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晓西
民国时代，国家四分五裂，政权迅速更迭，那时候中华大地上出现过的货币多达三百多种，发行过的纸币多达一百多种，从1937年到1949年，不但是中国的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银行、铁路银行、共产党根据地的苏维埃银行和边区银行可以发行纸币，就连美国的花旗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以及北京和山西的一部分票号都在发行纸币。
1935年起，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中央银行正式发行“法币”，希望用这种纸币来取代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几十种银元和百余种纸币。结果呢？法币确实通行于大江南北，确实成了中国境内流通最广和使用频率最多的纸币。
可是到了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开始流通正金银行发行的“日金”和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劵”。到了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边币和人民币也渐渐占领市场，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接受。
“法币”刚发行时，购买力非常坚挺，基本上可以跟银元当中的“袁大头”和“孙小头”基本持平。以1936年1月的上海为例，一块袁大头可买25磅越南大米，一元法币可买22磅越南大米。
法币最初购买力坚挺，这一点从鲁迅寄给母亲的生活费上也可以看出来：1935年以前，鲁迅每月寄给母亲100块袁大头；法币流通后，每月改寄150元法币。因为鲁迅知道，当时北京150元法币与100块袁大头的购买力相当。
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由于发行太多太快，法币已经明显贬值，还是在上海，1937年7月一元法币只能买15磅越南大米。
1938年，四川成为抗战后方，大批军人、公务员、教师、学生和江浙难民涌入，物价飞涨，法币继续贬值。按成都市政府1938年9月公布的物价表，此时一元法币在成都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人民币15元。
1942年，为了筹措军饷，国民党发行了更多的法币，法币购买力又贬值了许多。据赋闲在成都老家的清华教授赵似桐日记，在1942年5月6日，一元法币只能买一斤猪油，而抗战刚爆发时同样的钱可以买七十斤猪油。
抗战时期，沈从文夫妇在昆明躲避战乱，日记中一再写到法币贬值。1942年8月9日，10元法币才能买一盒烟。1942年9月8日，“米卖500元一石，约80公斤，猪油30元一斤，白糖30多元一斤，炭1.8元一斤，金子0.65万元一两，鞋子好的近1000元一双，西装3000-5000元一套，房子平均约100元一小间（开周注：此处指月租）。拉车理发月可收入二三千，银行小职员收入约1400元，大学校长月入不过1300元，教授月收入1000元左右，中学教员却又有1200元一月的，总之一切都有点儿不正常。”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收复上海，上海市民手中的日伪货币必须兑换成法币，兑换率是这样的：1元法币=100元中储劵。这说明什么？说明日伪货币在沦陷区的贬值速度恐怕比法币还要快。
1948年，全中国正在不断解放的时候，法币已经走向了历史的尽头，一万元法币不够买一只烧饼，一百万法币不够买一斗米。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行金圆券。但金圆券的购买力坚挺了不到一个月，就迅速往下掉，1949年3月1800元金圆券可以换一块大洋，1949年4月20万金圆券都不能换一块大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