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系列——
02.“地主”的後代
我家的出身頗有些戲劇性，更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
父母都是那種老實得不能再老實了的農民，說得好那是與人為善，說得不好就是老實巴交，或者忍氣吞聲。在我眼裡，似乎就是那種左鄰右舍誰都可以欺負、誰都可以得罪的那種，按魯迅的說法，那就是典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尤其是父親，他把老實農民的形象詮釋得那是徹徹底底的。在我的印象中，總看到或聽到有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欺負”他，體現在分田、分山、分土、出工、農田進水、房屋界限等方面，他總是息事寧人的那個人，從不多說，還怕這怕那的，一輩子都怕得罪人。這不，一輩子落下了個老實的好名聲，成了遠近聞名的好人。
也正是在這種家庭氛圍下，我們全家人從小到大都是謹小慎微的，本份得掉渣，老實得可憐。
不知道這是不是緣於我父親的出身。後來在與父母閒聊中得知，父親是被他父母送養的，我真正的爺爺奶奶家由於子女太多，準確地說是實在養不活（那個時候能吃口飯都是問題），所以就把我父親送到或者說叫過繼給了現在我爺爺奶奶的家，而這邊爺爺奶奶家原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共四兄妹，在那個年代，全部都陸續死了，不是餓死了，就是病死了，反正夠慘的。那些娶進來的幾個兒媳婦也都要麼改嫁，要麼就出走了，最後就剩二老了。考慮到沒有子嗣，便想抱養一個。剛好原爺爺家子女太多無法養活有送人之意，加之同為宗親（同姓氏，共祖親，不過關係有點遠，出了“五服”），便把我父親繼了過來。但兩家離不太遠，即使寄養了，但一直都有往來，所以我們就有四個爺爺奶奶。父親抱養過來時還只有一歲多，大概是1940年，正是日本人侵略中國期間。
我母親的身世就不一樣了。據我外公外婆及母親講，外婆一家解放前原是地主，擁有不少田產。當然這個所謂“地主”身份不如講是富農可能更準確些，因為他們是靠勤奮發家的，並不是黃世仁那種被佃戶深惡痛絕的地主，而是能自給自足，有幾畝薄田而已。
其實，在解放前，在農村很多地主就是這種情況，都是勤儉起家，只是比沒地的農民多幾畝田地，有時實在忙不過來請幾個佃戶幫工而已，真正的壞得透頂的大地主並不多。據我所知，我們周邊那一塊，真正的很有名的大地主只有一個，其它的都是小打小鬧，辛勤勞作而養家餬口的。
在解放後，那時的土改可能政策執行比較簡單，多是一刀切，不管地主富農，農民翻身做主人，一切都要打倒，一切都要推倒重來，因為沒地的農民要想分到田地，只有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所以那時農民是絕對擁護，拍手稱快的。
所以，在1950年的土改中，外婆一家就被定為了富農，稱為土改富農。後來在1951年的複查中，被評為“農民地主”。自此，外婆一家的身份定性後，農會就抄了外婆的家，所有東西都充公，重新按人口標準分田。總之，他們的身份地位剛好與沒地的農民進行對調，昔日的“小資”生活一下子成了低三下氣的批鬥對象。所以，當時外婆家一切歸零，日常生活難以為繼。
外婆家被抄了之後，無處安身，而且還備受欺凌。無奈之下，只得帶領一家大大小小10多號人搬離了原來的獨門大院，“逃”到了“深山老林”——一處遠離人群的山衝裡，從此便在這個山衝裡紮下根，一住就是幾十年，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搬出山溝。好在當時農會按人頭分了幾畝薄地，一家人辛苦耕種，才算勉強餬口。後來，根據當時國家大形勢，初進互助組，後進高級社，再進人民公社，60年代初辦食堂、大鍊鋼鐵，由於是按勞分配，做集體工，日子倒是還好，至少有口飯吃。
也許是源於我母親出身於“大家閨秀”的緣故，相對於父親的愚笨，母親卻非常聰明，估計也是書讀得稍多點的緣故吧，相比之下顯得強勢一些，家裡但凡大事小事均是母親做主，因為只有她才有主見，說出來的話見理服人，而父親講出來的話大多不成章句，按農村話來講，就是有點犟，認定的想法九條牛也拉不回。即使是他現在80多了還是這樣，我們也是奈何不得。
雖然母親出身不錯，但由於地主身份，土改使得殷實家庭變成一無所有。這種身份自然在當時不受待見，處處受排擠，想嫁個好人家自然不能奢望。那時，剛好父親家窮得丁當響，到了娶媳婦的年齡，經媒人一說，倒也雙方都還願意，一個地主子女沒得選，一個農民兒子沒法選。那時剛好父親從外面打工回來，賺了幾十塊錢，也還縫了二身衣服，準備辦幾桌席面招待親朋戚友，也算做了一件大事。但父母去打結婚證明時，區政府不給辦，說母親是地主子女，沒法辦。好在父親有個親戚在高級社當書記，請他出面作了個擔保，才把結婚證明拿到手。
就這樣，母親便提個包袱嫁了過來，父親這邊也簡單辦了4桌酒席招待親戚，就算把這婚結了。婚房嘛，就是一間茅草偏房，裡面自然一無所有。
嫁過來後，自然沒有享福的份，天天接受再教育，天天下地出集體工。自互助組開始，到高級社、人民公社，再到進食堂、大鍊鋼鐵，父母都是白天黑夜地勞作著。1961年下了食堂後，實行按勞分配，每個人都靠出工才能有收入。一般大人就是10分工一天，年終決算下來，大概就是一毛多錢一天的樣子，勉強能夠餬口。如此這般，一直到1982年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後，家裡的日子才有所改觀。
所以說，如果硬要刨根問底的話，我們也是地主的後代。不過，六七十年代後，“地主”身份這種說法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基本上就銷聲匿跡了，所以即使後來我們的檔案也都寫的是農民，“地主”身份也就成為日常回味或調侃的話題。（圖片摘自網絡，與文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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