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曆史上出現了第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王朝，它就是秦王朝。而作為這一個王朝的締造者嬴政，他只是花費了十多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六國同意的壯舉，結束了當時混亂割據的局面，讓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這其中他個人的功績自然是不能忽視，但為何在當時多個強國之中，只有秦國脫穎而出成為最後贏家？更多的源自於當時秦國先進的政治制度。
一、春秋各國自身的分裂和戰爭，使得國力削弱，秦王知人善用，為秦國統一提供了有利客觀條件
首先是晉國的分裂直接給了秦國東進的機會。春秋末年時期，晉國國力日漸衰退，趙、韓、魏三家選擇聯手，共同攻滅晉國，然後瓜分其領地，春秋五霸由此落幕。戰國七雄開始了新一輪的爭鬥，而秦國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慢慢東進發展自己的勢力，成為了戰國七雄之一。
第二點來自於趙國勢力的衰弱，趙國用親身經歷說明了一個明君的重要性，在武靈王在位期間，趙國實力逐漸變強，但後面繼位的孝成王卻難當大任，趙國的發展開始停滯，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沒有多長時間趙國實力便難以合其他國家抗衡了。
其三是韓國和魏國的錯用人才。無論是韓非子還是孫臏吳起等人都是亂世之中難得的人才，但並沒有得到國君的重用，而魏國更是大量人才快速流失，缺乏人才也讓這兩個國家在亂世中失去了重要競爭力。
其四燕國的戰事策略失誤。在戰國後期秦國已經是霸主的存在，另外幾個國家想要生存只能報團取暖，但燕國卻選擇進攻自己的盟國齊國和趙國，唇亡齒寒，這樣的錯誤戰略使得這幾個國家的國力一起削弱，最終秦國得到最大利益。而楚國因為缺乏明主引導，即使有廣闊的疆域也沒有競爭力，輕易就被秦國拿下。
六個國家的國力削弱給了秦國逐個擊破的機會和條件，也是秦國能夠在十年時間完成統一計劃的客觀原因。
匠人與大師的區別在於匠人模仿大師創造，君主的區別也在於此。嬴政的雄才偉略和善於用人也是秦統一的重要原因。
在官員任用上，讓善於政事的李斯為相，蒙恬等軍事奇才為將，同時在統一戰爭之中，採用遠交近攻的計策，使得在進攻周邊諸侯國之時沒有多大的壓力。在解決了周邊國家之後才進攻較遠的諸侯國，秦周邊國家在被進攻的時候得不到其他國家的支援很快就敗下陣來，而剩下的諸侯國在這個時候已經失去了和秦國對抗的實力，面對調轉槍口的秦國想要抱團取暖已經無人可抱了。
不管是軍事策略還是治國用人這些都說明了嬴政屬於亂世之中的絕對領袖。
二、秦國曆代先王的韜光養晦和“商鞅變法”為秦國統一打下堅實軍事、政治基礎
即使秦王朝最後的統一是出現在嬴政的統治時期，但是我們仍舊不能忽略在他成功之前的歷代秦王在位的功績。嬴政的先輩並非是非常顯赫的世家大族，而是因為有自己的突出才華被當時的周王所欣賞任用為官員，後因在職期間表現出色得到了當時最高統治者周王的肯定，進一步加官進爵。
直到周王朝末期，嬴政的先輩才抓住了當時王室實力下滑的機會，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被封為了王侯。雖然比起當時其他幾個中原地區的國家實力不算突出，但也能夠在當時的王侯席位之中佔據一席之地，完成了最初的立國大任，也讓後面嬴政統一六國變得順理成章，即師出有名，不會被後人詬病。
第二個重要的時期就是穆公時期，當時的秦國已經經歷了七代君主，因為疆土問題和鄰國西戎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穆公經過了長時間對西戎國君的觀察發現了他痴迷音樂這一特點，立即投其所好假意緩和關係，實則麻痺對方，最終讓西戎國君沉迷歌舞，最終奪去了大半西戎土地，擴大了秦國的疆域，同時也增強了軍事實力，為秦國後面的改革積累了實力。
第三個重要時期就是孝公立志變法，當時的秦國因為地理位置偏遠，在實力上難以和中原地區的幾個國家抗衡，一直處於被打壓的狀態，這樣的現狀讓孝公決心變法，任用了商鞅，完成了對秦國綜合實力的蛻變。
三、變法的實質是政治制度的改變，本質上提高了秦國的綜合國力
為什麼說這一次變法是一場政治制度的改革，原因是在這一次變法之中改變了秦國的多種制度，完成了秦國向封建制度的靠近。首先廢棄了世卿世祿制度的選官方式，世卿世祿制度是一種世襲繼承的官位任職方式，它阻斷了下層有志之士進入官場的可能性，同時也是導致當時整個時代混亂割據的重要原因。
破舊立新是一個國家要增強實力的最好方式，在這一次變法之中，商鞅為秦國建立了官僚制服的雛形，為當時的政權中心加入了新鮮血液。當時的官僚制度雛形體現在天下不安無君主的思想之上。
“國無君則不可以治”，《孟子》有言：“天無二日，民無二主”。
世卿世祿制度的廢除直接增強了君主權威，對於君主的絕對統治少了威脅，為後面的統一軍事行動打下了基礎。
其次就是軍功爵制的出現，世卿世祿制度的廢除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大量官員應該有什麼方式選出。孝公採納了衛鞅建議，建立了軍功爵制度，這一制度調動了大量有志之士的積極性，同時削弱了貴族大家在軍中以及朝中的勢力，為當時的秦國增加了少許軍國主義色彩，極大增強了秦國的軍事實力，為後面統一提供了軍事基礎。
其三就是連坐制度的施行，解決了當時的社會問題。這樣一個制度的出現減輕了檢察人員的壓力，同時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將全國人民每五戶人家為一伍，兩伍為一什，只要有一家出現違法行為，其餘九家一起受罰，這樣的社會管理方式減少了盜竊欺瞞的現象，形成了人人監督的社會氛圍，對於維護當時的社會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後就是中央集權制度的初步形成，所有官員都由君主任命，能夠減少地方起義的事件發生，也讓秦國能夠快速的集中全國力量組織大規模軍事行動，鞏固了秦王的絕對統治力。這四種制度的出現直接讓秦國從亂世之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後的六國之主。
秦國能夠統一六國固然有各種客觀原因：其他諸侯國國力下降、發展停滯不前，繼位君主不夠賢明有遠見，又或者是人才的不斷流失各種策略的失誤。也有秦國本身的優勢：先王大多勵精圖治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秦王本身作為君主無可挑剔，用人用賢處事果斷都是能夠成為七國最後贏家的原因。但制度的改變才是這一場統一戰爭能夠獲得勝利的關鍵。
古人有言：“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
一個國家能夠長治久安乃至長久不衰一定是在有效的制度之下產生。一個先進的符合國情的制度能夠促進一個國家的快速崛起，這就是秦改變制度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史記·秦本紀》
《商君書》
《史記·秦始皇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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