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史之乱后，原本步入盛世的唐王朝骤然间陷入史无前例的乱局当中，这种混乱局面中，最为典型的特征便是藩镇的大量出现。

终唐一朝，曾经叛乱中央的大小藩镇多达十一座，这些藩镇，长期以半独立状态存在，其实际的管理者多称节度使或观察使。他们不仅拥有这些藩镇的军事指挥权，更拥有着罕见的人事任免特权，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唐廷，也不得不正视这些强藩的存在，长此以往，这些尾大不掉的藩镇，也就成为了唐王朝复兴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盛唐疆域

这样的说法本身并无太多问题，然而，自汉代以来，地方豪强通过掌控地方军政大权最终反制中央的旧事并不罕见，而出身六镇的太原李家更是在隋末乱世中拼杀出的典型例子。作为其子孙，唐朝统治者又为何会坐视这些藩镇拥有如此独立的军政财权？要知道，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中唐以来一共有大小近九十个藩镇诞生。而这些藩镇，大多是中央主动设立。

若这些藩镇真的只是不听号令的强权势力，那么其统治者又怎么会如此不智的推动地方藩镇化？

诚然，安史之乱后，玄宗出逃四川，"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在这种情况下，与地方失去联系的唐朝中枢，设立节度使钳制地方其实合情合理。但若将唐廷在此之后长期主动进行的藩镇化，视为行政中央不得不行的无奈之举，似乎还是有些牵强。笔者认为，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其实是人们对藩镇本身定位的误解：大部分情况下，藩镇并非全然不听中央号令的割据势力，相反，其设立的目的中本身就有着协助中央恢复地方稳定的重任，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在中唐到晚唐的百年时光里，唐朝统治者在削藩之外，仍然在孜孜不倦的致力于建立新的藩镇。

一、安史之乱后藩镇的设立

就像大多数读者所知的那样，藩镇的建立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有关。骤然间爆发的安史之乱，将唐玄宗盛世永享的美梦击碎，而这位曾经参与过神龙政变的英主，也自此失去了所有的锐气，面对兵锋直指长安的叛军，玄宗皇帝选择了避其锋芒，转入四川避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若无之后肃宗李亨，很难想象朝廷中枢进入四川后，整个唐王朝会步入何种境地。值得庆幸的是，这位在马嵬兵变中似乎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储君，最终与其准备入蜀的玄宗分道扬镳，而在其传奇般抵达灵武之后，更是选择不顾唐玄宗尚在的局面，在灵武称帝。这便是后来的肃宗皇帝。

这样的称帝行为，其法统本身就备受质疑。在这种危急关头，与叛军交战的肃宗选择在长安东西两地分别设立同华、京畿等节度使。如果从当时的处境来看，这些节度使之所以存在，无非是肃宗希望利用他们遥控地方上重要战略支点，以此来进一步提升与安禄山对峙的胜算。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其继位之前，玄宗皇帝就已经下令在江南东西二路、黔中、淮南等地设立节度使，其意义与前者全然相同。

这些藩镇的建立，标志着唐朝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肃宗时代先后设立的四十余名节度使中，其实少有不听中央号令的反叛者。而讽刺的是，曾经被玄宗寄以厚望的永王李璘，却在掌握江东道的军政财权后率先割据一地，企图以此为基业夺取皇位。

从这一点上来说，军政一体化的节度使，其实是唐王朝在天下惶然之际，企图扭转乾坤的一步胜手。

二、中唐以来藩镇的作用分析

诚然，若是站在统治者的视角，藩镇的存在本身带来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一些远在中央管束范围之外的藩镇，若是长期维持独立，必然会进入到割据阶段。

事实上，即使是处于中原地区的淄青、淮西两地，也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一度成为节度使的私产。

永泰元年,官员李正己将原淄青节度使侯希逸驱离，并自掌该地的军政大权；大历十四年,李希烈取代李忠臣为帅,淄青、淮西两镇逐渐显现出尾大不掉之势。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若是仅从中原地区来看，淄青、淮西两地的情况，几乎是唐代少有的特例，由于其距离中央区域过近，这一片地区的藩镇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忠于中央。

如宣武镇节度使刘玄佐，前后执掌宣武镇十余年，由于深得军心，对朝廷号令往往多有骄慢，史载其"旧益骄态,多逐杀将帅"，但这一军镇，仍然是中央防遏河朔甚至淄青、淮西藩镇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即使是桀骜如宣武镇、武宁军两镇，虽然有着种种跋扈之举，但总体来看，其对于中央正统性地位，并无丝毫异议。

那么，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究竟如何呢？笔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者为后者所承担的义务，一共可分为行政、军事、征税三方面。

三、藩镇对唐廷的义务

（一）行政职能

安史之乱是一场波及全国的叛乱，其影响绝不仅仅体现在唐王朝统治威信的丧失这一点上，其影响之深远，已然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原先的盛唐荣光，如"白头宫女话玄宗"一般成了前尘往事。

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建立以来所推行的统治秩序已然开始失效，可以想见，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长安为叛军攻占，丧失行政中枢的地方，将会迎来怎样的混乱局面。正因如此，唐朝政府以藩镇管理各地的诏令下达后，其实起到了安定人心的巨大作用，史称，直至此时，各地官员"始知乘舆所在"。

即使是在战乱结束之后，饱受战火摧残的人们，面临的仍是一个失去中心秩序的社会。 "受明王之崇寄,同国家之休戚"的藩镇节度使，开始以藩镇为单位，重新掌控地区的行政大权。这些拥有近乎土皇帝一般权力的节度使，本身也肩负着重要的政治任务，他们的权限范围要远远高于地方官员，因此也能更为方便的统筹地方管理，而与之相对应的，观察史们同样有着"专刺举之职,如郡守不理,或临财不廉,酒食是营,狱讼靡息,以时奏劫"的责任。仅以此论，这种权力，本身与义务是对等存在的。

譬如处于河南一地的滑州，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唐书》称此地"滑当寇冲，城邑墟榛"，由于当地处于战乱冲突的最前沿，这一地区所受的战争创伤同样最为深重。而其节度使令狐彰，虽然曾是史思明部下，但却在安史之乱中选择忠于唐王。

战乱平定后，为恢复当地建设，"彰以身励下，一志农战，内检军戎，外牧黎庶，法令严酷，人不敢犯"。而面对乘机入寇的吐蕃军队，令狐彰更是亲自召集"防秋兵"以备边事。正因如此，这位曾经因立场而被污名化的名臣，最终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赞扬：

"（令狐彰）中卫社稷，外修疆事，合于一体，以靖庶邦，其在有终，谓之不朽"。

而这样的例子自然不止令狐彰一人，事实上，在《新唐书》中，有大量的传记专门为这些节度使所立，他们虽然身为节度使，但于国于民无丝毫亏欠之处，而史书中的这些记载，也足以说明，即使是同时代的人们，也并未全然将藩镇与割据一词混为一谈。

这些在战争时期建立的一级行政区划，其运行过程中的信息终端不再是中央而是藩镇的节度使，"制赦不下支郡,牧守不专陈奏"，这样的架构虽然可能导致新的问题出现，但若是以当时的现实处境来看，更加迅捷的运行渠道无疑有助于节度使快速解决出现在各地的现实问题，而通过控制和保持节度使的忠诚，唐王朝便可以在较快的速度下恢复因战争带来而导致的创伤。

（二）征税职能

与行政职能相关联的，还有藩镇所独有的征税职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保障税收的稳定，是维持其运转的最基本前提，以藩镇为单位自行征收税赋，实是一种无奈之举，这样的职能下放无疑为强藩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但是在中央权威已然受损的情况下，自顾不暇的中央将权力下放，同样能减少因贪腐等原因造成的税赋消耗。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战争的烈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持续增强，而原本被唐王朝视为支柱的府兵早已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而弱化，到得玄宗时期就已经不再能继续承担重要的军事职能。自然而然的，募兵制成为了唐朝征兵的最主要手段，而与府兵制相比，募兵成本之高昂是大规模推广的最大障碍。

可以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枯竭的赋税收入与日益增加的军事费用成为唐王朝难以弥合的矛盾根源，若无各地藩镇对中央财政的输血，这样的矛盾足以致使整个国家崩溃。

以南方为例，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些地区相较于首当其冲的黄河下游地区而言，反倒成了富庶和平之地，尤其是浙东，更是"财富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

但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战争背景下，浙东、江西、淮南等地并未因战火尚未波及就成为了一片乐土，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加，唐王朝对于这些地区赋税的索取更加急迫，以贞元二年为例，这一年朝廷就下令浙江两道"进米七十五万石"、"两税折纳一百万石"。

而在这之前的一年，危机似乎依然到来，刚刚继位的唐德宗，面临的是一个哀鸿遍野的关中，在此等情况下，刚刚颁行的两税法尚未取得成效，官员、百姓因饥荒而惶惶不可终日，若不是镇海节度使、浙江东西观察使韩滉"尽输粟帛，千里相继"，正因泾原兵变之困而焦头烂额的唐德宗就只得面对再一次的兵变危机。

镇海节度使韩滉名画五牛图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例，事实上，唐代后期的两税制或者说两税三分法，本身就是基于藩镇存在这一现实情景所设立的新型税收制度。一些读者可能了解，在唐代中后期，一些强势藩镇私自截留朝廷赋税的情况经常出现，甚至连《两唐书·杨炎传》中都出现了"（割据藩镇）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这样的批评之语。似乎这些藩镇，拒不承担输税义务。

但事实上，这些私自截留赋税的藩镇虽然存在，但其原因却并不完全是因为对于中央的抵触，以西北、中原为例，这些地区由于距离叛乱的河朔故地极近，因此在战争爆发后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但即使是这样，在实际的税收调配和军费输送的过程中，西北、中原藩镇两税三分中的"上贡"部分，仍然是需要由地方转至中央。如《册府元龟》中就明确记载了这样的折子：

"（兴元二年十月）京兆、河南、河中、同、华、陕、掳等州府秋夏两税、青苗等钱物悉折来粟麦,所在储积以备军食"。

这就意味着，虽然藩镇割据的局面的确存在，但在大多数时候，藩镇并非以对抗的形式面对中央，输税职能不仅是藩镇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同时也是唐王朝维持自身统治的力量来源。

（三）军事职能

与行政、征税职能不同，军事职能是藩镇最初也是最根本的职能。

如果从地缘环境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建立于河朔周边的十数个藩镇，如"河东、天平、昭义、义武等，皆是朝廷用来镇守交通要道的重要军事重地。如前文提及的中原藩镇淄青，有着"北拒河朔、南控江淮"的重要军事意义，而桀骜不驯的宣武军，更是"当天下之要,据河朔之咽喉,通江淮之漕运"。

从这些藩镇的建立过程来看，他们的存在，限制了安史之乱由河朔地区向外部延伸，这一战略目的，并没有因为这些藩镇的桀骜而消失。相反，这些地区的形胜之利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其战略地位的同时，也致使这些藩镇的长官即使有心叛乱，却也要担心受到朝廷和叛镇的两面夹攻。

而之后的历史脉络也基本延续唐王朝建镇时的构想，中原地带由于紧邻京畿重地，很少有藩镇能以割据形式独立存在，而中央所难以企及的地区，则由于叛镇的窥伺不得不收束野心。

当然，这样的推断并未将节度使本人的忠诚度考虑在内，但不管怎样，终唐一代，被朝廷寄予厚望的河东、天平、宣武等阵，一直是朝廷阻遏地方势力反叛的重要战略节点，其本身的军事力量同样为朝廷所用。

陆贽

如德宗朝的泾原兵变事件中，面对叛军最为锋锐的冲击，宣武节度使李勉以孤城相抗，将李希烈等人抵挡在城外不得存进，义武军张孝忠，虽是安禄山余部，但在归顺朝廷后却忠心耿耿，曾平定李惟岳叛乱，又于奉天之难中派兵勤王护驾，麾下大将杨荣国以六百兵卒随李晟夺回长安。《旧唐书》称其"颇达人臣之节"。

对此，中唐贤相陆贽也颇有感触，称：

"多难以来,三十余载,克平祸乱,属在戎臣,或节著艰危,或勋高战伐,受任虽专于总帅,成功亦赖于群材"。

可见，在当世人严重，这些节度使并非是狼子野心的武夫，更是于国有功的定难功臣，也正因如此，即使是在宪宗时代，力主削藩的宪宗皇帝也并不是主张全然废除藩镇之法，而是将桀骜不驯、听调不听宣的藩镇进行拆分和析镇。

这样的情况其实也符合实情，自府兵制在玄宗时代名存实亡之后，朝廷以募兵制为基础征募军队，其花费远超府兵，因此，虽然其直接管控的神策军一直被视为朝廷嫡系，但在大规模作战时，即使是为了分担财政收入，朝廷也不会拒绝各地强藩的军事支持。

而藩镇的"藩"字，本身也是其军事意义的一种体现，明代藩王的建立原因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希望利用藩王"藩屏皇室"，以藩王所统属的军事力量对抗北元残部，而唐代的藩镇，自然也有着对抗外部边患的重任在身。

如凤翔、银夏、泾原、岭南甚至朔方镇，均是朝廷为对抗边境的袭扰而特立的军事重镇，尤其是后来成为战争策源地的河朔，本身被朝廷寄予厚望，希望其可以承担"山河襟带,关辅要冲"的军事重任。当然，由于野心家的崛起和朝廷政治倾轧的无底线化，这一地区最终成为整个国家战乱的根源，但这样的结果却并不能完全抹杀其存在时为唐朝所带来的战略优势。

安禄山剧照

而除了河朔以外，"表里山河"的西川，"扼胡苑之左"的凤翔，"雄压险中"的剑南东西二道，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军事意义。而这些地区的节度使们，大多也不辱使命，在对抗日益严峻的边境危机中，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起到了定海神针般的效果。

四、结语

天宝末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终结了玄宗大唐盛世的不醒幻梦，也将整个唐王朝拖入战争的泥沼中。这一场叛乱虽然最终被唐廷所平定，但其所带来的影响却一直持续到一百多年后。

在这一百多年里，曾经为对抗叛军而设立的藩镇节度使开始渐渐有尾大不掉之势，这也是唐王朝此后难以复兴的一大根结。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遍布全国的藩镇，本身也是维系唐朝脆弱统治的重要支撑，行政、赋税、军事，藩镇对于中央的影响体现在这一国家机器运行的方方面面。在过去，我们常常将这些藩镇的存在当做大唐一蹶不振的"因"，这虽然有一定道理，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伴随唐朝大半时光的藩镇，其实也不能完全与割据划为等号，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维持唐朝存续的"生态位"，若是强行将两者割裂，或许反而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

参考文献：

1、《旧唐书》

2、《新唐书》

3、《册府元龟》

4、《陆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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