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史图馆专栏约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与史图馆立场无关。
1943年5月2日，在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布里森泰勒河（Brixentaler）河谷中的一座名为伊特堡（SchlossItter）的古堡中，克罗地亚人祖文尼米尔·库科维奇（Zvonimir ČUČKOVIĆ）看见两辆飘扬着党卫军旗帜奔驰指挥车穿过伊特堡的正门，驶进了堡内的三角形院子中，他惊讶的看着三个人从车里走了出来，虽然他已经被德国人辗转关押了16个月，但他还是认出了这三位分别是爱德华·达拉第、莫里斯·古斯塔夫·甘末林和莱昂·儒奥（Léon Jouhaux），这三位战前法国的大人物，现在来到了这古堡之中。
伊特村的位置
爱德华 达拉第
莫里斯·古斯塔夫·甘末林
前二位我们都比较熟悉，儒奥在二战前担任法国全国总工会的总书记，在二战爆发前，儒奥积极反对战争，但战争一爆发，他意识到德国一旦取胜，就意味着法国工人将会沦为奴隶，因此转而支持战争。维希政府成立後，他很快就成为了维希政府通缉的对象，1941年11月26日，儒奥准备利用伪造的证件在马赛登船前往葡萄牙，进而前往英国，但由于抵抗组织内部双面间谍的泄密，他不幸被捕，後来辗转被关押到了伊特堡。
莱昂·儒奥
对于伊特堡的主管塞巴斯蒂安·魏默尔（Sebastian Wimmer）来说，这三位的到来意味着他的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这位党卫军上尉在1942年9月从血腥的东线调回，1943年4月28日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了伊特堡，担任伊特堡的主管，同时也是所谓党卫军伊特特别突击队（SS-Special CommandoItter）的指挥官，包括十四名队员和六条警犬，这支部队的二号指挥官是一位名叫斯蒂芬·奥托（Stefan Otto）的党卫军少尉，虽然他的主要任务是从关押在此的那些大人物口中套取信息，但伊特堡的警卫队队员们知道他同样会把他们看得死死的。对于魏默尔来说，战局对德国不利之时，好生款待这些要犯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好处，因此他不得不保持“正确的尺度”来对待这些要犯。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座古堡了，这座古堡历史悠久，最早于1241年见于历史记录中，直到1380年该城堡都处于雷根斯堡主教的统治之下，到了1380年，该城堡被卖给了萨尔茨堡主教；1782年，这座城堡成为了已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约瑟夫二世的私人财产’；1805年，随着《普雷斯堡和约》的签订，这座城堡又到了拿破仑的手里，不过他很快就把这座城堡给了他的盟友，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不过到了维也纳会议之後，这座城堡又重新回到了奥地利人手中，此时的伊特堡已经年久失修，1878年，该城堡被卖给了一位来自慕尼黑的实业家，他重新修缮了伊特堡。
不过到了1884年，这座城堡又被卖给了当时著名的钢琴家与作曲家——索菲·门特（Sophie Menter），她是著名的钢琴家李斯特的弟子，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八年，期间应邀光临的人包括瓦格纳、柴可夫斯基这样的大师，李斯特更是伊特堡的常客。可惜的是，到了1902年，由于资金问题门特不得不把这座古堡变卖。1925年，这座古堡又被奥地利第一共和国蒂罗尔州的副州长弗朗茨·格鲁纳（Dr. Franz Grüner）买下，讽刺的是，达拉第在1932年造访奥地利的城市沃格尔时正是在伊特堡下榻......
伊特堡的俯视图 左侧为大门位置
1938年3月12日，德国军队开入奥地利，伊特堡因为其绝佳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希姆莱的注意，不过到了1940年纳粹当局才从格鲁纳手中租借了这座城堡，到了1943年4月25日，除了电路系统以外，伊特堡主体的改造工程已经大体完成，古堡已经被改造成了一所专门用来关押达官显贵的监牢，负责电路改装的囚犯被留了下来，此人就是那位克罗地亚人——祖文尼米尔·库科维奇。
我们可以想象当达拉第来到这座古堡十天之後看见自己最不愿意见到的政治对手——保罗·雷诺出现在伊特堡时是什么心情，和雷诺一同到来的是一位网球明星——让·博洛特拉（Jean Laurent Robert Borotra），他一个网球明星怎么就到了这里呢；博洛特瓦年轻的时候便喜欢上了网球，一战爆发後，他加入了军队，战争结束後，他继续打网球，并且到了20年代末期，他几乎将世界最高级别的锦标赛冠军都收入囊中；与此同时，他也不忘参与政治，在20年代末，他加入了“火十字团（Croix-de-Feu）”，这是一个由退伍老兵组成的右翼团体，为首的是陆军中校弗朗索瓦·德·拉洛克（François de La Rocque），此人在後面还会出现。
比赛中的博洛特拉
二战爆发後，博洛特拉接到动员令，带着部下在洛林地区战斗，贝当下令法军停火後，博洛特瓦逃了出来，并且和一位有办法能搞到小型飞机的法国空军飞行员约定于7月3日夜间偷偷起飞飞往英国。但就在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法国广播电台传来消息，皇家海军对驻扎在阿尔及利亚凯比尔港的法军舰队发动进攻（即“弩炮行动”的一部分），法国海军一艘战列舰、一艘拖船沉没，两艘战列舰、三艘驱逐舰受损，还有一艘驱逐舰搁浅，1200多名法国水兵丧生；虽然博洛特拉并非不能黎姐（雾）皇家海军的用意，但仍然感到怒不可遏，遂决定留在法国，为祖国做贡献。
“弩炮行动”中的斯特拉斯堡号 丘吉尔的“必要之恶”属实是惹恼了不少中立的法国人
维希政权成立後，博洛特拉于7月20日应让·伊巴尔内加雷（Michel Albert Jean Joseph Ybarnégaray）之邀成为了第一任教育与体育委员会总干事（General Commissioner for Education and Sports），目标是对法国青年一代进行再教育，好让年轻人更好的适应生活，迎接祖国的召唤。博洛特拉虽然对这份工作怀有热情，却拒绝为德国佬卖命，最後德国佬强迫维希政府在1942年4月19日将其革职，几个月後，博洛特拉决心离开法国，加入盟军，11月22日，他前往巴黎，打算先乘火车南下，然后徒步进入西班牙，但由于他曾经将计划透露给朋友，于是在即将登上火车的一刻被盖世太保抓了起来......
到达伊特堡之後，博洛特拉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件事——逃跑！他一共逃跑了三次，第一大概是在1943年秋天，第二次是在1945年3月下旬，最後一次在1945年4月29日，当晚6时，博洛特拉在院子里遇到了正在溜达的达拉第，打了招呼之後便向最近的一堵围墙跑去，一个多小时後，他被抓了回来，惩罚也不过是被关了几天禁闭而已，和前两次没什么区别......
1943年6月19日和7月2日，先後有两位女性来到了伊特堡，前者名叫奥古斯塔·布吕克伦（Augusta Bruchlen），她于1924年成为了儒奥的秘书兼翻译，两人也萌生爱意；法国战败後，布吕克伦成为了儒奥和抵抗组织间联系的纽带，儒奥被捕後，很长一段时间内音信全无直到1942年11月，不过到了1943年3月底，儒奥被转移到别处，布吕克伦担心十分儒奥，于是便动身赶往维希，要求和儒奥待在一起，哪怕後者被关到了集中营中。5月29日，布吕克伦来到了盖世太保在巴黎的总部，被告知可以和儒奥见面，但必须做出书面保证，同意接受无条件监禁，这样，她也来到了伊特堡。
后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妮·马碧尔（Christiane Mabir），她在战前是雷诺的秘书，她最初被关押到了柏林以北的一座女子集中营，布吕克伦来到伊特堡之後，雷诺要求魏默尔查明马碧尔是否还在人世，如果还活着，就把她带到这里来，就这样，马碧尔来到了伊特堡。当然，魏默尔能这么做并非良心发现，而是盘算着如果能让这位法国前总理欠自己一个人情，好为自己某一条后路。
马碧尔到达几个小时之后，又有一辆轿车驶入了城堡前院，下车的此人一身北非格调的装束，名叫马塞尔·格朗热（Marcel Granger），他在战前是法国殖民地的一名预备役军官，法国战败後，他一开始还留在军中服役，不过很快就加入了抵抗组织，1942年11月，盟军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格朗热的辛勤努力似乎要结成正果，但德军此时加大了对内部的搜索力度，于是在1943年4月初，格朗热被抓获，几天之後被投入了达豪集中营，他之所以会被转移到这里是因为他是法国陆军上将亨利·吉罗的亲戚，吉罗在1942年4月17日从德累斯顿附近的国王岩堡垒（Königstein Fortress ）集中营逃跑，并且来到了北非，为了动摇吉罗的意志，纳粹当局便把和吉罗有关的亲戚都抓了起来，格朗热就是其中之一。
亨利·吉罗 1943年在卡萨布兰卡
下一个来到伊特堡的人显然让甘末林和雷诺更加难受，此人就是马克西姆·魏刚和他的妻子玛丽·勒内·约瑟芬妮·德·弗桑兹（Marie-Renée-Joséphine de Forsanz），雷诺不禁喃喃自语到：“叛徒，卖国贼”，声音大到周围的人都可以听得见。
马克西姆·魏刚
下一批犯人在1944年1月9日到来，包括米歇尔·克莱蒙梭（Mcihel·Clemenceau）和前文提到的弗朗索瓦·德·拉洛克，前者在战前是一位大企业家，战争爆发时，他以65岁的高龄参军入伍，1943年5月被盖世太保逮捕，不过此人有一个更为有名的父亲名叫乔治·克莱蒙梭......
而拉洛克的到来则让众人感到疑惑，毕竟在他10个月前被捕之前一直在为维希政府效力，被公认为是一位头号法西斯分子，不过如果他们知道他还是一位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的话恐怕会更为吃惊。前文提到，他是法国右翼组织“火十字团”的领导人，该组织在1936年法国大选後被他改组为“法兰西社会党（French Social Party）”，奇特的是，他本人和该政党明确反对纳粹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可能是因为他从未忘记一战时期法国是如何被德国人侵略的。
二战爆发后，他号召全体党员团结一心保卫祖国，维希政府成立后，他认为唯有贝当才能领导法国继续前进，不过他在1940年9月告诫过追随者对维希政府要“绝对有所保留”，甚至在1942年11月宣称“绝不当亡国奴，绝不通敌合作”。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态度，他和维希政府的关系日益恶化，在1942年2月开始为盟军的情报网提供消息，直到1943年3月9日盖世太保闯入他的家中将他抓走。
弗朗索瓦·德·拉洛克
最后一批来到伊特堡的犯人的身份更为特殊，玛丽·艾格妮斯·盖伊奥（Marie·Agnès Cailliau）和她的丈夫阿尔弗雷德·盖伊奥（Alfred Cailliau），他们之所以会被关到这里是因为玛丽·艾格妮斯·盖伊奥的弟弟：夏尔·戴高乐。1943年4月，这对夫妇被逮捕，在1945年4月13日来到了伊特堡。
除了上述这些人之外，还有三位大人物曾经被短暂的关押在伊特堡，包括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总统——阿尔贝·弗朗索瓦·勒布伦（Albert François Lebrun）、1919-1920年间任意大利总理的经济学家弗朗切斯科·萨维里奥·尼蒂（Francesco Saverio Vincenzo de PaoloNitti）以及在1931-1938年间任法国驻德国大使，亲眼目睹了纳粹的崛起的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在任期间，他曾经多次警告国内德国的威胁，但非常可惜没有受到重视，1939-1940年间任法国驻意大利大使，有趣的是，战后，在1949-1955年间他又成为了法国驻西德大使。
这些人虽然都是法国人，但是彼此之间依旧格格不入，雷诺和达拉第相互讨厌，不过他们都厌恶魏刚，甘末林也是如此，不过甘末林还和雷诺一道与达拉第作对；拉洛克本来就是右翼分子，自然不会和儒奥合得来，不过拉洛克倒是和魏刚来往密切。达拉第、儒奥和甘末林对于博洛特拉毫无好感，但是由于雷诺和博洛特拉在这之前就曾经被关押到一起，所以彼此还算相处融洽。这些法国人用餐时候都要分成三桌，魏刚夫妇、博洛特拉和拉洛克坐一张桌子，雷诺、马碧尔、甘末林和克莱蒙梭坐另一张桌子，达拉第、儒奥、布吕克伦还有后来加入的盖伊奥夫妇又坐另一张桌子；他们之间的争斗不仅仅如此，他们每天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撰写回忆录，一方面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对对手大加鞭挞。
虽说名为囚犯，但他们的待遇比集中营里的那些人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他们可以在院子里散步，古堡里还有一座图书馆，藏书三百余册，晚饭过后，魏默尔还会送来一瓶白兰地；给他们做饭的是一位捷克厨师，名叫安德烈亚斯·克罗伯特（Andreas Krobot），此人也将在后来发挥重要的作用，库科维奇还从看守那儿偷来了小型的短波收音机，这台收音机被藏在了雷诺的房间里，如果有什么重大消息，雷诺就会通过马碧尔和博洛特拉把消息传给其他人。
时间就这样流逝，很快就到了1945年，随着纳粹即将战败，这些囚犯们平静的生活也将被打破......
（未完待续）
閱讀更多 史圖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