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曲艺爱好者对“撂地”演出存在误解，认为“撂地”演出锻炼演员，从“地‘上出来的演员都是有能耐的。这种误解多半源于个别相声演员在舞台上对“撂地”时代的憧憬。
撂地，顾名思义，即谓在集市、庙会、街头等地进行露天演出。此类场所，计有画锅、撂明地和大棚三种——上等的设有遮凉布棚和板凳；中等的只有一圈板凳；下等的什么设施都没有。又称“明地儿”。
在明地上演出的曲艺形式不少，如相声、数来宝、评书、竹板书、山东快书、河南坠子、琴书及各类大鼓等。但不是所有的曲种都经历过“撂地”时代，如单弦牌子曲、岔曲、梅花大鼓，就从未出没“地”上。
不少名家是从“地”上出来的，如侯宝林、高元钧、关学曾、马连登、刘文亨等。但不等于说所有地上出来的演员都是名家。事实上，名家一旦成名，就罕在“地”上演出了。剧场、茶园、电台、堂会的舞台已经够大，足以供他们驰骋。
1906年，李德钖与师弟张德泉（艺名张麻子）首次来津，先在三不管“撂地”几天，不久即应“宝和轩”茶楼张姓掌柜之邀，进茶楼演出；也因此在天津开了相声艺人进正规杂耍园子演出的先例，且声名鹊起。
而马三立大师自述开始相声生涯，也是从撂地和小书场开始的。
我带着妻儿搬进南市三不管，以撂地为主，有时也到东兴市场小书场去说一段，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名气。
此后，马三爷因为感觉撂地赚钱少，还受到流氓混混盘剥，因此开始“跑码头”撂地。
怹因为没什么盘缠，开始只能搭小船去到咸水沽、葛沽、塘沽一带，“在行人比较熙攘的街上“划锅”，或在小酒馆里借地，说一场相声”，幸好“敛钱的时候，不掏钱白听的人也比天津卫里少。”
由此马三爷开始往远处寻找演出场所。
带着我的徒弟阎笑儒，走得远一点，从唐山、古冶、开平、昌黎，一直去到了秦皇岛。白天撂地，晚上串妓院
可以看出，马三爷这是还是以撂地为主，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幸好在秦皇岛，他和搭档被介绍到“耀华玻璃公司员司俱乐部”每周六说几段相声。
这是马三爷第一次进小书场以外的场所，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这个员司俱乐部能容二、三百人，有台有座，比小书场茶社强多了。员司们有的西装革履，有得绸衫绉褂，讲究得很。我说了几个拿手的段子，如《西江月》、《文章会》、《反八扇》等等，听众反映热烈。从此，每周六去一趟，说几段，俱乐部就给开支三块钱。这一趟秦皇岛，我们生意不坏，挣了点钱，把未能偿清的高利贷偿清了，积欠的债也还上了，真是尝到了“无债一身轻”的滋味。
由此可见，马三爷在撂地时期实在是赚不上钱，而进了园子，生活有了保障，连高利贷都能还上了。
可惜，在秦皇岛的好日子不长，马三爷还是得回到天津。
此时，马三爷已经可以有了进茶园演出的名声，不过当时天津赚不上钱，马三爷就上东北为茶园演出，结果没想到被黑心老板坑骗，忍气吞声干了三个月，凑齐车票钱赶紧回天津了。
这也反映出马三爷心里渴望进茶园而不去撂地的心态，因此才遭此一骗。
后来马三爷闯荡济南，也是先撂地后进茶社，才算“闯码头”成功。
更别说1940年代，马三爷终于成为茶园、电台的当红炸子鸡，就此再也没有“撂地”演出过。
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撂地”也从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当时单口大王刘宝瑞已经成为说唱团正式演员，有一天和李伯祥等的人吃完饭，正好路过天桥地带。几个人兴致一来，刘宝瑞大师就在天桥“撂地”演了一次。现场的群众一看是成天在广播里出现的刘大师，场面自然非常火爆。
结果，第二天刘宝瑞大师到了团里，就被叫去开会，批评刘大师这种自由散漫。
时至2007年，相声演员马志明说起“撂地”依旧是一脸不屑：“……XXX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正，你像什么XXX啊，一听就是撂地的玩意儿，不值钱……”
因此，撂地演出到2000年左右，都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随着德云社的兴起，人们反而对撂地过于神化，将其说成艺人必经阶段。
虽然这可以理解成，人们对于正宗相声回归的渴望，但的确是一种误解。
有专家说，就算是同一曲种，在“地”上与园子里各有其代表曲（书）目。如京韵大鼓《玉堂春》、《包公夸桑》、《夫妻争灯》等，久占茶园的刘宝全、白云鹏们是从来不使的。同一曲（书）目，“地”上和园子里亦各有使法。
而当今社会上，让相声艺人真去“撂地”也不现实，在人们口中变成“都市传说”也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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