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的歷史，是一部充滿勵志和傳奇的奮鬥史。
秦國的先祖早先屬於商人的陣營，這讓周人對秦人有著與生俱來的不信任與排擠。直到周穆王時期，周人才開始任用秦人造父。
到了秦非子時期，因為他善於養馬，對於以戰車作為戰爭主力軍的周王室來說，是重要的專業技術人才，所以秦人才有機會再一次得到周王室的賞識，從而獲得了一次建國的機會。
秦國早期歷史是一部“血與火的戰歌”
重視血統的周王室僅僅給了秦人一個附庸的地位，而且封地的位置並不優越，只不過是一塊連周王室自身都無法控制的飛地而已。
春秋初期地圖
從地緣上看，秦的舊都位於渭河平原西側，並且與周王室心臟地帶間隔了一條南北向的山脈——六盤山脈。可以說，秦國是周王室的“邊緣地帶”，二者的交通並不方便。這樣一來，即使秦國發展壯大，也不會對周王室的西部造成戰略性威脅。
秦國是異姓諸侯，它本質上就是為了拱衛周王室的邊境而設立的。換言之，秦國成了周王室對抗夷狄的前沿陣地，這充分體現出周王室對異姓諸侯籠絡、利用和防範的複雜心態。
正因為秦國是周王室在犬戎勢力範圍打下的一顆釘子，所以秦國早期歷史就是一部與犬戎抗戰的“血與火的戰歌”，戰爭激烈到什麼程度？連秦國國君都會犧牲。
隨著西周王室的崩潰與周平王東遷，與周王室密切相關的虢國和鄭國一併東遷，秦國被拋棄在犬戎的勢力範圍下，似乎滅亡的命運已經在向秦人招手。
《東周列國·春秋篇》周平王劇照
正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秦人卻因此成為周王室東遷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秦人不但因護衛周平王有功，被冊封為諸侯，取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而且周王室還將淪陷的渭河平原“名義上”賜給了秦國。
經過幾代秦人的努力，他們終於將犬戎趕走，使周王室的“空頭支票”得以兌現。渭河平原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這是一塊“王者之地”。可以說，秦國進入渭河平原後，便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秦國從一個小小的附庸逐漸發展成為春秋時期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戰國時期，秦國甚至成為最終統一中國的勝利者。故清朝顧棟高有言：
“秦以西陲小國，乘衰周之亂，逐戎有岐山之地……垂及百年至穆公，遂滅芮築壘為王城，以塞西來之路。”
秦穆公一無所獲，反而壯大了最主要的敵人
秦國將渭河平原收入囊中後，理所當然地尋求超越之力，意圖向外釋放自己的影響力。
秦國有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可以選擇。相比南部有秦嶺之阻隔、北部有高原之不便、西部有六盤山之險來說，富饒的東方（有崤函通道的便捷，加上有周王室名義上的政治中心）理所當然地讓秦國認為，“東進”是最有效、最容易、最事半功倍的戰略方針。
《東周列國·春秋篇》秦穆公劇照
遺憾的是，此時晉國已經開始崛起，而其所處的山西高原，如同一個“楔子”，楔入河北與關中之間，因此秦國的東進之路一直受到晉國的強力阻擋。
晉國相當強大，以秦國目前的實力，是很難與之爭鋒的，相信這一點秦國亦是心中有數的。然而他們卻懷有僥倖投機之心，運用起了“小聰明”，三次插手晉國國君的即位。
秦穆公之所以作出扶持晉惠公夷吾歸國的決定，一方面以期“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且可以進退”；另一方面想得到晉惠公許諾的河西之地。可惜秦穆公並沒有意識到陰謀只能在小國實現，而大國之間的較量，則是體系的較量，是絕對實力的較量，絕非是靠投機就能取勝的。
正因如此，秦穆公不但沒有成功控制住晉國，而且晉國三代國君——晉惠公、晉懷公、晉文公都對秦國抱有十二分的警惕。秦穆公夢寐以求的“橋頭堡”河西之地，最終還是通過秦晉“韓原之戰”才拿到手的。
《東周列國·春秋篇》韓原之戰劇照
更致命的是，秦國扶持的晉文公重耳不但搶了秦國迎立周王室之功，而且獲得了“尊王”的大義名聲和南陽之地，以致晉國實力進一步壯大。晉國在“城濮之戰”中擊敗楚國，得到中原諸侯的擁護，其聲望和實力達到頂峰，成名副其實的“春秋霸主”。
秦穆公的東進戰略一無所獲，反而壯大了最主要的敵人——晉國的實力；而且秦穆公後知後覺，直到與晉文公聯合進攻鄭國，才幡然醒悟。
《左傳》雲:“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
很顯然燭之武所暗指的“鄰”即是晉國，他很清晰地指出：因為晉國擁有天然的地緣優勢，所以在消滅晉國之前，秦國對東部作出的任何努力，都只會讓晉國得到實惠，這就是所謂的“鄰之厚，君之薄”。
秦國這才徹底放棄“與晉國共同進退”的策略。然而，秦穆公仍然沒有放棄東進的打算，結果在“崤之戰”中慘敗，秦軍接近全軍覆沒；其後在“王官之戰”中，秦國復仇心切，全軍拿出了破釜沉舟的決心，自己燒掉渡船，攻入晉國腹地，甚至一度壓到曲沃附近，但晉國堅守城池，拒不出戰，秦人亦無可奈何。
《東周列國·春秋篇》燭之武劇照
在“王官之戰”中，表面上看是秦國取得了對晉國的空前勝利，但是“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從結果來看，這只是秦國一場戰術上的勝利。晉國一時受挫，遠未到傷筋動骨的地步，其擁有河東之地和“表裡山河”的優勢始終存在，這也是在往後的晉秦交戰中，秦國成不了優勢方的主要原因。
因此，“王官之戰”只能算是秦國報了“崤之戰”之仇，亦向晉國展示了自己有不可小覷的實力。經此一役，秦國徹底試出了晉國的實力，也就明白自己東進無望，控制中原的希望渺茫，這才轉變思路改為西進，遂稱霸西戎。
在往後的日子裡，秦國順利吞併了富饒的漢中平原和四川盆地，為自己今後統一天下打下了物質基礎。秦穆公東進不成，為晉國做了嫁衣，轉而西進，遂霸西戎，由此可見一個國家，必須審時度勢，認清自身及周邊的定位，才能夠制定正確的策略，謀取儘可能大的利益。
棄晉親楚的對外戰略
秦國地處西部，與其相鄰的國家很少，僅有東部的晉國與南部的楚國。
秦楚關係主要圍繞秦晉關係變動而變動，所以當秦晉短暫結盟時，秦楚關係就是暫時敵對的，如“城濮之戰”；而更多時候秦晉敵對，秦楚就更傾向於結盟抗晉，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
“城濮之戰”以楚成王失敗告終
楚國如果對晉國有所行動，也會聯合秦國，如“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國也確實派兵配合了楚國的行動——“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甚至在楚國被吳國討伐、郢都淪陷、損失慘重的時候，秦國亦伸出援手、出兵相助。然而，秦楚有秦嶺阻隔，秦國與楚國的聯繫必然不能十分密切。因此，春秋時期秦國的對外戰略主要還是圍繞著晉國進行的，而其戰略核心是維護自己的安全與發展利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秦楚雖然沒有明確結盟，但是在秦國對晉國挑起戰爭的時候，楚國在南方總有相應的一系列動作，常常讓晉國陷入首尾不得相顧、兩面受敵的被動局面。
秦、晉之間的外交對於兩國都非常重要。秦國是春秋時期有資格與晉楚爭霸的大國，而晉國又是與秦國比鄰的唯一大國，因此，秦對晉關係的方針是否恰當，對秦國的發展來說，是極為重要的。秦國正是綜合考慮了各種客觀形勢，對晉採取了或和、或攻、或騷擾的方針。
由於強大晉國的存在，秦國雖然佔據了渭河平原這樣的“王者之地”，卻在整個春秋時代都無法東進一步，想必秦國也會發出“既生秦，何生晉”的感嘆吧！
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秦國正因無法東擴，轉而向西，於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秦國由此“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可謂收穫甚豐，從而奠定了戰國時期秦國稱雄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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