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枪炮、战舰等有形力量，还取决于对信息的快速获取。政府为了保家卫国，必须要和其对手一样迅速收集、组织和传播重要军政信息。
在历史早期，中国王朝主要用烽火来传递重要军事信息。当敌人白天侵犯时，就在烽火台上燃烟（烽），夜间来犯时，就在烽火台上点火（燧），以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烽火台之间距离一般约为十里，通常选择易于相互了望的高岗、丘阜之上建立。传递烽火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明代。
中国古代烽火台
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中央地区与边陲地区之间军政信息的传递主要是靠高效的驿传系统进行的。在元朝时，朝廷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驿站网络，用来传送来自首都的上谕、报告和命令。差官持的驿递的牌符以保障其通行安全，沿着他们的路线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匹新的驿马供其换乘。驿夫在驿站得到食物、水，并寄宿于此，有时他们可以日行达160公里。当然，他们的速度虽然取决于消息的紧急程度，但是即使是一般文件的传送速度每天也达到30-60公里。隶属于兵部的车驾司负责监督邮驿系统，并供应必要的驿夫、马夫、司事人员、安保人员和马匹。此外，朝廷在省内任命一名安排按察史管理该地区的驿站，还通过一系列法规来对公文的泄露、延误和丢失进行惩罚。
古代驿站
古代送信士兵
从1720年代开始，清朝雍正皇帝开始用驿传系统来传递一种新型重要密件，也就是密折，这类消息为皇上与行政高层之间私下交换意见提供了便利。皇帝在新设机构（军机处）的帮助下处理这类信件，而题本和奏本则由常规官僚机构处理。到18世纪末，清政府通过密折制度和驿传系统，实现了对国家战略信息的有效收集。
雍正皇帝
清官员密折
然而，19世纪上半叶后，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开始削弱国家的驿传系统。驿吏们从邮驿系统中侵吞资金，偷取粮食、草料和钱财，驿站饲养的驿马大大少于规定的数量。而不仅如此，各省官员也利用各自的权力滥用驿传系统。他们有的通过贿赂驿传人员，让驿使快马加鞭为他们递送私信。有的官员或其亲属在旅行路过驿站时，要求驿站公款接待，享受贵宾待遇，驿传系统逐渐变成得象招待所、接待站。
而太平天国运动所带来的剧烈战乱，更使清政府的重要交通运输线路遭到了破坏，同时清政府财政也遭受严重打击。战乱过去之后几十年里，清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置马匹，重建驿站，提供人员和牲畜补给。
太平天国沉重打击清政府
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到19世纪后半叶，清政府驿传系统的信息传送效率已大大下降。比如，1832年，一封奏折从广州送到北京，需要时间约32天，而到1861年时，则需要51天。而一封官方通信从贵阳到达朝廷需要117天，收到回信要等到7个半月以后。而在当时那个年代，清政府正面临全方位的边疆危机，而安全性差、耽搁拖延、贪污受贿的驿传系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机的严重性。
然而，在旧式驿传系统面临崩溃、无力应对形势快速变化的状况下，清政府仍然害怕西式电报会助长外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渗透，拒绝引入西方的电报系统。总理衙门认为：电报会威胁到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完整性，电线杆会有损自然景观，扰乱贯穿于地形之中精神能量的流动（绝地脉，坏风水），玷污庙宇、祠堂、坟地等神圣之地。而时任江西巡抚沈葆桢（林则徐女婿）也认为："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显然，清政府担心的还是信息的快速传递对国家权力控制造成冲击。
沈葆桢
直到一系列边疆危机的爆发，才使清政府对电报的反感逐渐减弱。1874年，台湾岛的少数民族杀死了数名来自琉球岛的水手，日本随后派军远征台湾。在清政府当地官员与日军交涉过程中，形势十分危急，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沈葆桢当时作为朝廷任命的处理闽台海防的钦差大臣，其衙门驻地在福州。他发现要跨越台湾海峡及时掌握台湾信息简直是天方夜谭，更不要说对备战活动朝廷协调指挥。于是，沈葆桢放弃了早先对电报的怀疑猜忌，要求将他在福州的指挥部与沿海船坞相联，将水下电缆铺设到台湾。1875年，朝廷批准了福州到厦门的电缆建设。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建起了一个小型电报网络。
1874年，日本派军侵略台湾
1879年-1881年，另一起边界纠纷使电报技术的价值更加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俄罗斯军队趁机带领了新疆伊犁。太平天国运动被消灭后，清政府开始要求俄罗斯军队撤离伊犁。但俄罗斯称其军队是维和部队，拒绝撤出。而清政府派往圣彼得堡协调此事的大臣完颜崇厚为避免战争，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了彻底的让步，擅自与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条约，名义上把伊犁归还中国，但却将伊犁南境的帖克斯河流域和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条约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完颜崇厚丧权辱国。
俄罗斯侵占伊犁
俄胁迫崇厚签订条约
针对崇厚在圣彼得堡擅自签约，李鸿章借此向光绪皇帝奏报建电报局。李鸿章说，"俄国消息灵捷及矣，俄罗斯电报到上海只需一日，北京至上海仅二千数百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将电报看作是一种具有双重功用的技术，除军政信息传递外，还可以刺激商业，增加国家财富，其本身也是一桩利润丰厚的生意。
晚清重臣李鸿章
与此同时，民间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电报的价值，向政府官员请愿建设电报网络。比如，当时浙江的丝商就请求朝廷，铺设一条通往他们在杭州、江西、湖州和绍兴府的产地中心的电报支线，而汉口的茶贩也要求沿长江设线。
在一些官方重臣和民间商会的多次呼吁奏请下，1881年，朝廷终于批准在中国创立一套近代通信系统。1881年一1882年，李鸿章按股份制公司组建了中国电报局，并任命盛宣怀负责监督公司的运营。1882年，因担心欧美大国借机渗透中国，李鸿章有意选择与欧洲小国丹麦合作，在其工程师、勘测员和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完成天津—上海的电报线建设。1887年前，中国电报局一直无偿为官方发送电报，之后以半价发送官方电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桩利润丰厚的生意。收费后，其收入第一年为61664银元，到1906年增至200万银元。到20世纪早期，其年收入达160多万银元，利润达20万银元。1887年-1888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电报公约》。
最早的中国电报局
到1908年，中国电报局已经铺设了2.3万公里的电缆，建立了将近400个电报局分局并发送了无数封电报。而商人则将这项新技术用于经营长途贸易，寄送汇款，获得异地市场的价格信息等，晚清政府和社会总算逐渐开始融入全球信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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