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七月李鸿章奉旨替曾国藩去处理天津教案，天津教案调解成功，八月调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至此，李鸿章获得了参与全国性外交活动的权力。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知乎，决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试图与大清建立官方合作关系。
1870年9月底，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辗转来到天津，与成林、李鸿章会面，提出日本与大清朝签订友好通商条约的意愿，并通过当时还在担任三口通商大臣的成林把日本外务卿的书信转交给北京的总理衙门，李鸿章也写信给总理衙门，汇报了会面情况和自己的看法，李鸿章的信中写道：
“柳原前光礼貌词气均极恭谨”，提出“英法美诸国强逼该国通商，伊国君民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虽于可允者应之，其不可允者拒之。惟思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民心协力”
很显然柳原前光这种大清和日本联合抵抗西方列强的说辞打动了李鸿章，加上李鸿章对日本学习西方本来就有好感，在信中还称赞日本：
“鸿章前闻日本与英法通商立约，简严特甚。海关不再用西人，传教不许开禁，即此二节，已杜许多后患。又购求泰西机器兵船，仿制精利枪炮，不惜工本，勿谓小国无人。”
李鸿章对大清和日本联合的想法非常赞赏，说与日本来来使畅谈有非常大的收获，日本与大清朝的江苏、浙江仅仅三天的路程，而且日本熟悉大清朝的文字语言，部队的战斗力与朝鲜等都强，可以作为大清朝的外援使用。
“与之深谈西事，似有大不获己之苦衷。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华文，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很显然，日本的使臣的几句好话，使李鸿章认为大清朝应该确立联合日本抵抗欧美的外交方针，双方签订平等条约。
在李鸿章的影响之下，总理衙门决定与日本商谈签订条约之事，但是朝廷内部仍有反对的声音，安徽巡抚英翰就上折坚决反对，于是朝廷把英翰的奏折发往全国征求意见。
李鸿章在1871年1月18日专门就此事给总理衙门写信，说从明朝的时候就有倭寇屡次侵犯，但是却很少来侵犯大清，说明清政府制驭得宜，畏怀已久”，在清朝收到西方列强威胁的时候，日本也没有乘机揩油，可见双方可以共同发展，因此可以与日本立约，以求“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结”。
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正式上了《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其观点与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提到的观点基本一致，还说到已经注意到日本今后可能 会成为大清的威胁，听说日本自从与西方签订条约之后，大力购买机器战船，仿造枪炮，修铁路，还派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各种技术，如果能将其笼络为大清所用则更好，实在不行，及时发现其动静，联络牵制。
“日本安心向化”，但在此折后面注意到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李鸿章的看法，得到朝廷的赞同，朝廷下旨让李鸿章做好与日本谈判立约的准备，让江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详细研究日本情况。
1871年7月，日本派伊达宗城、柳原前光人前来天津同清政府谈判，清朝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应宝时、陈钦随同帮办，与日方谈判。
狡猾的李鸿章，先让应宝时先与柳原前光反复辩争，然后自己再出面与伊达谈判的策略。在与伊达的会谈中，李鸿章对伊达盛气凌人、蛮横无理的态度极为反感，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对日本提出要求与西方列强一样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李鸿章断然拒绝，再三表示清朝与日本之间不能以大清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为例，双方只能签订平等条约。
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谈判，1871年9月13日双方签订了《修好条约》和《通商条约》。这是大清朝与日间缔结的第一个、也是平等的条约和通商章程。主要内容包括两国互派使节；在彼此指定口岸内两国的商民可以自由来往贸易，此国商民不得到彼国除开放口岸之外进行贸易活动；双方均享有领事裁判权。总之，日本希望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内地贸易权等都未能实现。
日本的主要目的虽然未能实现，但是日本却取得了与日本平等的地位，从而取得了对大清“属邦”朝鲜打压、威逼的条件。老练的李鸿章显然不会错过这一点于是在《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条约签订之后不能进犯大清朝，也不能侵犯大清朝的藩属国。
“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实指朝鲜。李鸿章在1871年8月30日谈判尚未结束时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就乐观地写道：“总之束约铁案已定，纵欲倚西人为声援，断不能转白为黑。”
但客观事实几乎立刻无情的扇了李鸿章几个嘴巴，双方所签订的条约的墨迹都还没干，日本就“转白为黑”、要求修改条约，开始了一系列侵华、侵朝活动。
虽然第一个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是个平等条约，但是李鸿章联合日本抗击西方的外交方针很显然是个错误的方针，显然对日本发展速度之快，野心之大的认识不够，对外面的世界认识超过同时代绝大多数官员的李鸿章尚做出如此错误的决断，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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