一方的政绩，而赵抃，恰恰相反，据冯梦龙《智囊》记载：
赵清献公出察青州，每念一人人狱，十人罢业；株连波及，更属无辜；且狱禁中夏有疫疾湿蒸，冬有皲瘃冻裂；或以小罪，经年桎梏；或以轻系，追就死亡；狱卒囚长，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时令人马上飞吊监簿查勘，以狱囚多少，定有司之贤否。行之期年，郡州县属吏，无敢妄系一人者。
在赵抃看来，监狱里人满为患恰恰是社会不安定的体现，执政官员无能的表现，以拘捕作为业绩，而往往诸多冤狱，并且，也因此束缚了大量劳动力，使百姓陷人怨尤哀苦，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生产、生活。
赵抃主政一方，最不喜欢大权独揽。他充分放权，调动各地方官的积极性，广泛施行其“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等的执政理念，以至于各地出现 “狱以屡空"、百姓安居的可喜局面。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赵抃可谓理解的透彻，宽而简的中和之政深得民心。
辞官不成，再守蜀郡
赵抃从蜀回京，按照旧例，将不再担任谏官，必然会到省府任职。
可当时恰逢神宗即位，大力赞扬赵抃简政的做法，仍然召赵抃为谏官，《宋史》中有记载：
神宗立，召知谏院。故近臣还自成都者，将大用，必更省府，不为谏官。大臣以为疑，帝曰：“吾赖其言耳，苟欲用之，无伤也。”及谢，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未几，擢参知政事。抃感顾知遇，朝政有未协者，必密启闻，帝手诏褒答。
随后，王安石主政，大力实行变法，赵抃屡屡反对，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经过变法时的朝堂之争后，或许是年事已高，又或许是心生倦怠，熙宁三年四月，赵抃第五次上奏章请辞，未如愿，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
赵抃为政宽厚之名早已远播，杭州境内盗贼横行，赵抃上位后，面对此况并不是放低原则的仁慈姑息，而是执法从严，重拳出击，“其情重者黔配他州， 盗遂遁去。”
熙宁五年 ，成都戍卒又出现了不安定因素，朝廷深以为忧，意欲遣大臣前去镇抚。
赵抃当然是最佳人选，“为蜀人所爱信者皆莫如公”，可朝廷官员素来没有从省府到蜀地的先例，神宗召见赵抃询问意见，据《赵清献公神道碑》记载：
及见，上曰：近岁无自政府复往者，卿能为我行乎?
公日：陛下有言即法也，岂旷有例哉?
年过花甲，赵抃再守成都，到蜀之后，赵扦仍以宽简为治。
默为经略而燕劳闲暇如他日，兵民晏然。蜀地在赵抃的治理下重归平静，蕃兵叛乱很快平息。
两年之后，赵抃向朝廷请求改知东南州郡，在归休致仕前夕，顺利治理越州灾荒，曾巩为此还专门作《越州救灾记》来歌颂 他的功绩。
1072年，赵抃在杭州致仕，又赶上杭州旱蝗，人民深受其害，赵抃以宽简为本，得到杭人的拥护，后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名臣言行录》中有记载：
赵清献再守杭，天下剧郡，清献从容为之，其政本于孝悌，不严而肃，民莫敢犯。
这样的评价恐怕并不夸张，赵抃致仕六年后，在其子赵虮的陪同下重游杭州，“杭人德公，逆者如见父母”。这般深入民心，于古于今，并不多见。
遍历名山，悠游卒岁
1079年，七十二岁的赵抃终于如愿告老，加太子少保衔。
余生的夕阳岁月，赵抃在儿子的陪同下游山玩水，遍历名山，不少歌咏东南名胜的诗篇都写于此时，如《题八咏楼》、《登黄云山》、《过天姥岭示男虮》、《初入天台示帆》等。
赵抃对于这种天伦兼山林之乐颇为满意，曾不无自得地夸耀“路逢白发老翁问，父子同游有几人”。
也时常回首自己的仕宦生活，“三岁尝叼二国钧”，几十载沉浮已 经“只是南柯一梦中”。
牵动赵抃的只有那些曾经镇抚治理过的土地和人民，“我车出蜀十年强，感旧情怀未尽忘。有问老衰师为道，心如冰雪鬓如霜”。
尤其是蜀地，赵抃的政治声誉大半由治蜀而来，大概还有不少的父老、故人会怀念自己吧?
元丰七年，赵抃安然而逝，一生正式画上句号：
晨起如平日，虮侍侧，公与之诀，词色不乱， 安坐而终。
神宗闻讯后，深感悲恸，辍朝一日，在《赵清献公神道碑》记载：天子辍视朝一日，赠太子少师。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莲花山，谥曰：“清献”。
同年十二月，赵抃葬于西安莲花山。
琴鹤随身，清白传世
赵抃终其一生，历三朝为官，四十多年都在外宦游，他三任知县、七任知府、三任转运使，辗转大半个中国。
而每每转任之时，身边只有一琴一鹤相随，毫无疑问，赵抃清廉如斯，这“一琴一鹤"，首先当指其为官之廉、为政之和。苏轼曾在《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琴鹤图》上欣然题诗，赞扬赵抃的清廉：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
而其次，琴鹤作为文人常挂于口的雅词，亦是古代文人的雅趣，因此，“一琴一鹤”还代表着赵抃的情趣，赵扑所处的北宋，士大夫生活极为优越奢靡，赵抃虽精神物质上严格自律，但他也并非苦行僧，他不拒绝必要的休闲娱乐。但与一般士大夫不同，他自有一套声色"娱己的办法，即是“一琴一鹤'。
在《宋史》中对赵抃有这样的描述：王事间歇，时弹古曲以和平其心志。
不难想见，勤政之余，赵抃也靠着一琴一鹤自我排解和消遣。
他为政宽松有度，严而不残，他谏言不避权贵，却又体现出极高的人文情怀，中和之政为静，时而猛政为动，抚琴为静，养鹤为动，这一静一动，使得赵抃人格更为饱满，也是他对于仕途，对于生活的诗意留白。
千年之后，我们思及赵抃，或许会忽略他的黑脸，而最清晰的则是他留给我们“一琴一鹤”的背影。
这背影虽已千古，却没有在历史的烟尘中模糊远去。
高古清妙的琴声仿佛正穿越时空而来，白鹤也似载着一位两袖翩翩面目黝黑的老者，翩然振翅，唳声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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