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知足

范仲淹的改革叫庆历新政，要了解庆历新政为何失败，就要了解范仲淹为何要改革（背景），以及改革的内容（措施）。

一、施行庆历新政的背景

北宋到了仁宗这一代，适应建国之初巩固中央集权需要而建立的“内外相制”“上下相维”的官僚体制，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范仲淹在呈给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简称《十事疏》）中说的：“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十事疏》谈到的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1、机构臃肿，冗官冗吏，人浮于事，给民间造成极大的负担。

2、朝廷对地方统管过死，束缚了地方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地方一味依赖朝廷，朝廷穷于挖东墙补西墙。

这些弊端到了庆历初年，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朝廷企图将一年重似一年的财政困难转嫁到民间，百姓不堪压榨，于是出现了集体反抗。仅仅庆历三年，就发生了京东（王伦为首）、京西（张海为首）、湖南瑶族等三次较大的农民反抗。

同时，从宝元元年开始的西北边衅，因西夏李元昊政权的步步进逼，到此时已显得十分吃紧。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即庆历新政。

二、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

1 整顿地方官僚机构

1.1 加强地方责任制，把州、县官的任免权逐级下放给地方主管官员。各路监司（转运使、提点刑狱）有权选择所辖州、县官，知州、通判也有权自己选择知县、县令。原任州、县官不称职者，可以奏罢，在通判、幕职中选可任者代理。

1.2 整顿和落实州、县官的职田补贴，增强地方官的岗位责任感，利用经济手段鼓励有真才实学的人赴外任，以此加强州、县的行政管理。

1.3 合并、精简机构，裁撤冗余吏职，简化地方吏治。

2 改革官僚选拔制度

2.1 明黜陟，对官吏政绩定期考察以决定职位的升降。延长考核年限，严定考核办法；凡有高才卓行，取得善政异绩者，破格提拔，不受年资的限制；对为政不洁、老病愚昧的官员，予以淘汰。

2.2 抑侥幸，此条专对恩荫制度而发。蒙受恩荫者，除长子外，都加以年龄限制，同时入选的对象一定要到吏部参加考试，不试者永不预选。

2.3 精贡举，严格考试制度以精选真正合格的人材。废除以辞赋声病偶切定去留的旧制，规定进士考试三场，先策，次论，后诗赋，以三场的总成绩和平时表现作为录取的标准。

3、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以澄清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虽然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但立刻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那就是在旧的官员考核选拔、恩荫制度中获取了特权并视为理所当然的既得利益者——以三任首相的元老重臣吕夷简为代表的守旧势力，通俗来说就是庆历新政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陷入群起而攻之的窘境，寸步难行。

吕夷简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紧紧抓住官吏任免大权。范仲淹将吕夷简进退官员的情况制成《百官图》，献给皇帝，图中一一附以说明，揭露吕夷简在用人问题上的营私舞弊。不久又进《帝王好尚》《选任贤能》《近名》《推委臣下》四论，以历代宰相专权以致社稷易姓的教训，提醒仁宗不可将用人之权尽委大臣。

吕夷简的反攻随机而来，以“越职言事（当时范仲淹权知开封府，非谏官），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的罪名，将范仲淹排挤出朝廷，贬为地方官。朝堂贴出范仲淹坐朋党落职的榜文，戒百官越职言事。

朋党是吕夷简加给范仲淹等改革派的罪名，朋党也历来为君主忌讳，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言朋党有君子和小人之分，此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吕夷简为代表的旧势力，在人事斗争中此消彼长，浮浮沉沉。

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被正式罢去了参知政事的职务，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相继被排斥殆尽。仁宗下诏再戒百官朋党，内有“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显然是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以邪正分朋党而发。因此，庆历新政的废除，也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麻辣一加一

宋朝范仲淹的改革为什么走向失败？

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后，因直言进谏，呆在京城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外放在地方为官。庆历新政之前，范仲淹一直陕西前线抗击西夏，御边效果卓有成效，西夏李元昊与大宋和谈后，范仲淹于庆历三年被调回东京任参知政事。宋仁宗想用范仲淹朝廷改革。

一、改革目的——抑制“三冗”。

宋仁宗急于改革，是因为“三冗”问题负担太重！所谓“三冗”就是：

一是“冗官”。宋朝因为得国不正，总是担心臣子效仿，在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想方设法对臣子朝廷分权，进而产生“冗官”。冗官产生的具体原因有：机构重复设置，机构多；兵将分离造成带兵的多；科考取仕多； “恩荫”泛滥；“买官”成风。

二是“冗兵”。兵将分离导致将对兵的训练、管理不到位，从而造成兵员素质下降。质量下降就从数量上来弥补，自然就造成了“冗兵”。

三是“冗费”。官多、兵多，自然各种开支费用就大；另外，宋朝实行募兵制，军饷就是天文数字。澶渊之盟与西夏方儿以后，每年要贡给辽国、西夏大量的岁币、绢匹，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造成了“冗费”。

二、改革举措——范仲淹改革十策。

宋仁宗当时有锐意进取之心，多次询问范仲淹当世之事，有意实行改革。范仲淹认为朝政积弊较深，不是朝夕就能改变的，因此并没有下定决心提出改革方案。但宋仁宗亲自手写诏书赐范仲淹，并把范仲淹、富弼约到天章阁内，准备好笔墨纸砚，让他们当面写出方案：

宋仁宗这是“赶鸭子上架”，让本来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只能迎难而上！范仲淹很快拿出了改革方案，即《答手诏条陈十事》，（以下引用均来自《宋史.列传七十三》）：

就是明确官员的升降问题，没有大功劳大善举不能升迁。二府内外在职人员至少要干满三年才能考虑升迁；在京各衙门的官员如果不是推选或科举而任职的，至少要干满五年，才能进行升迁考核……这是针对宋朝当官满三年，不管有没有业绩，一般都要升迁的旧习惯而提出的改革举措。

这一条是针对“恩荫”制度的弊端而发的。所谓乾元节就是宋仁宗的生日，在皇帝生日这天，是要开恩荫的，范仲淹建议少卿、监以上的职位乾元节恩补可以去掉。正郎以下的官必须干满两年以上的才能让子孙“接班”。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龙图阁等馆阁，大臣们不得推荐自己的子弟担任。

这一条是针对科举弊端而言的，认为进士应该先考策论，然后再考诗赋。策论写得好、诗赋写得差一点的为优等生，策论写得一般、诗赋写得好的为次等生。优等生直接给出拟授官职，次等生等待进一步选拔。范仲淹建议让进士名实相符。

范仲淹认为刺史、县令这些职位与百姓休戚与共。建议重要岗位由上级主管部门提名推举，然后干部部门考察这些被推举的人历任业绩，根据举荐的多少和业绩考核结果，择优录用。

范仲淹则认为只有“厚禄养贤”， 才能减少外任官员贪腐，清廉的地方官才能管理好地方。真宗时定下的职田不应取消，而是需要公平分配。

宋朝因为冗官、冗兵的弊政，全国人民都热衷于当官和当兵，所以对立国之本的农业反而轻视了。范仲淹希望朝廷下大力气发展农业，派专人兴修水利，让农业成为立国之本。

这一条是针对“募兵制”的弊端而提的。范仲淹建议，恢复府兵制，招募壮丁，作为正兵，一年四分之三的时间种田，四分之一的时间训练。并建议先在京畿的军队中试行，有效果了再推行到其它地方。

宋朝三年京郊祭祀颁布的惠及百姓的“恩泽”往往被地方官员“打折”，使皇恩不能落实。因此，范仲淹建议对“贪污”恩泽的官员要严惩，并且每次恩信下去时，同时派人到各地巡查，推动皇恩落实。

宋仁宗时候的法律，制定与颁布的时候都很草率，颁布了没法执行，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现象。同时，法律条款很多，许多也没法一一落实。范仲淹建议，对法律条款数量要少而精，容易执行。法律制订时要反复协商，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确保不会出现朝令夕改现象。

范仲淹认为宋朝比唐朝人口少，县却没有减少，各级地方官吏也没有减少，还增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都比唐朝多出好几倍。范仲淹建议，压缩县级编制，精减县级办事人员，多余的人回去务农，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富起来。

范仲淹这改革十策，前五条和最后一条都是和吏治有关，核心都是汰减“冗官”；一条是关于农业的，一条是关于军事的，另外两条是关于法令的。就是今天我们读了，也觉得切中肯綮。何况是当时感同身受的宋仁宗呢？宋仁宗非常满意范仲淹的改革十策。立即批转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执行。

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讨论后，认为第七条军队改革从京畿试行，怕激起禁军兵变，暂时不适宜执行，宋仁宗同意，让另外九条制订详细实施细则，颁布执行。

三、改革实施——政治局面焕然一新

范仲淹虽然觉得改革不能急，但一旦被宋仁宗委以重任，就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全心全意投身改革之中：

一是率先实施“择长官”。庆历三年10月，经过范仲淹严格考核推荐，朝廷颁诏，任命张温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别为河北、淮南、京东、河东都转运按察使。

二是下发磨勘新法。紧接着十月底，经过范仲淹修改、完善，朝廷颁诏下发磨勘新法，官吏升迁按新法考核，“明黜陟”也付诸于行动。

三是主持起草《任子诏》并请仁宗颁布下发。对恩荫的年限和范围进行了限定，同时打击了恩荫制度的一些变通做法，即一些大太监安排的人长期占据重要岗位的现象。并安排专人到全国各地明察暗访，对发现的人才予以提拔，对贪官庸才朝廷处置。朝廷还下诏：现任、前任两府子弟、亲戚不得进馆阁。这样，“抑侥幸”也开始了落实。

四是下诏限制职田，落实“均公田”。

五是颁布贡举新法。加强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同时，允许州县办学，把教育与科举结合起来。

六是韩琦在陕西前线推行变法。除了在考核的基础上升降官吏外，还对军队中的老弱病残予以淘汰。

七是根据范仲淹的改革十策，修订干部管理的有关条例，不合适的删除。

八是将部分县降格为镇，落实“减徭役”建议。

庆历新政实施仅短短的半年时间，北宋政治局面就开始焕然一新。汰冗官、精贡举、办教育、减恩荫……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改革结果——中途夭折

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是“精简冗官”，这种吏治改革必然触动了到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既得利益者及保守势力必然会反扑，想方设法阻挠新政实施。他们用的卑劣招数有：

首先，舆论上贬低新政。宣扬新政规模太大，难以施行。诋毁《任子法》让皇恩变薄了，磨勘法太繁琐了，抑侥幸给官员行政带来不便了……等等。

其次，监察弹劾。按察使对新政不时弹劾，不断动摇仁宗的变革决心。

其三，打击新政支持者。范仲淹变法，有许多支持者，比如滕宗谅（即滕子京）、张亢、石介等。既得利益者就打击这些新法的支持者，弹劾滕子京、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幸亏范仲淹力保，两人才没下狱，但都被贬谪。而杜衍的女婿苏舜钦等人直接被贬为庶民。

其四，用卑劣手段污蔑。老臣夏竦遭欧阳修弹劾被贬，就派人伪造石介与富弼的往来书信，指诬他们欲效伊尹、霍光行废立之事。仁宗不信，但范仲淹、富弼开始恐惧。

其五，指责范仲淹等结朋党。宋朝生怕文臣武将结党谋逆，所对朋党非常忌惮。既得利益者就利用这点反复弹劾范仲淹他们结党，把持朝政。宋仁宗曾问过范仲淹如何看待朋党，范仲淹坦荡之人，对朋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欧阳修直接上书《朋党论》，指出朋党也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相当于承认新政推行者是君子之朋。触及了宋仁宗的底线。

既得利益者对新政及推行新政的辅臣无所不用其极地弹劾与攻击，终于动摇了宋仁宗变法的决心，正好范仲淹、富弼因恐惧请求外放。宋仁宗顺水推舟地就同意他们外放。

而范仲淹一外放，新政便无人再推行，渐渐地就恢复回了旧政。庆历新政施行一年左右，便中道夭折。

庆历五年正月，宋仁宗受章得象等盅惑，下诏罢免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富弼的枢密院副使职务。改革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都被贬出京城，淡出权力中枢。

五、庆历新政失败原因简析：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指责保守派太奸诈的，也有指责欧阳修《朋党论》是猪队友助攻的，也有指责范仲淹太过激进的……

这些都是导致新政失败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在宋仁宗身上。

首先，宋仁宗是个“无定志”的人。这是王夫之的评价。宋仁宗在位期间，两府大臣30年换了40多，造成“吏无适从”，再贤明的能臣，走马灯似的换，也无法做出业绩。范仲淹心怀天下，天下人都知道，宋仁宗也知道，但是庆历新政受到点干扰就让范仲淹外放，范仲淹外放，谁来主持新政的推行？这是明摆着仁宗自己对改革“心无定志”，自己退缩了……

其次，宋仁宗是“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这是蔡东藩的评价。宋仁宗之所以想改革，是因为“三冗”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但是改革势必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包括许多身边的近臣，但是这些人一哭一闹，仁宗心就软，改革措施就打折扣。像《任子法》，只是象征性地对一部分官二代加个年龄限制，对高官还是不限制。

其三，宋仁宗自己“首鼠两端”。宋仁宗不是昏君，应该知道改革需要得罪一帮人的，对改革遭遇阻力应有心理准备并有钢铁般的决心。但事实上他没有。他一方面逼范仲淹拿方案，一方面又不想伤害既得利益者。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新政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

其四，“朋党论”只是放弃改革的借口。虽然欧阳修承认自己是君子之党，范仲淹也不否认为了做事而结党，但这个与承认不承认没有关系，因为朋党不是承认才存在，也不是否认就不承在，章得象、贾昌期、夏竦不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是朋党就不是“朋党”。作为一代仁君，对这个应该有清醒判断。

其五，人即使有错，法无错，人废法不应该废。秦惠文王就是这么做的，商鞅变法得罪了贵族和老世族，秦惠文王车裂了商鞅，平息了老世族的愤怒，但商鞅之法保留了，继续不折不扣地执行。范仲淹十策和韩琦的“7+8”方案，有利于国家和百姓，有利于大宋朝的江山稳固，即使范仲淹有朋党问题，也应该“去其人，用其法”，而不是“人贬法废”。秦惠文王能做到的事，宋仁宗为什么做不到？

简单一句话：如果把宋仁宗换成秦孝公，那么庆历新政一定能成功！

一叶碧云

范仲淹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有始无终，对改革的推动和支持不彻底；二是改革触犯了当时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的利益，遭到最强有力的反对，改革最终功败垂成。

其实，改革的最初推动者就是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宋仁宗赵祯也算得上一位期望成就一番伟业的皇帝。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藩属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第二年，西夏以正式文书行告宋廷，宋仁宗闻之大怒，随即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宋与西夏的战争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随着战争的推进，北宋微薄的国力财力难以为继，加上久战不胜，朝廷的压力越来越大。宋仁宗清醒地意识到，强内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宁，于是，庆历三年（1043）四月，他火速调任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不久又任范仲淹为副宰相，开天章阁，命范仲淹条对时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

范仲淹从小就苦读诗书，胸怀大志。当年，他在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求学时，有一次，皇帝幸临应天府，应天府万人空巷，应天书院师生也倾巢而出，争睹圣颜，只有范仲淹岿然不动，继续读书。回来后，同窗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风采，范仲淹说：“将来晋见也不晚。”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个注定要干大事的读书种子。

所以，范仲淹出任副宰相，接受任务之后，立即根据自己多年的基层经验和对朝政的思考，向宋仁宗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指出：“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则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确实，宋朝到了宋仁宗一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承平日久，积弊丛生，机构臃肿，财力薄弱，百姓困苦，外敌汹汹，国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于是，范仲淹以提高财税收入、增强军备力量、刷新吏治、提升效能等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新政纲领、改革举措，宋仁宗将这些举措在全国推行，改革全面铺开，史称“庆历新政”。

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都为刷新“吏治”，即通过“精兵简政”的手段，来减轻国家重负，提高行政效率，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当“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等措施实行后，却影响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加上宋仁宗有始无终，朝廷股肱大臣瞻前顾后，利益集团顽固阻挠，这十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六项就半途夭折，1045年，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相继被贬出朝廷，各项改革随即废止，“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帝国的脸谱

北宋步入中期后，帝国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外部契丹大兵压境、西北党项崛起，内部官员养尊处优、人浮于事、相互扯皮，谏官们归纳为冗兵、冗官、冗费。种种现状迫使宋仁宗赵祯做出改变。

赵祯分别任命范仲淹、富弼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加上韩琦、欧阳修等人，改革大幕即将拉开。范仲淹呈上洋洋数千言的《十事疏》成为“庆历新政”的改革宣言和蓝本。所以，庆历新政说是范仲淹的改革也没错。他走向失败有几个原因。

触犯了当权者利益

范仲淹改革有十条内容，核心是整顿吏治，涉及五条：1、明黜陟，改革官员的绩效考核及选拔办法；2、抑侥幸，限制恩荫、严格选拔馆阁人选；3、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兴办州县学校；4、择官长，严格选拔地方官；5、均公田，改善中下级官吏待遇。

在改革中，范仲淹取来官吏花名册，将那些不才之人全部勾去。富弼见他勾得不亦说乎，就质疑道，你这一笔下去倒是容易，殊不知人家全家都会哭呢！

范仲淹不理会，他回答道，一家哭，也好过一地百姓哭！

就是说，范仲淹为了不让百姓哭而让官吏哭。结果就是得罪了当权者，最终就会导致自己哭。他下台后，那些官吏的特权全部恢复，有利于他们的改革得以保持，损害他们的改革全部废除。

改革效果并不理想

这有三方面原因。

1、改革内容欠缺。10条内容5条整顿吏治，富国强兵3条措施中的修武备、恢复府兵制又没有实施，加上最后2条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执行力建设建议，这就是整个改革内容。

可以说，除掉触犯当权者利益的举措外，范仲淹改革举措确实乏善可陈，也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2、时间短暂。从1043年九月天章阁问策开始，到1045年初范仲淹等人离朝，整个改革还不到1年半（包括了筹划阶段），真正落到实处的改革有多少？庆历新政基本是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3、范仲淹精力有限。就这短短的1年半时间里，范仲淹还没有投入全部精力去改革，因为他要腾出身来处理滕子京公款吃喝案、水洛城之争（这都是改革派内容的纷争），还要处理西北战事及巡视河东。

改革的紧迫性很快消失

1045年正月西夏李元昊正式接受北宋册封，北宋边疆威胁消除，宋仁宗已无压力和动力去改革，完全可以沉浸在盛世年华当中。

党争出现

改革还没取得什么实效，范仲淹的学生石介就欣喜若狂，认为太平大治的时代来了，得意洋洋的长赋《庆历圣德颂》横空出世，热烈赞颂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欧阳修等相关宰执和谏官，并指出心目中的大奸就是夏竦！

祸从口出。石介这一番口舌之快种下了祸根。平心而论，这夏竦到目前为止除了没什么大功、名声不大好以外，真不配列入《宋史》的奸臣传。郁闷的夏竦说，你石介能指责我为奸臣，那我也能说你们是朋党！

夏竦随便一个小计策，就把范仲淹、富弼等人斗得赶紧离朝，此时改革才半年多！

这是石介得罪夏竦的后果。还有欧阳修得罪自己连襟、御史中丞王拱辰呢！进奏院之狱案一发生，改革中坚力量全部一网打尽。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攻击为朋党，无法自立于朝廷，改革命运归于失败。

纪岩松

一、范仲淹改革的失败的原因，与君主昏聩有一部分关系，与时代背景也有关系，对外，宋军对西夏作战全面溃败。宋朝只对外缴纳岁贡，在外交中起防御态势。对内，国内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财政收入不足，土地并购严重，人民生活艰苦，实有农民起义爆发。严重威胁统治。在内外交困的之际，宋任宗终于痛下决心改革。

二、宋仁宗一代，宋朝经过百余年的相对安宁日子，承平日久，积弊丛生，机构臃肿，财力薄弱，百姓困苦，外敌汹汹，国家到了不改革不行的的地步了。面对此种状况，范仲淹以提高财税收入、增强军备力量、刷新吏治、提升效能等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新政纲领、改革举措，宋仁宗将这些举措在全国推行，改革全面铺开，史称“庆历新政”。

三、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都为刷新“吏治”，即通过“精兵简政”的手段，来减轻国家重负，提高行政效率，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当“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等措施实行后，却影响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加上宋仁宗有始无终，朝廷股肱大臣瞻前顾后，利益集团顽固阻挠，这十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六项就半途夭折，1045年，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相继被贬出朝廷，各项改革随即废止，“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四、改革就要牺牲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牺牲士大夫利益就会动摇国本根基。宋仁宗自身优柔寡断的性格，也注定了改革的失败开始就注定了。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负，终于被现实击得粉碎，徒留一番沉痛的感叹

我是史上杂谈，一个历史爱好者，以史会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共同探讨。谢谢阅读。

史上杂谈

范仲淹是一位集政治、军事、书法、文学与一身的北宋名臣，同时也是一位改革家，一生心系百姓和国家，曾写出著名的岳阳楼记！他从小时候起就历经磨难，幼年生活十分贫苦，两岁丧父母亲贫困无依，无奈带着幼小范仲淹改嫁给了常山朱氏，等长大后知晓了自己的身世，纵观诸多事情，他感到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于是立志通过读书来自立门户，于是他昼夜苦读，夜晚读书困倦了，就起身把脸浸在凉水里，以此来让自己清醒，他常常白天读书什么也不吃，直到傍晚才吃一些东西，就这样他通过寒窗苦读，终于精通了六部经典著作的要义，发愤要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登上蔡齐榜由寒儒而成为进士，官居九品从此开始他的为官生涯！

范仲淹所生活的北宋时代，正是处于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当时吏治腐败财政危机严重，也不断有农民揭竿而起，边境上契丹与党项结成犄角之势，还不断南扰东犯真是内忧外患，此时的大宋王朝看似繁华的表象下，实则危机四伏！身处官场的范仲淹自然是对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以及下层百姓的疾苦是很了解的，这也引起当时其它有识之士的警惕，他们杯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朝廷变革，企图挽救大宋王朝的统治危机，这中间由于范仲淹是最为倡导变革者！当时的仁宗也认识到改革的势在必行，庆历三年提范仲淹与韩琦为枢密副使，之后又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改革，范仲淹上了著名的（十事疏）作为基本的改革方案，十事包括明罢黜、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对于范仲淹提出的十事，仁宗多于诏令的形式而颁行全国，史称庆历新政，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严格按政绩考核官员，改革科举制度，选拔能治理国家的人才，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东京开封附近招募民兵且耕且战，这样即可省养兵费用，还可加强京师的守卫力量，同时增强军队战斗力，再从士兵中选拔人才！提到的这些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多方面，核心就是整顿官吏，范仲淹希望通过官僚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挽救宋王朝潜在的危机！

但是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权贵们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权益，以致遭到它们猛烈的攻击和阻拦，还有的使出了卑劣的手段，想制他于死地，当时范仲淹等人也感到政治形式的险恶，在推行庆历新政初期还算顺利，不过后因触及到了权贵们的利益，所以他是饱受排斥，甚至最后被排挤出了朝堂，在反对派的攻击下，改革进行下不去了，范仲淹还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贬到了外地当了个小小的知州，富弼与韩琦也被解除了枢密使出任地方官，因此庆历新政是无疾而终，宣告失败！其实范仲淹所提出的这些新政措施，都是金玉良言正对北宋的时政弊端，而由于涉及到了权贵的利益，它们宁可最后国破家亡，也不顾及国计民生！在古代封建朝廷制度下，一个有识之士国家栋梁之才，想为国家与百姓办些有益社稷之事，那是何其难呀！

一江春水向东流6254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代北宋名相范仲淹于庆历六年在邓州写下的传世名篇中开篇第一句，句中提到的滕子京是范仲淹同年进士，当初俩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更重要的是滕子京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坚决拥护者。

而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巴陵郡是范仲淹于庆历三年开始的改革新政遇到了强大阻力的开始。

宋仁宗登基后还是很想有些作为，大宋内外交困，也不得不有所改革。庆历三年在皇帝的诚意和信任下范仲淹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说出了一个真理，大意就是历代的政策都有弊端，一成不变，必生祸乱。

除军事外，其主要重点是对干部制度改革。大宋轻武重文，冗官太多，科举考试名额之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科举还算好点，毕竟要考一考，可要命的还有“门荫”和“纳粟”，前者是皇帝子弟及外戚后裔封官，后者就是买官，只要出钱就能当官。

这样造成官员越来越多，而且办事效率越来越低，国家财政不堪负担。范仲淹重点打击“门荫”制度，下发《任子诏》，限制干部子弟当官，还和富弼，翰琦商量对策，把一些地方的多肥部门领导人任期定为三年。

又派王鼎等明查暗访各地各级官员，提拔能干的，撤职不合格的。有人劝道“撤职笔一划就容易，你可知道他后面全家都在哭呢”，范仲淹回答了一句历史名言“他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哭好”。

中国的改革历来如此，只要牵涉到个人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受到伤害，就千方百计相互串通铲除改革者。还是老套路从经济问题下手，先弹劾改革的支持者滕子京，张亢有贪污行为，这滕飞子京以前批评过仁宗好吃好喝，仁宗勉不了有些记仇，这下将二人免官，滕子京就有了谪守巴陵郡的事，也造就了庆历六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再就是载脏陷害，让人模仿范仲淹老友石介的笔迹给改革派写了封信，信中暗示要发动政变拉仁宗下台。仁宗毕竟也不是昏君，对这些也不大相信，就最多心里有些犯嘀咕而已。

最后一招直击仁宗的痛点，宰相贾昌朝，王拱成指示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有朋党之嫌，结党营私，扰乱朝廷。这一下真正牵动了仁宗的神经。有宋以来，太祖太宗以唐朝牛李党争为戒，严禁大臣之间结成派系或者朋党，连新中的举人也禁止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真宗，仁宗朝也三令五申都在这点上表示过坚决的态度。

可君子坦荡荡，庆历四年四月在朝堂上仁宗问起小人，君子结党的事，范仲淹理直气壮地回答君子也可结正党，小人结邪党，皇帝只要分清楚，君子结党对国家有好处也行，仁宗对这个回答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这触及了他的底线。

在范仲淹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时候，欧阳修大笔一挥一篇醒世名作《朋党论》出炉，试想从理论上阐述君子結党是“真朋”，小人结党是“伪朋”，不加避讳，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改革派已结成君子“真朋”之党。但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对朋党的防范重于政府的改革，因为它能削弱皇权，驾空皇帝，让皇权旁落而招来大祸。作为臣子，作为像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坦荡君子哪怕结成朋党也是为了国家，对朝廷有利，而这是他们一相情愿的想法。这篇文章一出，就意味着庆历新政面临失败的危险。

果然，此文一出，既得利益集团感到胜利在望，他们是不会承认结朋党的，此文是仁宗对庆历新政态度的转折点，仁宗还是要维护皇帝的专制统制。

庆历四年六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随后富弼，韩琦，杜衍等改革派相继贬官，欧阳修也贬至安徽滁州，随着改革派官员的离开，持续只一年多的庆历新政陆续停止执行。范仲淹后又于庆历六年任邓州，在那里写就了名篇《岳阳楼记》。

庆历新政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仁宗性格不坚定，耳根子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壮志满满，一碰到压力，遇到既得利益集团强烈反抗就缩回去了，这也是宋朝皇帝搞改革的通病。

（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看遍山川

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基本就是政党相争的结局，其中至关重要的人就是宋仁宗宰相夏竦（当然他这会还不是宰相）。

在讲夏竦之前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做吕夷简。公元1022年，年幼的宋仁宗即位，吕夷简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也就是相当于宰相了。但是此时是刘太后垂帘听政，把持国家，刘太后此人刚愎自用，又丝毫不懂国家之事，整个北宋朝廷自然就是贪官污吏横行。

也是由此，吕夷简不得不纠结党派（也就是后面的革新党）力抗刘太后，不得不说还亏了吕夷简的到处周旋才打理好当时的朝政，直到宋仁宗亲政之后，吕夷简就以功臣自居了。回到夏竦这个人，当时吕夷简和夏竦同为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赏识，但是吕夷简亲王旦，夏竦却亲近宦官张怀德和另一位宰相王钦若。所以很自然，当仁宗亲征，吕夷简及其党派做大的时候，夏竦是受到排挤且不得志的。

但是夏竦毕竟也是人才，而且当时不管是资历还是其他都仅次于吕夷简，所以吕夷简退休之后就故意推荐夏竦为接班人。但是没想到的是，吕夷简也在这是和他的革新派抓住夏竦在陕西边关对抗西夏的时候不作为为理由弹劾夏竦，结果一来二去的，夏竦被贬到了亳州。

眼见自己的地位一落千丈，夏竦肯定是不甘心，此时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夏竦以革新派中石介为突破口，指责阳修、范仲淹、杜衍等结党，迷朝误国，而他们都是站在吕夷简这边的革新派代表。更在石介家中搜出了革新派准备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的阴谋。这些一下，范仲淹等人哪还有理说的清，只好主动请求贬官外放，而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了。

所以，这是人祸啊。

三观粉碎机

范仲淹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几方面，第一，没有一个决心把改革进行到底的皇帝，第二，触犯了绝大部分勋贵和高官的既得利益。

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是宋仁宗是一个耳根子比较软的皇帝，想改革，却又不愿意得罪勋贵和大部分官员，本来改革就是牺牲小部分的利益来成全大部分人的利益，可是，这小部分人才是国家的高层，是能影响皇帝决断力的人，那大部分人却没有机会得见天颜。

庆历改革最根本的措施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其中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属于人事改革，这方面阻力最大，这些都是勋贵和高官的特权，官员们推荐自己的家人朋友为官从中牟利，你让他失去，一定是会反抗的。均公田也是反应比较大的，吃到嘴里的田地，你让他吐出来，很难。庞大的官员群体，庞大的利益团体，改革只进行了一年就结束了。

范仲淹是个改革家，虽然最终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终宋一代，也没有解决冗兵冗官。最终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W一家之言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都会失败。这些失败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一点，所有的改革都不在适合生存的土壤里。

我们总会设想，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了会怎么样，如果庆历新政成功了会怎么样，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又将会怎么改变中国命运的走向。只是，这些设想都建立在变法失败的基础上罢了。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一股势力，叫守旧派。千百年来，一直在顽强地阻挠任何能让中国更加富强先进的变革。为了他们的固有利益，他们牢牢地联合在一起，将一切的新事物视为异端邪说视为洪水猛兽。即使偶尔会有些开明的君主愿意有所作为，也最终会陷入僵局，种种措施无法有效施行。

關鍵字: 宋朝 范仲淹 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