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論：儒家"華夷之辨"

尤其那些本為華夏之裔卻身事夷狄之廷的"失節"漢臣，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承受著極大的輿論壓力。

李陵、王猛和許衡是中國歷史上仕胡漢臣的三個代表，後世文人對他們的看法不一。對李陵個人以同情為主，但卻一致反對其效忠匈奴之舉。對王猛譭譽參半，多認為他不應效忠前秦，但到清代中晚期開始出現反調，認為忠於苻堅也是一種君臣之義。

對許衡則以稱讚和辯護為主，但其中仍暗藏"仕元是罪"的邏輯前提，直到清代中晚期士人的史論中，才對元朝的正統地位予以不加保留的認可。

漢時長安繁華圖

這些歷史評價表露出不盡相同的華夷觀念，我們從中能夠窺察到中國古代文人對華夷倫理與民族問題的調適之法。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孔子的這句話體現了華夏民族較早期的民族心理。

"華夷之辨"也成為孔門儒學留給後人的一條重要訓示，深刻地影響了接下來兩千餘年的中國社會。

在孔子的時代，"華夷之辨"不僅包含血緣和地域的涵義，更包含著文化涵義，即所謂"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這層文化內涵既是華夏民族自信力的最大來源，也是使其區別於夷狄

所以韓愈在《原道》中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從西晉末年"五胡亂華"開始，昔日野蠻落後的夷狄開始頻繁佔據中原華夏之地。他們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上不斷向著文明的方向邁進，於是也開始謀求政治上的正統地位。

至蒙古、滿洲先後問鼎中原，實現一統，此時何者為華，何者為夷，何者居於正統，何者又居於邊緣，開始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政治問題。

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在歷史上不斷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混一的格局。而各民族之間，在政治、軍事鬥爭的背後，更是文化地位的輪替與爭奪。

在此過程中，有一個群體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即那些本為華夏之裔卻身事夷狄之廷的"失節"漢臣。以嚴格的華夷觀念來衡量，他們都可歸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列。

但這些人當中也不乏情有可原引人同情者，卓有功勳造福一方者，以及德行彪炳可垂後世者，華夷觀念在這裡又顯得有些狹隘和脆弱。

我們所依賴的材料主要是古代文人所作的史論文章。史論文屬論說文的一種，發源於漢代賈誼的《過秦論》，隨著古文創作的推廣與學術風氣的轉向，而成熟且繁榮於宋代，遂成為重要的文章門類。在宋元明清時期，經史的文章創作大量增多，文人也養成了史評史論的良好習慣。

而且，宋元明清四朝也恰好是民族矛盾較為尖銳、民族問題較為凸顯的時代，身處於這一時代的文人在寫作經史論文以評述仕胡漢臣、談論華夷之辨的時候，應帶有更強的時代特質與問題意識。

（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辨"、"夷夏之防"，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於《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

如果對歷代經史論文加以統計，我們可以提取出三個爭論最為集中的考察樣本———李陵、王猛和許衡，通過後世文人對這三個歷史人物的評價與論說，能夠來揭示華夷觀念所面對的複雜的倫理局面，以及人們的解決應對之道。

李陵"正"、"反"之爭

李陵，漢代名將李廣之孫，因兵敗浚稽山被漢武帝異滅三族。於是心灰意冷投身匈奴，我們熟知的司馬遷，便是因為他辯護而受的宮刑。

司馬遷同情李陵，這是人所共知的史實。但對李陵表示同情與理解的不止司馬遷一人，班固在《漢書·李陵傳》

《李陵傳》藉助嫻熟的筆法，"描畫出李陵生命深刻的悲劇性，可說直接承襲了司馬遷《報任安書》為李陵所塑造的悲劇英雄形象"。

"亦藉由筆下對李陵的認同，反映出班固對司馬遷的同情與理解"。

在司馬遷與班固的接續刻畫之下，李陵作為末路英雄的形象開始建立起來。

有學者研究，在漢魏六朝時期，李陵在詩文作品中成為一種"悽愴的符碼"，那些假託李陵、蘇武而作的詩歌和書信以《漢書》的描述為土壤，根據各自的文體特色而有不同的側重。

詩歌著力強調其自傷的心緒，"而且自傷的實際內容不外思歸不得的痛苦、失群的孤寂、懷人的殷切三個面向，至於究竟是什麼政治或其他的因素導致自己落入這般境地，作者採取絕對緘默的態度"。

書信則"不僅會很自然地觸及李陵許多複雜的心緒，如羞辱、憤慨、委屈、內咎等，更要緊的是導致政治、軍事問題被全盤捲入"。

在書信所展開的爭辯中，作者也多從各種角度為李陵開脫罪責，進行道德的重新審判。

一位降將能夠得到如此的理解與尊重，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其一是司馬遷對李陵、班固對司馬遷的相惜之感，在最開始即建構起李陵的經典形象，為後續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中人們對李陵的價值傾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二是六朝時期南北分裂對峙，李陵投降胡廷的行為與剛剛崛起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立場相符，甚至在北魏、北周和唐朝都出現了追祖李陵的現象。

其三則是玄學對儒家名教的衝擊以及朝代更迭過速造成士人名節觀念崩壞，都使政治立場本與李陵不合的南朝漢族士人也能對其抱以理解態度。

李陵，公元前134—前74年，西漢時期將領、文學家，飛將軍李廣長孫

但是，隨著漢族政權再次統一南北以及名教觀念的再次樹立，漢族士人對李陵的態度也發生了徹底的轉變。

從客觀角度看待李陵投匈奴

唐、宋對李陵多貶低：

最早一反同情理解立場而對李陵發起系統批判者，當屬中唐時期的白居易。

白居易在其《李陵論》一文中列出李陵四大罪狀：

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

這番責難是針對《史記》、《漢書》所建立起來的李陵經典形象而發的，白居易詰問道："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

白居易不欲依附於司馬遷和班固所建立的理解傳統，而要從儒家經典當中尋找理據。

他援引《禮記·檀弓上》："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以《左傳》對晉國勇士狼瞫奮勇殺敵而死的稱美為依據，認為李陵亦應"獲其死所"。

而李陵若想擺脫不忠、不孝、不智、不勇的指責，惟一可行之路就是"死節"。

白居易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

白居易的這番責難開啟了後世文人對李陵的種種指責。其言確有不近人情之處，且單從李陵受辱降敵之結果立論，卻不深究此事發生之原因。

宋代的何去非和秦觀則主要從原因的角度對李陵事件作出分析，但他們並未將久戰無援作為主要原因而為李陵開脫，反而從李陵自身尋找缺陷而深責之。

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人。喜談兵學，曾任武學博士，參與校訂《武經七書》。且善做文，頗受蘇軾賞識。

（浚稽山，古山名。約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土拉河，《史記·匈奴列傳》："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裡，期至浚稽山而還。）

其所作《李陵論》開篇即雲：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為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

他從軍事學家的專業角度出發，認為戰敗的主要原因是李陵輕敵自傲，恃麾下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便以區區五千步兵，勞師襲遠，抗衡匈奴數萬鐵騎，此等行為可謂"輕委其身以予敵"。

戰敗的另一方面原因在於漢武帝，他不僅不阻止這樣一支部隊以身犯險，反而"壯之而聽其行"，又使其"上無統帥而旁無支援"

李陵和漢武帝共同的錯誤，則是企圖依靠僥倖獲得戰爭勝利，但須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

與何去非同時的秦觀也以論兵著稱，史載其"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談兵家書與

己意合"。

他也作有《李陵論》，其觀點幾與何去非盡同，也認為李陵戰敗乃其自取之禍，而用兵應顧及常道，甚至連其所舉王翦滅楚之事例皆同，

可能二人在此問題上曾有過交流。秦觀所特出者，在於能揣摩李陵當時的心態："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

這番言論應是本於孟子對孟施捨"守氣"以"養勇"的稱讚。

元、清對李陵多為褒：

在何去非和秦觀之後，明清兩代還有十餘位文人作有李陵專論。

與白、何、秦三人不同，明清士人談論李陵，絕大多數採取同情、理解的態度，甚至有對李陵的稱讚。但他們表示同情或稱讚的具體理由，基本沒有超過蘇、李書信的內容範圍，大致可分為如下幾種看法。

一是相信李陵會劫持單于南歸報漢，這就意味著相信他並非貪生怕死才投降，而是另有所謀。

晚清文人張金鏞在其《李陵論》中說：

觀其言曰"無面目報陛下"，則雖身託異域，猶思所以酬德也。……安知其不為曹柯之盟，驅醜虜翩然南馳哉？……以開口言死之健兒，而作忍辱偷生之降將，知非陵之初心。

看來他是完全相信了《文選》所收《答蘇武書》中的話。

假如李陵當初投降時真有效仿曹沫劫盟的想法，那麼最終破壞李陵這一計謀並逼迫李陵決意不歸漢朝的主要因素，就是武帝對李陵全家的誅殺。明清文人就多從批判漢室寡恩的角度，為李陵申訴。

李陵與蘇武

而為李陵開脫的重心也在於兩點。

其一、為李陵開脫的論調，多將問題的焦點轉移到漢武帝身上，而這也是直接承襲自《答蘇武書》。

該書寫道："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清初文人五禮圖在其《蘇武李陵論》中，還將蘇武的遭遇和李陵作出比較，認為蘇武有大功卻未獲厚賞，李陵無大過竟遭受極懲，漢家對兩人均有不公。

而這一看法也早就在《答蘇武書》中出現了："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

不過，以上言論都只關心李陵戰敗降敵之後的問題，

其二、對李陵的戰功和才華加以肯定。

清初士人王源在其《李陵論》中一方面承認"李陵降賊之罪豈待辨哉"。

另一方面又強調其戰功顯著，足可抵罪，才華出眾，良須愛惜："顧陵以步卒五千絕大幕，戰匈奴十萬眾而殲其半，自漢出兵以來未嘗有功，雖不成，固天下之奇才也。……陵之將略不但遠出廣利諸將上，絳、灌之屬亦難與伍，罪無可逭，才實可惜。……如以國家功罪論之，則陵之功且浮於罪萬萬也。"

這種功罪比較也是出自《答蘇武書》："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當然明清文人也有一些對李陵嚴厲批評的言論。

嘉道時期文人鄒鳴鶴附翼白居易觀點，也將李陵之過概括為不忠、不孝、不智、不勇四條。

他甚至還提出一個極為苛刻、不近人情的意見，認為即便武帝誅其全家，李陵仍應"降其忿心，中夜籌畫，舉向所為得當以報漢者行之，然後入玉關，朝北闕，面折朝廷，剄身朝右，俾朝廷知陵本心而妻母之誅誠哉其為冤矣"。

這就要求李陵不僅要不計全家之仇，冒險行刺單于，最終還要自剄以謝天下，簡直是過分已極的要求。

清初遺民士人劉命清所撰《李陵》一文大抵與何去非、秦觀看法一致，強調李陵之敗乃緣於其好大喜功，純屬咎由自取，此文於立意上並無新意。

在這一觀點上能寫出新意的要屬晚清文人方宗誠，他在《李陵論》中認為：

李陵之失節，無怪也。彼徒知有功名，而不明致身事主之大義也。

李陵之所以選擇獨領一軍，並以寡敵眾，是因為"徒以貳師出則不得獨成大功，多受騎出即成功亦未足奇，欲成奇功於絕塞，不得不為萬死一生之計以求自見"，可見他只"為一身顯功名"，卻不"為國家計慮"。既然心中徒有功名之念而無君臣大義，則降敵失節也在情理之中。

這番論述直揭李陵內心之隱曲，可謂誅心之見！

縱觀歷代對李陵戰敗降敵行為的看法，我們發現無論是同情、稱讚還是批判，都在一個點上達成一致。

批判者指斥李陵好大喜功，輕敵冒進，在戰術上失策。降敵求辱，甘為胡奴，在人格上失節。

這些看法自不必多說，肯定是不滿於李陵由漢臣變為胡臣，即默認漢臣轉事胡廷就是不忠不孝天理不容之行。

同情者對李陵抱有深度理解與期待，認為李陵可以效仿曹沫劫持齊桓，於詐降之後暗自謀劃，劫持單于而翩然南歸。

李陵碑，出自《楊家府演義》

他們將李陵未能如此行事的過錯推向漢武帝，認為是武帝逼迫李陵以身犯險，並在戰敗後誅殺其全家，終使其不能完成劫持單于的計劃。

這些人其實同樣默認

才華是防禦匈奴、鞏固漢疆的才華，戰功也是浚稽山一役殺傷大量匈奴騎兵的戰功，這背後同樣指向對漢朝的貢獻。

所以，我們不要僅看到古人對李陵個人的探討，而忽略了華夷之辨這一關鍵問題；不能因為人們對李陵某一方面的同情或稱讚佔據多數，就以為人們對其轉仕胡廷的選擇也是普遍認同的，這些都不屬於同一層面的問題。李陵是最早最著名的仕於胡廷的漢臣，人們對他的論說，透露出論說者心中冷峻而清晰的華夷觀念。

"不世之出"王景略對、錯之爭

從前秦至隋唐，人們評論王猛時，均對其治國才略大加稱讚。

如苻堅說："王猛乃夷吾、子產之儔也"。呂婆樓向苻堅引薦王猛時說："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

苻融勸苻堅勿伐東晉時說："王景略一時奇士。"

前燕大臣皇甫真說："苻堅、王猛，皆人傑也。"

前燕梁琛說："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

唐初官修的《晉書》也這樣評價他："猛環姿俊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幹其慮。"

這些評價都主要看重王猛治國理政的才能，而不大注意其身事夷狄之國而有失華夷之節的問題。

王猛並無《史記》、《漢書》

上一段所列舉的材料多是史書記述或學者議論中的偶然提及，並不具有系統性，也缺乏思考深度。

王猛（，325年—375年。十六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在前秦官至丞相、大將軍

但在明清兩代，王猛開始成為史論文的一個重要議論對象，文人對他的關注竟然不輸給歷史上任何一位名臣。這些討論也集中到一個突出問題上，即華夷之辨與君臣之義之間的矛盾衝突。

在上引數段南北朝至唐代的材料中，苻堅、崔浩都將王猛比於管仲，王通、朱敬則將其比於孔明。

那麼，王猛是否能當此盛譽，就首先成為明清士人探討的焦點問題。

陳孝威在《壺山集》卷三有《王猛論》一篇，為王猛不仕晉而仕秦找到理由。他與韓愈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思想一脈相承。

漢族政權不尚儒學而崇信佛老外道，則是在文化上成為了夷狄。這一思想對那種簡單化的華夷觀念構成了衝擊。但更重要的是，王猛不事江東固然可以理解，卻又為何要事前秦呢？

陳孝威指出："符堅一見王猛，歡如故舊，及後委任倍篤，久而不衰。堅之待猛，可謂至矣。"王猛若為報答苻堅知遇之恩而輔佐他，就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君臣之道。陳孝威這種以君識臣才、君臣相得來模糊華夷界線的做法對華夷之辨構成了一定的衝擊。

顧景星和侯方域篇文章寫作時代相近，二人都是遺民士人，但文章的整體傾向卻都是為王猛作辯解，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華夷之辨的合理性。

我們更關注他們提出的兩點理由。他們首先確立王猛心向晉室這一基本前提，王猛表面的行為是侍奉胡廷，但其內心歸向與行事之根本目的卻是要匡扶華夏正統。

這一論調就為華夷之辨開了一個口子，無論一個人做出什麼樣的外在行為選擇，都可以宣稱自己的內心仍是純潔忠貞的，這就在客觀上推動了華夷觀念

當他們解決了上述前提後，便將王猛事秦的直接原因指向叛臣桓溫，認為王猛是為了顧全君臣之義，保持個人名節，才沒有隨桓溫南歸的。這就在君臣道義的維度上為王猛的人格價值實現了昇華。

十六國前秦版圖

華夷之辨與君臣之義都是儒家思想所維護的價值準則，顧、侯二人卻製造出二者的對立，即：若要保全君臣道義，便不能事晉而只能事秦。君臣之義對

華夷之辨與君臣之義

清代中晚期的柯振嶽、方浚頤、華文漪、鄧瑤等人則專門針對王猛"心乎晉"的觀點發難。

柯振嶽其《蘭雪集》卷四有《王猛論》一篇，專門反駁關於王猛"心乎晉"的觀點，思路與雷鋐近似。

除此之外，他還注意到《資治通鑑綱目》記載王猛去世，用"卒"字以表尊重，對其他胡廷臣子的去世則徑以"死"稱之，待遇有所不同。

柯振嶽解釋道："凡僭國諸臣苟能忠於所事，撫柔其民，即賢而錄之。"

換句話說，"忠"不再專屬於漢族君臣之間，漢臣對胡主也可言"忠"。君臣之義統攝了漢、胡兩方，使華夷之別不再明顯。

乾嘉時期《改吟齋文集》中有《王猛論》，開篇即雲："王猛，志士也，忠於苻堅者也。"此話也是反駁王猛"始終心乎晉"的說法，認為王猛既然"入秦，必不能不忘晉"。

但他無意批判王猛所事非主，反倒以"志士"許之，認為忠於胡主亦可稱作"志士"，這也是君臣之義超越華夷之辨的表現。

方浚頤其《二知軒文存》卷二有《王猛論》一篇，他雖為王猛舍晉仕秦感到惋惜，但仍認為苻堅得王猛猶如文王得太公，"君臣一德若此之隆，三代以下豈易覯耶"。

他還認為，王猛排擠慕容垂，並非為晉考慮，而是為秦計劃。顯然，他也不同意

華文漪其《逢原齋文鈔》卷三有《駁侯朝宗王猛論》一篇，也是針對"心乎晉"之說而發表駁論，其論調顯然也是看重忠君而不看重攘夷

綜上所述，明清士人對王猛的態度雖有分歧，但同情者與批判者都多從君臣道義的角度立論，而那些單純以華夷之辨來責備王猛的人，反倒只是少數。

在關於王猛的爭論中，有四個主要的問題。

1、是王猛所事何主。其中主要看王猛所事者為胡主，華夷觀念較強。當然也從苻堅在君臣道義上的劣跡，從而反對王猛仕秦。

這體現君臣之義開始與華夷之辨相接觸。

2、是王猛與苻堅的關係。陳孝威認為，苻堅於王猛有知遇之恩，君臣相得的情況可削弱王猛仕胡行為的惡劣程度。

3、是王猛心向哪國。侯方域等人認為王猛雖身在秦廷，卻心向晉室。這種觀點雖未徹底突破華夷之辨的界線，但其將情感與行為區別開來，也在客觀上承認了"行為失節"的合理性。

而柯振嶽等人索性斷定王猛心向前秦，並且這種選擇也是一種忠君，並無不可。這就實現了真正的突破，使君臣之義凌駕於華夷之辨。

4、是王猛與桓溫的關係。侯方域等人認為王猛因不肯篡晉才不隨桓溫南歸，最終不得已而仕於前秦，這就相當於給王猛塗抹一層維護君臣道義的"保護色"。

雷鋐等人則揭發王猛之短，認為他並非恥於與桓溫為伍，而是由於內心的軟弱而對篡逆行為加以縱容和妥協，反倒是對君臣道義的實際傷害。

雖然雙方對王猛的態度截然相反，但都圍繞君臣之義來談，而華夷之辨對此問題根本不構成干擾。這也側面體現了君臣之義對華夷之辨的超越。

"魯齋"仕元

許衡，世稱魯齋先生，著有《讀易私言》

他自幼貧寒苦學，性情恭謹正直，為元朝成就三大功績：

一是勸諫元世祖忽必烈重視農桑，廣興學校，以"行漢法"作為"立國規模"。

二是長期擔任國子監祭酒，主持教育工作，承宣教化，不遺餘力，尤其是教育了不少蒙古貴族子弟，使其嚮慕漢家文化。

三是充當程朱理學在元代的主要傳播人，接續了當時中國北方的儒學道統。

這三點貢獻均有助於儒學以及漢族文化的發揚光大。

但他生於金朝，仕於蒙元，因此也存在著失節的嫌疑。

而且，蒙元王朝與上文所涉及的匈奴和前秦都不同。匈奴對漢朝僅構成一種"威脅"，而實際上從未佔據過中原重地。前秦雖建都關中，佔據中原，也確曾劍指江東，卻終因淝水之敗而土崩瓦解。

許衡，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3日。金末元初著名理學家、教育家

但蒙元政權最終吞併了南宋，並在其征伐過程中對漢人大加屠戮，在建立統治後仍長期施行民族歧視政策，在文化上也沒能實現真正的漢化。

以漢族人的眼光看待這一王朝，難免多一些痛恨與鄙夷。而許衡身為金朝遺民，卻甘心侍奉元廷，這理應面對著遠比李陵和王猛更為嚴酷的批評。

但歷史的事實卻是，元代以降的文人對許衡的評價竟然是"一邊倒"地給以讚譽。

完成於明初的《元史》，正逢朱明正統初建，理應對仕於元廷的漢臣較為苛刻，但在《許衡傳》中仍極稱其道德教化之功，並將其給元世祖忽必烈的上疏全文引錄，以表現他對元廷的殷切輔佐。

甚至在華夷矛盾最為突出的明末清初，一些志節堅定、拒不仕滿的明遺民也對

在明清兩代關於許衡的事事之論當中，為許衡辯護的文章至少有。

而明確對許衡加以責難者，目前僅有一篇，即明末文人黎遂球《許衡論》。

因此，許衡與李陵、王猛不同，後世之人對其多褒少貶，所以在研究許衡更多的是看讚譽基於哪些具體和理由，以及背後暗示了他們對蒙元統治持何種態度。

明清文人為許衡所作的辯護大致採取了三種策略。

許衡"失節"情有可原

這種辯護策略是針對腐儒的苛責，有針對性地解釋一些問題，為許衡

（1） 是認為許衡並非助紂為虐之人，其在元廷也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尤其是對南宋並無危害。

崔銑對許衡的"往"與"辭"做出這樣的梳理。

"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歷則往，舍是無往焉。是故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誅則辭，鄉教有敕則不宣，問伐宋則不對，居元之朝未嘗久淹也。"

從這些所往所辭之事，能看出許衡仕元的原則性與有限性。他並非卑躬屈膝為異族統治者賣命的奴才，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救世"仁人。

特別是，他對伐宋之事既無法明確反對，也不願充當幫兇，於是用沉默來回應，倒也算是一種"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做法。

張履祥也說："出而陳其所學，不合則奉身而退，猶為不失潔身之義云爾。是故召則往，往則陳正道，不可則止，未嘗期月留，始終一轍也。"

蒙元軍陣

這段刻畫之詞，實際上已將許衡仕元與春秋士人擇主而事的原則相等同。

（2）是指出許衡"失節"並非幹取名利之舉。

上段從崔銑和張履祥的話中，不僅說許衡有所為有所不為，而且特別指出他每次在元廷都不會久留，即所謂"居元之朝未嘗久淹"與"未嘗期月留"。

這一點對許衡的名譽至關重要，後人責備前代人物失節，主要是鄙視其人好名逐利，貪榮慕貴，從這一角度來批判前人，往往使其批判對象陷入嚴重的"人品危機"。

但不久留朝廷，這種介於仕隱之間的姿態，表明他的進言獻策，真是為天下蒼生考慮，而非為自己邀取功名。

（3）是指出許衡"失節"實出於無可奈何之緣由。

張履祥對此有獨特而精當的分析：

魯齋生於金章宗之世，當是時，北方之學者俱隨宋而南矣。嗣後，金滅於元，飢亂相尋無寧日。魯齋少長流離，奔竄於其間，蓋未嘗學問也。雖其質甚美，知向學，伊洛遺書存焉者寡矣，賢師友其誰哉？忽必烈藩於外，選民間生，郡邑以魯齋應召為伴讀，固已失之於早矣。其後，學日益進，行日益修。忽必烈為君而召之，其得復辭不起乎？至是，魯齋見義已明，固知仕元之為非矣，而勢不能以不仕。

他認為許衡"失節"緣於早年未嘗學問，不知何為華夷之辨、君臣之義。既已失節，則不便於繼續隱居不出。

（4） 是指出許衡有自悔心態。

張履祥指出他將元主敕令藏於屋樑，以及臨終囑咐不請諡刻碑，皆表明許衡自己對仕元行為是有懺悔自責的，至少不能將其等同於那些厚顏無恥之徒。

如果說這是一場以許衡為犯罪嫌疑人的道德審判，那麼以上四條就是辯護律師所提出的基本免責理由。

第1， 強調許衡有所為有所不為，是為淡化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後果。

第2， 強調許衡無求取名利的想法，是去除作案動機。

第3， 即便仕元真是一種失節行為，也可因其年少而尋求輿論上的"減刑"。

第4， 自悔心態則屬於認罪態度良好，也可尋求"減刑"。

但以上論調均處於邏輯上的守勢，並且已經承認———許衡的行為構成了一定程度的過錯，即他本來是不應該仕元的。

許衡"失節"功大於過

這種辯護策略是極言

許衡仕元，除建立具體事功，還對儒學的推廣作出了巨大貢獻，是元代北方重要的理學大師。

崔銑，1478～1541，明代學者

例如

姚舜牧稱許衡為"語語是實心，步步是實地，是為真正道學，是為真正儒宗"，"教化其俗，使留存中國之禮義"。

彭而述在梳理了許衡的功過之後，得出結論："許衡亦功大罪小矣"。張履祥更是在功過比較上下足了功夫。

他在《許魯齋論》中，首先承認許衡在名節方面確有不當之處，並斬釘截鐵地提出批評："或問：許魯齋何人也？曰：賢人也。其仕元是與？曰：非也。"

但他又認為，比堅持名節更重要的道德追求還有"賢"，賢是足以彌補仕元之失。

但事實上這個論調依然有著

這看似反守為攻，但在這一邏輯底色上，其辯論姿態仍是不夠進取的。要想徹底為許衡洗白，不僅稱頌其功，而且不留遺憾，就必須從華夷觀念這一根本前提尋找突破口。

第三種辯護策略是辨析許衡仕元行為本身並無過錯，這就徹底突破了華夷界限，是一種"無罪辯護"，也是最為根本的策略。具體包含如下兩個邏輯環節。

一是從許衡所屬朝代與地域歸屬，將其與宋朝的關係撇清。

許衡未享宋之利祿，則不必克盡忠誠於宋。如崔銑說："昔中夏陷於金國百年，而後元興。許子之鄉為金域，而自其先已臣金矣。"

沈一貫則列舉歷代父子兄弟仕於敵國的案例，如十六國時期的楊盛稱藩於晉，卻囑其子為宋之臣；諸葛亮兄弟三人分事三國，文天祥為宋死節，其弟與子卻均仕於元。司馬炎篡魏，但其叔祖父司馬孚至死仍以魏臣自稱。嵇康被誅，其子嵇紹卻仕於晉，等等。

沈氏在這些史例的基礎上，指出："此等皆未可輕言論道，而必以勢之所不行者為是，無為貴道矣。許衡之仕元，亦然。"

這一思路將許衡與宋朝的關係撇清，是為了明確他作為士人的權利與義務，可謂釜底抽薪之策。

但這背後仍然存在一種暗示，即：假如許衡真與宋朝有關，甚至曾任其官、食其祿，則不能再以此邏輯為其"洗白"，仕元仍屬失節行為。

比這更加激進的思路，則是徹底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這也是"無罪辯護"的第二條思路。

其中王大經的《許魯齋論》。論證元朝的正統性，這顯然與華夷之辨、《春秋》大義相違背。

明朝皇宮，清朝紫禁城

王氏還進一步揭示出宋、明文人對遼、金、元王朝的敵視態度是有具體原因的："宋人身受遼金之禍，至於君俘國蹙，偏安一隅，又目擊南渡君臣不知復讎大義，北望陵寢，悲憤填胸，不得已而於夷夏之防深文刻論，以昭炯鑑，抑亦時勢使然。若明祖以元末孱民阻兵江淮，其德不足服夷也，其權不能馭夷也，其分不當討夷也。一旦幸據天位，遂夷視前朝。為之臣者，思稱頌功德以尊其主，乃至絕元正統，而於魯齋之仕亦加貶詞。"

宋人有洩憤之嫌，明臣有諛主之病，但他們都掩飾著這些真實的心態，而高舉"華夷之辨"的大旗，構造出一種道德崇高感。王大經揭示了他們這些或無奈或狹隘的想法，也就摧毀了宋明士人的崇高感，元朝的正統地位才能鞏固。

再看程含章的《姚樞許衡吳澄論》。

他的論證邏輯有與王大經相同之處，首先由孔子欲仕楚切入，進而表明元朝雖為夷狄，卻為中國共主。

"惟聖人能以天地之心為心，實有不容己於斯世斯民之故。故雖不合於魯，猶皇皇於齊、衛、陳、宋諸邦。即蠻夷之楚，猶將仕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況其為天下臣民之主乎？……天既以元為中國之主，而為之民者乃以事元為辱哉？"

程氏比王大經更進一步的，是認為華夏與蠻夷是生而平等的，惟有德者居於正統。

"且華夏、夷狄之辨，特儒者一偏之見耳。而自天視之，則鈞是人也，何分於夷，何分於夏？中國而既無政矣，則外國入而君之，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

如果我們將明清文人對許衡的辯護比方為一場訴訟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分三個方面看。

第一方面是較為消極的辯護策略，處處呈現出守勢，是在勉力為許衡"減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其"有罪"。

第二方面是較為積極的辯護策略，開始反守為攻，對許衡的功過做出比較，力證其功勞大於過錯，但仍承認許衡是"有罪"的，也仍然是一種"減刑"策略。

第三方面是根本策略，希望證明許衡"無罪"，在其邏輯推理中包含著對元朝正統地位的承認。相比於李陵和王猛，明清文人對許衡的態度是最為寬容的；文人們在辯護過程中直接表

達出對元朝正統地位的認可，以及對華夷之辨的質疑，這也是在談論李陵和王猛時從未達到的境界。

為何同一時期的文人，生活在同樣的文化環境中，但他們對三個歷史人物的態度竟有如此差別呢？

從表面看，李陵、王猛和許衡都是仕於胡廷的漢臣，但其實又有其差異，這些差異恰好可以解釋我們剛才提出的這一困惑。

總結：

我們對李陵、王猛、許衡這三個人物的比較，包括兩個層面：

一是後人對人物本身的態度，讚揚、同情或批判.

二是後人在評論人物時表現出來的華夷觀念。

在人物評判這個層面作比較，很顯然，後人對李陵以同情為主，對王猛則譭譽參半，對許衡則以稱讚為主。

先將前兩位作一比較。李陵和王猛，一為武將，一為文臣，其行事都影響到王朝戰爭的走向，事關事功成敗。

但李陵位卑，王猛位高。

以漢朝之大，又何惜李陵麾下區區五千之眾？

可以說，王猛對東晉的潛在危害遠遠大於李陵投降給漢朝帶來的實際損失。

從漢族政權立場來看，王猛為害深遠，李陵為害一時。

以當時的漢、胡實力來看，東晉弱小，對其產生較大較長遠的危害，更容易引起後世漢族士人的憤慨。

《史記》，二十四史之一，被譽為"千古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而西漢強大，五千之旅，一役之失，當時人尚且不過多掛懷，後人又何必斤斤計較？

再者，《史記》、《漢書》以及接續下來的各種詩歌和書信，如"接力"般塑造並強化了李陵的悲情英雄形象，這對後世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認知都產生了影響。

而王猛則沒有這樣的待遇。王猛處在較晚的時代，所能依託的史書並不具備《史記》、

《漢書》那樣的影響力。

後世的俗文學作品對王猛也不甚關注，因此也產生不了如諸葛亮那樣的鮮活形象。

並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因戰敗而投降胡廷的漢將，

但在王猛之前，歷史上已經湧現了太多具有特色的"能臣"形象，他也就只能做"管仲第二"、"諸葛亮第二"或其他的"某某第二"。

由於缺乏經典形象，人們對他進行評價時，就沒有太多顧忌，會更能暴露出他作為一個仕胡漢臣的性質。

王猛和許衡：

若看事功大小，雖然許衡在元朝的官職不能與王猛在前秦的宰相地位相比，許衡對元朝政策的影響也不能與王猛輔佐苻堅縱橫天下相提並論，但以元朝早期嚴苛的民族歧視政策來看，許衡能得到忽必烈如此的信任，已達漢臣之極。

許衡的功績相比於王猛雖不夠大，但足夠全面，從修訂曆法到制定選官制度，再到確立治國根本方針，可謂事必躬親。

但他區別於王猛的最大特點，在於許衡對道德建設和文化教育的關注遠遠勝過王猛。

王猛處在亂世，列國紛爭不休，所首先看重的應是爭奪地盤，在教化方面自然無暇顧及。元代早期仍處在與南宋的戰爭狀態中，但北方已經一統，秩序開始逐漸恢復，這時文教就可以成為議題。

元朝男女

明清文人說許衡家族久居北方，未食宋祿，因此不必效忠於宋。但王猛同樣久居北方，又何曾食晉之祿？

為何後人總希望王猛能心向於晉？

這主要是因為他的功勞中有太多的打打殺殺。許衡即便是為元朝統治服務，卻是在弘揚漢家儒學，這本身就構成了對漢族的貢獻，因此格外容易得到後世漢族士人的稱讚。

從華夷觀念的層面作比較，三個人又呈現出不同的格局：後世文人在對李陵的評論中，雖然對他個人有所同情，但卻一致認為效忠匈奴是不對的。

在對王猛的評論中，多認為他不應效忠前秦，但到清代中晚期開始出現反調，認為忠於苻堅也是一種君臣之義。

在對許衡的評論中，人們雖對許衡多有稱讚，但在"減刑"辯護中暗藏著"仕元是罪"的邏輯前提，直到清代中晚期士人的史論中，才對元朝的正統地位予以不加保留的認可。

我們觀察這一格局，須有兩個維度：一是評論對象當中的漢、胡形勢，二是評論者所處的時代背景。

人們對李陵投效匈奴不能接受，對王猛投效前秦和許衡投效蒙元就尚可包容，這主要應從漢、胡形勢中來觀察。

從對漢族政權的實際危害來看，匈奴僅構成外部威脅，前秦和蒙元卻在當時佔據了北方中原重地，並與南方漢族政權對峙甚至交戰。

後世的漢族士人似乎對已經造成的實際危害比較能夠接受，對尚未發生的潛在威脅則比較警惕，這並不能訴諸危機意識，而只能認為：古代漢族知識分子的民族心理存在問題！

匈奴遠居化外，其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經濟發展、生活水準均遠遜於漢族。

在漢武帝時期，即便比較軍事力量，漢朝也未必會輸給匈奴。漢族士人在評論李陵時，將自身放置在漢武帝的時代，對匈奴的感情是以歧視和敵視為主的。

李陵身為漢人，卻對這樣一個立足於塞外草原的落後政權效忠，無異於自降人格。

而前秦、蒙元以其強勢佔據中原，竊奪九鼎，他們就進入到中國歷史的政權譜系中來。

漢族在被征服之後，竟然產生了以異族為正統的思想，對於這樣一種既成事實，知識分子更樂於順應與接受。但是這種順應與接受並不是迅速實現的，需有一個觀念轉變的過程，這就需要以評論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來觀察。

在對王猛和許衡的探討中，對前秦和元朝正統地位的認可都到清代中晚期才出現。

這當然與清朝百年來和合滿漢的努力分不開，也與清朝版圖內部民族混居的新格局有關。

當時西方思想還沒有大量湧入，不可能直接影響到普通士人。程氏在其史論中直接對儒者展開諷刺，說"華夏、夷狄之辨特儒者一偏之見耳"。

這樣的見識顯然不能源自西學，而只能是當時的思潮湧動。雖然這裡選取了

他們對仕胡漢臣的倫理審判受上文所論諸多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相當強烈的複雜性，絕非一句"華夷之辨"、"夷夏大防"所能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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