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大奸似忠”的王莽：想要做大事，先搏好名声？说起王莽，我们就要说说所谓的“禅让”了。 “禅让”这一制度据说源于上古社会，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便是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故事。及至禹后，启继承天子位，从此便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罔替。然而此后，却也出现了不少的禅让故事，诸如王莽代汉、曹丕登基、杨坚兴隋、赵匡胤开创大宋都在名义上采用了“禅让”的形式。这其中，当属王莽代汉最为典型，此后一切所谓的“禅让”，可以说都是从王莽处学来的。
或许正因如此，王莽在世人心中一直是一副乱臣贼子的形象，而他所开创的新朝，也未能被列入纪元。这对于王莽而言，未免有些委屈。倘若说他是外戚篡权的贼子，不能被纳入正统，那么隋文帝杨坚又做何解释？倘若说新朝执政的时间过短，不足以纳入纪元，那么大秦王朝号令华夏的时间不也是和新朝一样的15年吗？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后继的东汉政权将西汉视为正统，在史书中当然要将新朝排除在正式纪元之外。此后，各朝各代的史官都沿用东汉的说法，于是新朝始终没能成为一个正式朝代。
当然，王莽的为人确实够阴险、够狡诈，这方面他不足称道。但是，他受“禅让”给皇帝的这一过程，着实令人叫绝。王莽的父亲王曼是王太后的异母兄弟，但王曼死得早，未能封侯，相比之下，王莽家就比较寒酸。少年王莽立下大志，决心有朝一日位极人臣，让那些飞扬跋扈的兄弟们看一看。要想爬上高位，必须要弄个诚实的好名声。于是，王莽发愤读书，勤学好问，生活节俭，疏远游手好闲之徒，结交饱读诗书的京中名士，对人礼貌，十分恭谨，于是在京城中首先获得了好名声。
有了好名声，并不等于能爬上高位，最关键的是那位当大司马的王凤。于是王莽就竭力讨好王凤。有一次，王凤得了病，他精心伺候伯父，一直守在病榻边，细心照料，事必躬亲。小至请医把脉，大至煎药倒尿，毫无怨言，煎好药时还要亲口尝一尝。王凤病重时，他衣不解带，昼夜服侍，脸都顾不得洗，这种诚心令伯父非常感动。王凤在临死之时，亲口向太后交托要她照顾王莽。王莽得以升为“黄门侍郎”，后又升为“射声校尉”。
除了王凤外，王莽对其他几位叔父，也千方百计地表示出尊敬、诚厚、老实、勤俭的样子。终于又感动了一位叔父王商。王商细一思量，这整个王家花花公子多，勤俭弟子少，真正能保住王家基业的只有王莽一个。于是他上书皇上，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封邑分出一半给王莽，让他也封侯。朝中大臣也纷纷上书，夸奖王莽德才兼备，应该重用，引起皇帝重视。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官职又升到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虽然做了大官，仍然是一副谦虚谨慎，诚厚忠心的样子，而且生活也十分节俭，不蓄家财，钱财都用于资助名士，颇有轻财重义的豪爽气概。
王莽的哥哥王永早死，王永的儿子王光和嫂子由王莽供养。王光在太学读书，王莽特地带了酒肉等礼物慰问王光的老师，与王光一同读书的同学也受到赠送。王莽身居高官，如此礼贤下士，令太学的先生们感激不尽，这些先生们官位低微，一副寒酸相，谁又看得起他们，唯独王莽慧眼有珠。这样一做，先生学生争相宣传王莽的美德。朝中继王凤任大司马的王根也是王莽的叔父，王根病重，多次请示卸任，王莽遇到千载难逢的时机。
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王莽因为大司徒孔光是著名的儒者，辅佐过三个皇帝，是皇太后所尊敬的人，全国人都相信他，于是极力尊敬地对待孔光，选用孔光的女婿甄邯担任奉车都尉加侍中衔。当时依附顺从他的人被提拔，触犯怨恨他的人被消灭。对哀帝的外戚和他向来不喜欢的在职大臣，王莽都罗织他们的罪名，写成请示奏章，让甄邯拿去交给孔光。孔光一向小心谨慎，不敢不送上这些奏章，王莽再报告皇太后，总是批准这些奏章。
王舜和王邑成为他的心腹，甄丰和甄邯掌管纠察弹劾工作，平晏管理机要事务，刘歆主管典章制度，孙建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还有甄丰的儿子甄寻、南阳郡人陈崇都由于有才能而得到王莽的宠信。王莽脸色严厉，说话一本正经，想要有所行动，只需略微示意，同伙就会秉承他的意图明白地报告上去，而王莽自己却磕头哭鼻子，坚决推辞那些事，对上用这种手段迷惑皇太后，对下用这种手段向广大群众显示诚实。
一次，大臣们向太后报告说，王莽应该比照以前的大司马霍光和萧相国的成例受封。王莽假意推辞说：“我和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决策拥立新皇帝，现在希望仅条陈孔光等人的功劳和应得的赏赐，放下我王莽，不要和他们相提并论。”大臣们建议说：“王莽虽然克己让人，朝廷还是应当表彰，及时给予赏赐，表明重视首功，不要让百官和人民群众失望。”皇太后便下诏书把召陵、新息两县民户二万八千家封给王莽，免除他的后代的差役义务，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他的爵位和封邑，褒赏他的功勋。仿照萧相国的成例，任命王莽担任太傅，主持四辅的工作，称号安汉公。把从前萧相国的官邸作为安汉公的官邸，明确规定在法令上，永远留传下去。
当时王莽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不得已才上朝接受策命。王莽接受了太傅的官位和安汉公的称号，辞谢了增加封地和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爵位、封邑这两项赏赐，说是希望等到老百姓家家都富足了，然后再给予这样的赏赐。各大臣又力争，王莽又推辞没有接受，而建议应当把诸侯王的后代和自从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孙赐封为列侯。
王莽已经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但他最想要的是专权独断，随着地位的巩固和权势的增长，王莽的权欲愈益滋长。他从政治斗争的得失中认识到，控制皇后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更加巩固他的权位。他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提出为平帝议婚，打算乘机把自己的女儿配为帝后。为此，王莽展开了各种活动，终于达到了目的。
不久平帝去世，在议立新君时，元帝一系的子孙已经灭绝，宣帝一系有曾孙数十人，他们都已成人，不利于王莽篡位。王莽借口“兄弟不得相为君”，就在宣帝玄孙中挑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刘子婴来即位，以便从中行奸。这时，王莽的党羽迎合王莽的意思，假造了一个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符命石。王莽的党羽上奏王政君，王政君坚决反对：“这种诬告天下的事，不可施行。”然而，王政君经不住位居高官的王莽党羽的蛊惑，糊涂的王政君竟然下令允准王莽“如周公故事”。至此，王莽名义上虽是“摄皇帝”，而其他一切礼仪、制度都与皇帝无异了。
当了摄皇帝，他还想当真皇帝。王莽的党羽密谋弄假成真时，王莽“谦恭”的假面具被揭开，“巧伪人”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一些过去对王莽认识不清的人和部分汉室子弟开始觉察了王莽的野心，他们举行了好几次试图推翻王莽的起事和政变，但都没有成功。王莽的党羽把这些比为周公居摄时的“管蔡之变”，说什么“不遭此变，不彰圣德”。但王莽心中明白，深恐夜长梦多，就在他“居摄”的第三年便匆匆忙忙公开篡位夺权了。当他派堂兄弟王舜去向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准备位登大宝时，王政君才彻底地看清了王莽的真面目。她痛骂王莽和王舜，把传国玉玺狠狠地摔在地上。从此，王政君与王莽彻底决裂，退居深宫，仍穿汉家服饰，按汉廷旧制生活，以示坚名节，不与王莽同流合污。
结语：公元6年，王莽正式称帝，国号为“新”。至此，王莽彻底暴露了“大奸似忠”的真实面目。所谓权力越大，欲望也就越大。当王莽的权力达到顶峰之时，他也就忘记了本该谨守的礼仪道德，此时此刻，除了朝堂上那个金灿灿的龙椅，王莽眼中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当他的权利欲望膨胀到极点时，他便撕开了所有的遮羞布，一步一步向龙椅走去，也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
王莽的伏藏之术，尚值得我们借鉴。一个人，若想成就一番大事，曲己事人，谦逊顺从，低调行事，小心谨慎，不露锋芒，这都是必须具备的素质。但是，倘若是将这些良好品德建立在不可告人的目的之上，那么则绝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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