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延遲開學，一眾大學青年教師獲得了一段休整期：不僅不用教學，還能趕著論文進度。若時來運轉，疫情結束之日，應付下一輪“3+3”考核的學術成果也生產得差不多了，也不妨說“在家從講師宅到了副教授”。
此舉若能見實效，倒也省去不少麻煩，至少被學校辭退另找工作的辛苦就免了。
教師，無疑是國人心目中最為體面的職業之一。除去教書育人的職業光環之外，倒不是因為做老師能賺多少錢，只是在近幾十年的時代鉅變中，教師這一職業，始終與穩定牢牢掛鉤。
若在穩定之外配之頂級的體面——成為大學老師，那自然是人人稱羨的事情。
錢多事少，誰不羨慕大學教師？/《夏洛特煩惱》截圖
面對父母的挑剔，一份工作掙得再多，與老師相比也會被視如草芥，在他們看來，“鐵飯碗”壓倒一切。只是，身處變局中的青年大學教師，並沒有外人眼中的那般容易。“進入大學教書”與“留在大學教書”之間，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
早前，曾有武大辭退115名青年教師的消息，在網絡上鬧得沸沸揚揚。消息稱，119名青年教師在迎來第一個“3+3”考核時，僅有4人通過，“淘汰率高達97%”。
儘管事後媒體闢謠，該消息有不實之處，但已被證實的嚴苛的“留校率”，依舊挑動著國人敏感的神經。
多少青年教師的待遇，充其量只能算“臨時工”。/unsplash
一時間，在大學教師聘用制度改革的衝擊下，象牙塔內體面、穩定且被賦予極高社會榮譽的大學教授，被冠以“臨時工”的名號。
現實表明，想要拿到大學教授這個“鐵飯碗”，在大學裡立足，已經越來越難了。
當大學老師容易？不存在的
1915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成立，該機構力推終身教職制度。所謂終身教職制度，即教師在進入大學時不給編制，通過一段時間的考核之後，再授予終身教職。
該機構力推該制度的目的，在於保障大學的學術自由和大學教師們的工作安全。
有了終身教職，學校便無法隨意解僱一名教師，也無法干涉教師們的學術研究，那些與主流觀點不一致但方法正確的教師，便可以在保護之下繼續自己涉及敏感領域的鑽研。
一旦大學教師獲得了終身教職，學校便不能因為領導人個人傾向和外部壓力隨意解僱教師。
大學教師，看起來很體面。/unsplash
在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頭，許多學者受到侵害，這直接導致此後終身教職制度受到更大力度的擁護和推行。
時至今日，儘管美國對於終身教職制度存廢產生了巨大爭議，但不能否認該制度在上世紀為美國高等教育做出的貢獻，以至於其在全世界確立起教育的領先優勢。
十多年前，上海財經大學率先引入了終身教職制度，即“來時不給編制，六年後非升即走”。此後，國內眾多高校開始陸續引入這一制度。
上海財經大學成為吃螃蟹的第一人。/百度搜索截圖
在美國，獲得終身教職難度極大。2016年，大學教授美國聯合會發佈報告稱：美國大學內有超過70%的教師為非終身教職，能取得終身教職的人少之又少。這實際上也成為推動留學生歸國潮的原因之一。
一部分留學生在國外遲遲無法取得終身教職，而國內大學教師與穩定的編制掛鉤，吸引力很大。加之該制度在國內引入不久，競爭淘汰率要友善許多。
然而，伴隨著武漢大學辭退青年教師的消息在網絡上爆出，國內殘酷的競爭真相徹底展示出來。
大學教師，並不是鐵飯碗。/微博
當穩定的編制愈發難以獲取時，該群體出現情緒反彈也就不難理解了。一些教師坦言：如此競爭壓力，“還不如出國去”。
愈發嚴苛的聘用制度表明，外表依舊光鮮的大學教職，背後暗藏著極少數人能忍受的壓力與競爭。要實現從“臨時工”到“鐵飯碗”的跨越，尤其是在知名高校實現這一跨越，國內難度並不比國外遜色。
教學+科研，“臨時工”壓力巨大
終身教職制度的引進，其目的是為大學教師群體注入動力，同時加速學術人才的流動。
但現實表明：該制度保障了已取得終身教職制度的教師們的工作安全與權利，但對於那些尚未取得終身教職的青年教師來說，除了壓力和困境，似乎毫無保障可言。
在當前的大學教師考核制度之下，青年教師能否留在高校，科研成果和論文發表數量成為關鍵因素。
2018年，武漢大學一位青年教師成功晉升副教授，根據他提供參評的《武漢大學聘期制教師工作業績表》，他在三年考察期內發表國際SCI期刊論文21篇，3篇入選ESI高被引論文，主要為第一作者，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等多個國家與省部級項目。
想評職稱，就離不開論文。/unsplash
然而，這並非普遍現象。作為資歷尚淺的青年教師，申請到足夠高質量的課題困難很大。有的課題申報時，甚至直接註明了可申請教師的職稱級別。這造成學術圈的“馬太效應”：最需要高質量課題的青年教師，卻很難獲得急需的機會。
同時，青年教師又必須承擔足夠的教學任務。但在考核時，“課上的好”比起好的課題與論文發表，說服力明顯不足。
一職業學校的教師曾表示，自身承擔的教學任務“遠超規定的數量”。當大部分時間用來授課，科研的時間究竟又在哪裡？
青年教師攬下教學的活兒，科研有他們的份嗎？/《三傻大鬧寶萊塢》截圖
2012年，一篇取名為《工蜂》的調查報告面世，該報告向人們展示了時下青年教師“一高二低”的生存處境。
詳細說來，青年大學教師處於“高學歷、低收入、低生活質量”的狀態。在職稱與收入緊密掛鉤的考核規則之下，能否在考核期內評上職稱，直接決定了往後的生活質量。
一調查表明，江蘇某高職院校，講師及以下職稱佔近70%，正高、副高兩項職稱佔總名額被限制在32%。
但該名額早已達到上限，對於青年教師來說，獲得升職稱的唯一途徑就是熬——熬到原有的教授們退休或離開。
“當媳婦熬成婆”，青年教師也能用到這招。/《老師·好！》截圖
當然，在教學和科研之外，考核期結束時能否獲得留校機會，誰先誰後等等，都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除去個別極其優秀的青年教師，大部分人能力相當。
能否申請到高質量課題，升職稱誰在前，誰在後，都考驗青年教師們的人際關係等諸多因素。
有青年教師曾說：“想留下來說來也容易，它要求青年教師是能教學、能科研，能處理好人際關係又精力旺盛的全才。”
想要成為一名合格的青年教師，真的難。/unsplash
華南某高校的張同學表示，他認識的老師中，有的遲遲得不到升職機會，“被低一檔次的高校以授予教授職稱為條件挖走”，有的老師則跳槽至企業，“年薪不菲”。
每到考核年份，“一眾講師手握數家offer，隨時準備改換門庭”的，是普遍現象。
追求“學術自由”還是“工作穩定”？
在弦理論如日中天的年代裡，曾有物理學家調侃道：“如果一個年輕理論物理學者不進入弦理論領域，基本就是自殺。”當終身教職制度引入國內，國內眾多青年大學教師也不得不面臨這個問題：平庸還是出局？
即使是終身教職制度發源的美國，有關該制度的利弊也一直爭論不休。
有一種聲音就認為，儘管教師在取得終身教職制度之後，能夠幫助其潛心科研，但在其追求終身教職這一過程中，他們的學術研究質量卻是難以保證的。
在國內，青年學者為了追求論文產出速度，本可以繼續深入研究的領域也可能草草收場，很多研究做到“八九不離十”，能發表就行。
對青年教師而言，或許留下來比學術重要。/《獨家記憶》截圖
為了迎合潮流，很少有青年學者專注於冷門的研究領域，逢迎主流口味以增加學術產出成為主要目的。那些知名刊發機構和研究機構的口味，被青年學者們爭相追逐效仿。
這是一個交易的過程。青年教師用科研的平庸換取終身教職，最終獲得穩定工作和更高的收入。
與國內不同，在美國，終身制的職位本身少之又少，人們對人才流動習以為常。美國的教授圈裡流傳一句話：“想要加薪，就去拿一份更知名高校的offer回來”。在我國，特殊的歷史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青睞穩定的編制。
編制，是中國人對職業的極致追求。/unsplash
本著追求“高質量鐵飯碗”的初衷，類似武大這樣的名校青年教師扎堆，但地處西部或低一檔次的高校，卻會出現留不住人的局面。
這不免讓人質疑，在青年教師激烈角逐終身教職背後：相比於學術自由、潛心科研，獲得一份穩定又高薪的職業，以至於在高校舒適圈裡繼續“舒適”的平庸，似乎要更加重要一些。
在近年來的爭論聲中，有的人就認為，除去努力科研的人，大多數追求副教授職稱，只是為了獲得“穩定平庸”的資格。
即使在整個社會已經如此自由流動的今天，人們對穩定的追求依然無與倫比。
公務員競爭激烈，對“穩定工作”的追求可見一斑。/微博
在整個社會被35歲的職業門檻烘托得無比焦慮時，身處六年甚至九年考核期中的青年教師們，更加能夠感受到因不穩定帶來的焦慮。
對於他們來說，考核期至，勝則勝矣，如若被淘汰，將是年齡、貨幣等多個方面的損失。2004年，清華大學教師劉求生因學校不與其續約，將學校告上法庭。
到2018年，知乎爆出武漢大學的超高淘汰率。這一群體焦慮不安的背後，或許是爭取學術自由失敗後的憤怒，更可能是喪失穩定編制之後的不滿。
在批判聲裡，青年教師囿於難以獲得穩定教職，社會則批評青年教師為了獲得穩定編制，將學術研究打了折扣。當然，說別人容易，若工作不穩定，誰都慌得不行。
高校裡的青年教師，有多辛酸？
參考文獻：
《高職院校青年教師成長困境及對策》，期刊《合作經濟與科技》2020第1期，歐楊
《新時代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師職業困境及對策研究》，Value Engineering，康春霞
《上海財大教授：終身教職制度“三高”並存》，中國教育報，葛鼕鼕，2016.09.19
《武大教師聘任改革非升即走引熱議，師資引進嚴標準或成趨勢》，中國青年報，朱娟娟、雷宇，2018.12.24
撰稿 | 陸兆謙
排版 | 餡餅
原文首發於《新週刊》旗下公眾號“有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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