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新的学说，都是经过四个阶段才被世人承认。第一个阶是冷淡，不予理会；第二阶段是谩骂，打击；第三阶段是怀疑，讨论；第四阶段才正式承认。』（《尹吉甫与诗经鉴赏》李辰冬）
（作者：赵辉）《诗经》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开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但《诗经》中的许多未解之谜，在历代研究者的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扑朔迷离。现代《诗经》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只是停留在对前辈观点的重复解读中，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诗经》的深入研究无实质性进展，对中华文明的瑰宝《诗经》所包含的历史价值认识也无实质性突破。
关于《诗经》的开篇《诗经•周南》、《诗经•召南》中的“周南”与“召南”的具体与真实含义，从孔子推崇《诗经》以来，笔者还没有发现对“周南”与“召南”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定论。这种对“周南”与“召南”意义理解的模糊化与简单的字意解读，不仅体现了现代《诗经》研究者的固步自封与无所作为，每年关于《诗经》的论文虽然有数百篇，大都是彼此相互罗列、引述观点，对《诗经》的深入研究无太大价值，也使得现代人仍局限在2500年前孔子对《诗经》的理解与认识水平。
不能解决《诗经》中“周南”与“召南”的真实含义，就无法读懂整部《诗经》所包含的积极社会意义。现代有关《诗经》研究中关于“周南”与“召南”的论文观点大同小异，基本把“周南”与“召南”理解为地域名称, “二南”是对周公、召公治下南国各小国的泛称，《诗经》中的“二南”作品都是南国地方的民歌。这种简单的理解对《诗经》的认识与探究，无法提供正确的方向，阻碍了《诗经》的深入研究，使得《诗经》研究止步不前。
《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吕氏春秋》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关于“二南”问题的真实意义，在《吕氏春秋》之《季夏纪第六》中明确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翻译为现代文为：禹巡视治水之事,途中娶涂山氏之女。禹还没有来得及与她举行仪式就到南方巡视去了,涂山氏之女就叫她的侍女在涂山南面迎候禹,她自己于是作了一首歌,歌中唱道：“候望人啊”。这是最早的南方音乐。周公和召公时曾在那里采风,后人就把它叫做“周南”、“召南”。
原始资料有了，史料也很真实可靠，翻译也很简单明了，但对它的解读就考验研究者的眼光与理解力。只有对它的正确解读，才能为《诗经》研究发展，提供正确的途径与方向，为《诗经》众多未解之谜破解提供有力的线索。它不仅印证了“大禹会诸侯”的地点为安徽省怀远县的涂山南麓，也为破解千年《诗经》之谜提供详实的资料。
对此，根据笔者的解读：“南”为产生于“大禹会诸侯”的涂山地区的一种音乐风格，也就是现在位于安徽省怀远县地区的一种音乐类型，是大禹的妻子涂山氏于四千年前开创的一种音乐曲调。因为周公和召公时曾来此采风,定制为周朝礼乐的一部分，周朝人把这种音乐风格叫做“周南”、“召南”。对此，相信大多数学者应无异议，而对“周南”与“召南”为什么会被列为《诗经》开篇，其隐含的意义，才是破解《诗经》之谜的关键。
笔者在关于《诗经》的相关文章中，论述了《诗经》大部分产生于安徽省怀远县的春秋向国，是以尹吉甫为代表的诗经创作群体，在一百多年时间内，以春秋向国为主要创作地点，以四言文体为主的诗歌作品。春秋向国向城遗址位于涂山之北15公里左右，大禹治水的涂山其时正处于春秋向国境内，为春秋向国境内的历史名胜。向国的诗人们把产生于本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南”与“召南”音乐类型，列为《诗经》的开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为笔者关于《诗经》大部分作品产生于春秋向国提供了强力的证据；也是笔者关于《诗经》非孔子编撰，而为向国公主向姜编撰的有力证据。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在五年营建洛邑成周的第二年来到成周的向国境内的涂山地区采风，收集“南音”，定制礼乐。《吕氏春秋》的记载表明《尚书·大传》的表述绝不是凭空杜撰。产生于涂山地区的“南音”因周公、召公的推崇，被向国诗人命名为“周南”“召南”，并在向国人编撰的《诗经》中排放在起始篇章中，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吗？在《诗经》之《鼓钟》中“鼓钟将将，淮水汤汤”“以雅以南，以龠不僭”，表明诗经的作者更是把诞生于淮水的“南音”，推崇为最高雅的音乐，是周乐的代表类型，其魅力让“淑人君子，怀允不忘”。体现了诗经作者对故乡的怀念，对故乡音乐“南音”的怀念。
从中我们也可以对《诗经》中的风、雅、颂的分类，形成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诗经》是按音乐风格分类，而不是按照《诗经》作品的地域分类，一个作者或一个地区作者的作品可以被编撰者分类到风雅颂的不同音乐类别中。打破传统对《诗经》作品的区域认识，才能根本解决《诗经》的众多之谜，为《诗经》研究开创一个全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诗经》开篇的“周南”与“召南”为四千年前产生于安徽省怀远县境内涂山地区的由涂山氏开创的一种音乐风格——“南音”“南乐”，因受到周公和召公两位名人的推崇，而被定名为“周南”与“召南”。涂山氏也可以说是有史记载以来，中国最早的诗歌创作者与中华音乐奠基人。《诗经》将“周南”与“召南”定为开篇，是因为《诗经》的编撰者为涂山地区的春秋向国公主向姜，而将本地区流传的音乐定为周朝数种音乐的起始。 其为破解《诗经》千古之谜、证明笔者关于《诗经》的论断，又添一强有力的证据。“周南”与“召南”不能简单理解为周公、召公统治区域南方的作品，如果是这样的话，从孔子开始的二千五百多年时间内，众多的《诗经》研究者早就应该破解了《诗经》的身份之谜。
对于笔者的观点与结论，本文中论述的不足与留白，有心者可以详细加以探究；反对者可以进行详实认真的批驳。任何真实的事物，都是经得起时间和全方位的考验，在探讨与争鸣共同推进《诗经》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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