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化意为宗教群体与其宗教教义、戒律相矛盾的社会行为。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僧尼群体开始迅速膨胀并随之出现一系列俗化现象，这是佛教群体世俗性、社会性的表征，宗教群体的存在也因此更具生命力，佛寺成为当时北方社 会生活一个新的舞台。

十六国时期，中土的佛教僧尼群体初见规模，到北朝形成了占当时北方社会总人口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庞大社会群体。僧尼人口膨胀的同时，僧寺矛盾、生育问题、人口迁徙、人口干预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产生。展为其俗化历程奠定了人口基础。

为了谋求佛教教团的生存和发展，僧尼不断攫取社会特权。佛教僧尼获得了以"复除"特权为中心的经济特权、以僧君关系为轴心的政治宗教特权、以 "僧俗分律而治"为原则的法律特权。

每场佛教暴动都暗含若干种政治诉求，或是护国、护法、护君，或是谋求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或是宗教内部的自我反叛，或是宗教民族冲突，亦或是纯粹作乱。佛教暴动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群体性事件，是特殊的社会、民族环境下滋生的现象。

一． 俗化的基础：僧尼人口的发展

佛教僧尼是十六国北朝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庞大, 其总量峰值一度达到数百万之巨，超过十六国北朝总人口的1/100此外，这一群体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佛教僧尼的移民对当时中国的学术交流、民族融合、南北整合等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面对日益膨胀的佛教人口数量和各种人口问题的出现，激烈的批判与辩护随之产生，统治者和士大夫集团也开始思考探索如何对待这一特殊宗教群体人口，并尝试对其施加干预，从而使其倒向有利于国家政权的一边。

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僧尼人口"这一概念具有十六国北朝的时代限定性。无论是东晋南朝还是隋唐以降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其僧尼数现都处于一个很低的数字，因此根本不能构成所谓"佛教僧尼人口"问题，充其量只能称为"僧尼数量"。

二．俗化的起因：僧尼出家还俗的动因

十六国北朝时期，社会上突然冒出一大批出家僧尼，很有必要探究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诱因。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讨论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探讨社会变迁的诸多方面对于宗教群体形成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基于个案分析的讨论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僧尼出家或还俗更多地是以个案的形式被历史文献记录下来。个体视角能够发现僧尼出家或还俗的原因远比想象中要复杂，也更多元。

"出家"所涉及的不单纯是佛教僧尼群体的产生问题，出家群体形成过程背后隐藏着的各种诱因也为佛教打上了俗化的烙印。在北方社会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佛教僧尼异化出一种严重的暴力性倾向。教团内个体暴力能剧不断提高，教团的聚众能力非凡，最终导致这种暴力倾向由个体演变成为群体行为宜至佛教暴动的发生。

1.寺院僧尼有免除对国家役调的特权

寺院僧尼有免除对国家役调的特权，国家人曰为逃避国家 的役调及租课才投寺为僧尼。何氏的这种解释与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是一致的，韦伯认为农民在受到经济上的"奴隶化"和"赤贫化"的时候，可能成为宗教的"担纲者"，我们或可以将这种解释称之为"出家群体形成的经济决定论"。

但具体到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我们会从各式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发现：这一时期佛教僧尼所享有的豁免赋役的特权是存在疑问的，经济因素在"出家群体形成"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似乎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巨大。

2. 皇帝所赐予佛教的恩宠的下降

法国学者谢和耐则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佛教的发展根本上是君主意志的体现。他说："对于僧侣和宗教建筑的数字中非常明显的差异所作出的惟一解释，只能是政治范畴内的原因：某些皇帝所赐予佛教的恩宠是佛寺和僧侣得以增加的惟一原因，而毁佛又是使之缩减的惟一原因。"

谢氏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历史上不乏崇佛的皇帝，讐如南朝的梁武帝对佛教的痴迷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位皇帝，隋唐时期大多数皇帝都是十分崇敬佛教的，其对佛寺的赐予也不一定逊色于十六国北朝的胡族君主们，但其佛教人口始终远未能达到北朝时数百万之巨的情形。这恰恰说明，皇帝的赐予不是"出家群体形成"的支配性力量，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不能局限于单纯的政治范畴。

3.统治者对民众宗教信仰的控制力的放松

严耀中的观点与谢氏相近，他从统治者对民众宗教信仰的控制力来解释这一问题，认为"永嘉之变，司马南渡，使正统的专制皇权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对民众的宗教控制都不得不放松了"严氏的观点与西晋十六国时代佛教僧尼人口数量的变化是基本吻合的。西晋灭亡后，曾经一度"百官失守释种无依"气但与之相反的是随后僧尼人口却迅速膨胀，这恰恰说明西晋专制皇权对佛教的发展存在很大抑制作用。

侯旭东总结过王昶、罗振玉、梁启超、汤用彤等人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观点，将其归纳为"社会动乱之痛苦"，同时他本人又提出"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对佛教发展的作用是局部的，不应估计过高。

佛教之所以影响日盛，更主要的是其说教对民众具有吸引力"侯旭东的观点是具有开拓性的，无论"经济决定论"还是"社会动乱之痛苦"都是从宏观社会寻找"出家群体形成"的原因，而侯氏将目光转向佛教自身，从佛教对民众的吸引力若手去思考这一问题。

这种"吸引力"与本文所讨论的佛教"俗化"是密切相关的，很难想象如果佛教传入中土之后仍完全按照南亚模式，或完全按照戒律规定，其在中土是很难争取到那么多民众加入的。正是佛教的"俗化"使其生命力倍增，也是其能够对民众产生"吸引力"的一个内因。

关于佛教群体产生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的聚讼之所，笔者也无力提出任何新的观点，但仍不惜篇幅追述各家之观点，为了展示一个与本文主题相关的问中土佛教的俗化过程是从出家群体形成之时便悄然开始的，上述各家所论之原因皆已超过宗教精神其自身，在民众出家向佛教靠拢的同时，佛教也加快步伐向民众靠拢。

4. 僧尼的宗教政治特权过大

从佛教僧尼与胡族君主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认识僧众所具有的政治特权，德高望重的佛教僧尼凭借其特殊的身份、才能与世俗君主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这里所要讨论"僧君关系"不是宏观意义上的政教关系，而是微观层面僧尼与十六国北朝胡族君主之间的一种私人关系。高僧们效力于君主，通过操持各类皇家事务以维持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并攫取一定的政治特权，在这一过程中佛教高僧们的身份又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三．结语

既然，笔者对于僧尼群体的俗化这一现象是基于"若干问题"的形式展开讨论的，那么，问题的结论首先应当是"若干"形式的：如果说僧尼群体的俗化是一个社会学质变现象的话，那么群体人口的扩张无疑是这一质变背后的鼠变准备阶段。

佛教于中国的汉朝时期传入，此后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以极少数文化精英为社会载体的贵族宗教，中土内外的高僧、诸侯王、地方军阀、士大夫是佛教的轴心信徒。在这一阶段，佛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和哲学范畴，佛教徒也是徜徉在释教精神海洋中的拜慕者。

五胡时代的到来宣告这一群体模式的改变，草原胡族成为佛教的追奉者和卫道人，这使得

历史惊人地相似，公元4世纪，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和后赵天王石虎不约而同地给予东西方两大宗教合法存在的地位，这一世纪成为世界宗教浪潮的第一个高峰宗教从神圣的殿堂跌入寻常百姓家，佛教从此不止于一种信仰、一种哲学，而是泛化为一种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

出家群体量变的背后又是民众宗教选择动机的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早期的文化精英是出于宗教信仰而皈依佛教的，但广大普通民众的加入促使宗教选择向非信仰性因素倾斜。寻求社会庇护、耽于宗教欢愉成为越来越多佛教信徒 、加入的理由，俗化的进程从宗教入口处便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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