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來胡思亂想，常引發一些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聯想，由方孝孺想到布魯諾即其一。他們兩個相隔千萬裡，時差二百年，在腦子裡把他們聯起來的紐帶：一是他們各自所受的慘絕人寰的極刑（方孝孺被“磔於市”，也就是當眾凌遲處死， 布魯諾則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燒死）；二是他們兩人的事蹟在我中學時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慘烈。但是，現在細想他們各自所殉的“道”是什麼，引起我對中國和西方文明巨大差異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為皇太孫允炆的老師， 稱“漢中教授”。由於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後由皇太孫繼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當然地成為顧命老臣之一，儘管他年齡並不老（死時才四十五歲）。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的另一個兒子，即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從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樂帝，惠帝則“不知所終”。當時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邊的，有死保舊皇帝的，後者當然都被殺或自殺，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滅族”的不計其數。到那時為止，最重的刑律是滅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處是“滅十族”，那第“十”族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學生。
關於“十族”的來由，流傳較廣的故事是：朱棣奪位成功後，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極詔書，方堅拒，投筆於地，又哭又罵，再強迫他寫，他就寫“燕賊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對他說：“汝獨不顧九族乎？”方說：“便十族奈我何？”於是他的門生多人也被“收斬”。不過一般正史不採此說，而是說方表示寧願立刻死，不草詔書，朱棣說：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當滅十族。
那麼“滅十族”是皇帝的發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話讓他學生遭殃的。不論採何說，總之株連“擴大化”及於學生是從那時開始的。當然， 後世的學生如及時劃清界限，揭發批判老師，則可倖免。據史書載，僅方一案，受株連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記得當年老師在課堂上講到這一段時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們都對方孝孺的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由衷敬佩。這也是傳統氣節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難時是1402年，是15世紀的開始。斯時也， 文藝復興的朝陽升起在歐洲上空，驅趕著中世紀的黑暗，歐洲正在邁進蓬勃發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學、藝術大放光彩，人才輩出，以科學和民主推動人類文明，獨領風騷五百年。15世紀的開頭，1401年，德國人尼古拉斯?德?庫薩（Nicholas de Cusa）誕生，他的職業是主教，同時也是科學家和哲學家，是挑戰傳統、破除地球中心論的托勒密體系的先驅。
一百多年後，波蘭哥白尼“日心說”問世（1543）。哥白尼死後，緊接著布魯諾誕生於意大利（1548）。布魯諾的一生既坎坷又豐富，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善於獨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藝的“文藝復興人”，既是詩人又是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才華橫溢，著述甚豐。他的宇宙觀與庫薩和哥白尼一脈相承，並發展了哥白尼的學說，提出了宇宙無限論。他的哲學思想對17世紀的斯賓諾莎有重要影響，因此被認為是現代哲學的先驅。在當時，他所堅持的宇宙觀，既不容於舊的天主教，也不容於堅持亞里士多德教條的新教。他周遊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凡十年，到處講學，到處與人辯論，同時找機會出版他的著作，最後在哪裡都難容身，終至回到意大利慘遭刑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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