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青墨，今天給大家講講政治家，改革家，商鞅。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代政治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人。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商鞅。商鞅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爭議最大的人物之一，有人說他獨斷專行、刻薄寡義，也有人說他雄才大略、高瞻遠矚……對於商鞅的評價也眾說紛紜。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深受法家思想影響。後投入魏國丞相公叔痤門下任中庶子，公叔痤臨終時對魏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魏王不以為意，後商鞅西入秦國，通過宦官景監三見孝公，分論帝道王道霸道，細論變法治國之策，深得孝公信任。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晉升為大良造。
前356年和前350年商鞅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對其太傅公子虔處以刖刑，老師公孫賈處死。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66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擊敗魏國公子卬將軍，魏割西河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輿論前提。
而後，商鞅領兵發起河西、固陽和西鄙之戰，節節勝利，大敗魏軍。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駟即位即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曾生擒公子卬，拒絕其入境。
商鞅回秦後被迫潛回封邑商，發動邑兵攻打鄭縣（今陝西省華縣）。秦王發兵討之，商鞅戰敗死於彤地，其屍身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後示眾。
歷朝歷代的大家對商鞅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大多評價也很高，如：
韓非：“七國之雄，秦為首強，皆賴商鞅”，“（商鞅）舉法明教，秦人大治”。
李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富，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附。
西漢名臣桑弘羊曾盛讚商鞅“功如丘山，名傳後世”。
近代史論家陳啟天之《商鞅評傳》論：“商君者，法學之鉅子，政治家之雄也。”
毛澤東說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
個人認為，縱觀商鞅的一生，大半是輝煌歲月，而其終為車裂而死，無疑是歷史的悲劇。然而歷史的進展並不以個人的安危為標準，‘商君雖死，而秦卒行其法‘，商鞅當之無愧是虎狼之秦國的締造者，為秦國富國強兵做出了卓越貢獻，長遠看為因為他無疑是是秦國一統天下的奠基者。其實歷代變法者，都能很難逃過被清算的命運，僥倖不死，也會落得個丟官罷職的下場。商鞅就是這麼倒黴，等待他的只有一個死。秦孝公在，商鞅就在，秦孝公死，繼任的君王是不會容忍他的，這是必然的，作為君主，變法者是永遠的“替死鬼”，這是封建社會的定律。
雖然商鞅有恩與秦國，但秦惠王最後還是將商鞅車裂。一來商鞅得罪了老貴族的利益，而秦惠王又要在很多方面倚重他們，所以商鞅得死，也才能保住自己的變法成果；二來商鞅功高蓋主，秦惠王的“無限風光盡被佔”，甚至自己在秦惠王面前就是一個工具而已，所以商鞅也必須得死。
但，商鞅變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讓秦國變得強大是不爭的事實。商鞅通過自己的“法治”思維，讓社會得到了法律的嚴管，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秦國的中央集權，維護了朝廷的威嚴。同時，對整個秦國的穩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強調依法治國。國無法不立、國無法不興、國無法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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