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才女蔡文姬,生不逢時在亂世三次嫁人,如何寫出傳世名詩?

四十五度歷史


蔡琰,字文姬,陳留困人,東漢著名學者蔡琰之女,建安時代傑出的女詩人。史載其“

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同時又擅長書法。但是十分遺憾,她一生坎坷不幸,顛沛流離:被掠匈奴、棄子別夫、背井離鄉、三易其夫等等。迴歸故土後的蔡琰,“感傷亂離,追懷悲憤”創作了五言體長篇敘事詩《悲憤詩》,歷述平生慘痛遭際,字字句句皆血淚凝成,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

悲情才女蔡文姬,亂世中三次嫁人

1、才女文姬

《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蔡文姬是東漢大儒蔡邕的女兒,從小受到父親的良好教育而具有出眾的才華。

首先,文姬長於書法,這是唐宋時代書壇公認的,她的墨跡在唐宋時尚有留傳,宋代的《淳化閣法帖》中便錄有蔡琰手書《胡笳十八拍》最前面的兩句:“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柞衰。”

北宋書畫名家黃庭堅在《黃山谷全集》卷二十八《跋法帖》二十三條中說:“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給以很高的評價。

其次,文姬妙於音律,亦酷似其父。劉昭《幼童傳》形容文姬妙於音律的程度說:“邕夜鼓琴,弦絕。琰回:‘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絕一弦問之。曰:‘第四弦’。並不差謬。”

明萬曆四十三年刻的唐仲言著《唐詩解》中有按語:“翻笳入琴,自文姬始,故先狀其曲之悲,而後敘音律之妙:感鬼神、下飛鳥而遏行雲矣。”蔡琰之善琴,“翻笳人琴”,史籍的記載基本是一致的。

蔡淡擅書法,精音律,可她最卓絕的成就是在文學上,以她的家學淵源和超人才華,她應有很多的作品,至少到梁代,還有文姬的專集行世。《隋書·經籍志》的編撰者長孫無忌注日:“梁又有婦人後漢黃門郎秦嘉妻徐涉集一卷,後漢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亡。”作品能夠集卷出版,應該不止一兩篇。遺憾的是蔡文姬名下的作品得以傳世的只有三篇:五言和騷體的《悲憤詩》各一篇,騷體《胡笳十八拍》一篇。除了五言《悲憤詩》基本確定為蔡琰之作外,其它兩篇均疑信參半,特別是《胡笳十八拍》的真偽問題,五十年代末曾引起諸多文學史家的爭鳴。

2、坎坷流離,三易其夫

與其才華形成鮮明對比的蔡文姬坎坷流離的命運,而這樣的經歷也恰恰使其詩歌更具悲劇力量。首先,作為東漢著名大文學家蔡邕之女,蔡文姬的童年過的並不平靜。據《後漢書·蔡邕傳》載,漢靈帝光和元年,蔡邕被人誣陷獲罪,關進洛陽監獄。“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又幾遭追殺,幾乎喪命。第二年遇赦,但在歸途中得罪了五原太守王智,只得亡命他鄉,後來才到洛陽。“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中平六年,董卓“聞邕名高,闢之”,被迫為卓所用。初平元年蔡邕“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侯。”初平三年,董卓被殺,邕便被司徒王允所囚,死於獄中。

家庭的漂泊流離,生父的幾番沉浮,幾遭陷害,最後喪命,無不給文姬以沉重的打擊和傷害。而這似乎只是蔡文姬悲劇人生的開端,也奠定了她悲劇人生的底色。

然而,文姬一生最大的不幸,最慘烈的內心傷痛則是那個特定時代作為一個女性的悲哀——棄子別夫,被井離鄉,三易其夫!

《後漢書》本傳裡對文姬的第一次婚姻記載非常簡略:“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說的是蔡琰十六歲嫁與河東衛仲道,可惜的是衛仲道壽短,婚後一年左右便去世了。丈

夫的去世對文姬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幾乎奠定了她一生的悲劇基調,喪夫之痛構成她一生諸多痛苦的重要一環。

漢末魏晉是政治上混亂,農民起義的衝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董卓的擅權,獻帝的遷都,封建軍閥的割據,互相問攻伐兼併,導致了大規模的戰亂,人民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離鄉背井,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父死丈亡的文姬生活在這樣一個戰亂紛紛的年代難免遭受漂泊流離,最後流落到了南匈奴,在不得已的情況二嫁左賢王。

但生於書香門第之家的蔡文姬,深受儒家“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三綱五常等等倫理價值觀的影響。即便是在無家可歸,漂泊無助的境況之下,即便是在環境和權力的壓力下,二嫁左賢王對於文姬來說也是需要一番艱難沉重痛苦的思想鬥爭,而這之後更要受到多少良心、“道義”的折磨。

《後漢書·董祀妻傳》中有:“……操岡問日:‘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能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便是證明。

因此在文姬嫁左賢王后,一方面享受著為人妻,為人母的作為女性的最大幸福;另一方面,又揹負著“離經叛道”的承重負荷,這就造成了她生活中一直籠罩著的悲劇陰雲。

至於三嫁董祀之後,悲劇陰雲更加濃重,一種飽受壓抑、悲苦的情緒充溢於文姬生活中。這份悲情與兩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位是將蔡文姬從南匈奴贖回的當世梟雄——曹操,另一位則是蔡文姬的第三位丈夫——董祀。

曹丕的《蔡伯嘈女賦序》中說“家公與蔡伯嘈有管鮑之好,,乃令使者周近持玄璧於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都尉董祀。”中唐以後也有“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的詩句。講的是曹操出於和蔡豈的舊交,救助朋友的孤女,了卻朋友遺願,故此懷壁以贖文姬。

但事實似乎並沒有這般感人,曹操是個政治家,而蔡邕是東漢末最著名的學者。當年董卓以死逼他出來做官,就是“聞豈名高”。邕死後,“緒紳之儒莫不流涕”。邕德高望眾,由此可見一斑。而曹操起兵初期,多所殺戮,邊讓、孔融等名流均死在他手下。此時曹操已經基本統一北方,為了進一步統一全國,必須通過各種途徑收買人心,招攬人才。將大學者蔡邕的孤女——才女蔡文姬從南匈奴贖回來,可是天賜良機!

曹操的贖回,加重了文姬的悲哀,棄夫離子,使她脆弱的心靈再次受到毀滅性的衝擊。文姬歸鄉從某種意義上講,再一次違背了她內心深處,根深蒂同的儒家教義,背叛丈夫,丟棄兒子,“妻不奉夫命,則絕。”又一次把她推向了該死的罪名之上,同時又剝奪了一個女人天性中為人母的資格。

在看董祀,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屯田都尉,不太可能有很高的學識和修養,從才情、閱歷方面來看應遠遜於文姬,要他去理解文姬那顆歷盡滄桑,飽受苦難的心是不容易的。況且,在當時的禮教統治下,男子可以妻妾成群,女子則必須從一而終,像有著文姬這樣遭遇的女人是為人所不齒的,董祀對三次嫁人的文姬,不產生嫌棄之心的可能性很小,也很難想象他是心甘情願地去娶文姬的。儘管如此,文姬歸漢後,載載孑立,再嫁董祀,總算有了一個託身安命之處,她對這一點是很珍視的。在和董祀的共同生活中,她總是“竭心自助厲。”不幸的遭遇給她的心靈留下了極深的創傷,使她產生了一種自卑的心理,常常擔心自己再一次被拋棄。“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這一句非常真實地道出了她內心的難言之隱痛和她在這場婚姻中的悲劇性角色,整天憂心忡忡。

字字血、句句淚的傳世名作《悲憤詩》

蔡文姬經歷了狼煙四起的戰亂歲月,受盡了一個普通婦女所不堪忍受的坎坷磨難。

幸運的是,悲慘的遭遇並沒有徹底打敗她,反而滌盪了她的生命,淨化了她的內心,讓她留下了最真切的情感。其代表作《悲憤詩》正是她生命的寫照,以其身世為線索,分遭亂、流亡、歸漢三個部分。通過飽含深情的筆觸反映出動亂中人們所遭受的苦難,傳達出了一位命運多舛的悲情女子獨特的內心情感。

作者在詩中首先敘述了她被擄掠的經過,真切地展現了在動亂中婦女們的不幸遭遇

:“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徽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並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由於她親身經歷了這場社會動亂,並受到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屈辱,她在敘述中傾注了沉積已久的悲痛憤滋的情感,使詩句讀來真摯感人、動人心絃。

而與子離別的場面更是描寫得撕心裂肺,聲淚俱下。她在一切不能習慣的異域生活了12年,常常期盼能聽到來自故鄉的消息,當意外地聽說能迴歸故鄉,是多麼驚喜,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但她必須捨棄親生兒子,這使她再一次地被拋人悲慘的深淵。“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痴,號泣手撫摩,當發覆回疑。”

她最終還是選擇了犧牲母愛,這種犧牲和捨棄使她肝腸寸斷,精神近乎失常,也因此陷人了深深的內疚和自責中,這種精神上的苦痛和折磨比起她被擄時的遭遇更催人淚下,更令讀者產生深切的同情。

回到家鄉後,看到的只是“城鄰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吒糜肝肺。”一派長期戰亂造成的慘象,雖是從異國他鄉回到故里,仍然是孤零零的一個。再嫁董祀,又感自己多年流離,成了卑賤之身,對社會對自己都失去了信心,深恐再遭被遺棄的命運,倍感痛苦,卻無人能真正理解。

《悲情詩》的文學價值

在我國詩史上,蔡琰的五言《悲債詩》是第一首文人創作的自傳體五言長篇敘事詩作品。通過作者自身不幸遭遇的敘述,揭露了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的罪惡和胡兵的殘攀,反映了廣大人民妻離子散,被奴役被侮辱的悲慘生活,從而展現了當時混亂的社會面貌,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和意義。

1、家國之悲

這首詩,沈德潛《古詩源》評曰:“由情真,亦由情深也。”此詩真實感人,不僅有對歷史事實的描述,更是通過自己的親眼所見、親身所感寫出了這個動盪時局中百姓的苦難,表現了一位女子心中的家國之悲。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短短數語,描繪了自中平六年靈帝死後至初平元年卓聞兵起,挾天子遷都長安之景。初平三年,董卓部下李、郭汜等出兵關東大掠陳留等地,大開殺戒,屍骨遍野。就像詩中所說的“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董卓部隊從關內東下後,又瘋狂劫掠。“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兩句就是形象生動的描述。“長驅西入關”以下數句則集中描寫被掠入關途中的艱辛。他們在同行的人中即使有親戚朋友,也不敢說話,哪怕是有細微的不慎,就會招致毒打。蔡文姬就走在這些人群中,也經歷著異常的苦難。悲天憫人的情懷使她發出了悲憤的呼喊:“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建安時期,就描繪戰亂對生命的屠戮而言,曹操、王粲、曹植等人的詩中都有表現,他們雖都親眼目睹這場戰亂,但多以旁觀者、憑弔者的眼光進行觀照和描繪。

而蔡文姬作為數以萬計的被擄婦女中的一員,經歷的肉體上的折磨、精神上的苦痛,遭遇的人格和尊嚴的踐踏,是其他作家無法感受的。加之女性與生俱來的細膩和敏感,使她在情感的真實性和深切感人方面比男性作家更勝一籌。她的《悲憤詩》對黑暗現實進行了直接控訴,表達了自己的滿腔悲憤之情。

清代詩人沈德潛評此詩說“激昂酸楚,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在東漢人中,力量最大”。

2、身世之感

蔡文姬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苦難的一生,這樣的人生經歷使其《悲憤詩》的感情熾烈而獨特,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身陷匈奴之悲

蔡文姬原本是個有教養、明禮義的貴族女子,被亂軍裹挾,輾轉流離於邊荒十二年。這種深陷匈奴的悲憤在詩中表現得細膩而強烈。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文姬被掠來到胡地,常年寒風大雪的惡劣自然環境讓她無法忍受,同時,一種失去本民族禮俗和生活習慣的屈辱生活,更讓她飽受精神折磨。這些,都讓她無時無刻思念著家鄉的父母家人,終日傷心憂愁。“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有時從外地來了客人,異常欣喜,希望能從他們那裡得知家鄉親人的消息,可是這些人並不是來自自己的家鄉,失望之情不言而喻。

歡喜、失落都是用來說明他們是多麼渴望回到故鄉,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他們在匈奴生活的悲苦。

(2)母子生別之悲

《悲憤詩》在文學史上首次以母親的身份刻畫母與子的生離死別,她用飽含血淚的文字傾吐著自己的憂愁悲苦,描寫在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作為母親無法選擇卻又不得不選擇的苦楚。

十二年的胡地生活使她異常痛苦,她時刻眷戀著自己的故鄉,因此當她聽說自己可能回到漢地時,幾乎不敢相信。然而,按照南匈奴的要求,文姬可以自己回去,但是她的兩個孩子必須留下來。漢地與胡地,相距千里,一經分手,永成“乖隔”,這讓她如何選擇?

“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寧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本已五內俱焚,痛苦不堪,面對孩子的詢問:母親對我那麼仁愛,怎麼忽然變得不講情意了呢?我還是個孩子,難道就不要我了嗎?作為母親的文姬精神近乎崩潰。“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用側面來烘托這種生離死別的悲情場面。“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中“去去”兩字重疊,表達離別的艱辛,“割”準確生活地表現了生離死別的傷痛之感,“遄征”五個字則表現出內地與邊地相距的遙遠。“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文姬所面對的是與自己親生骨肉的訣別,這種“摧敗”之情自然是難以言表。

文姬將歸國別子的情景寫得如此深切動人,將刻骨的悲苦展現得可感可觸。她想盡一個母親的親子之責,卻又不能不迴歸中原,這樣充滿矛盾與痛苦的描繪使《悲憤詩》具有無可替代的藝術張力和蕩氣迴腸的悲劇美。

梁啟超曾言:“可憐她情愛的神聖,早已為境遇所犧牲了,所剩的只有母子情愛,到底也保不住”。

(3)歸國再嫁之悲

在《悲憤詩》中,蔡文姬首次以再婚女子身份展示了婦女改嫁過程中艱難的心路歷程,表現了歸國再嫁之悲。蔡琰飽讀詩書,在獲得才學的同時,束縛女性思想的“婦德”也潛移默化浸染著她的思想。

初嫁衛仲道,不久夫亡,蔡琰歸寧孃家,守節之志是相當堅定的。一旦歸為降虜,亂軍中飽受侮辱,她守節的志向被迫坍塌。“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正是一名恪守名節的女子,在失貞後發出的絕望怒吼。在胡地多年,與匈奴左賢王生有二子,更使她感到了萬般屈辱和卑賤。因此,在被贖歸漢後,面對曹操給她安排的第三次婚姻——改嫁董祀,她不知不覺已有自慚形穢之感:“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厲。”作為一個女人,顛沛流離,幾次出嫁,一方面她非常渴望能夠過上相對穩定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十分害怕被“新人”重新拋棄。因此,她說“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

其實就蔡琰而言,兩次再嫁她都處於被動的位置。再嫁匈奴左賢王的迫不得已自不待言,三嫁董祀亦屬勉強。因為對於曹操的指婚,她只能服從,然而服從之後就會違背自幼接受的婦訓,這又使用蔡琰陷入兩難的選擇。於是發出了“懷憂終年歲”的沉重嘆息,這既是蔡文姬對她的第三次婚姻,也是對她的一生的總結,從中我們可以深深感受到特定時代下文姬作為一個“再嫁女子”對自己復遭捐棄的擔憂和內心的悲苦。

結語:

蔡文姬的一生就是一首哀婉動人的詩,文學史上再難找到一位像她那樣有著超人才華和淒涼身世的女詩人:出身高貴,命運多舛,有著三次痛苦的婚姻……這大概就是郭沫若先生所謂的“經歷”吧!

《悲憤詩》記錄了她個人的不幸,同時也折射出了那個時代,這是女詩人用整個生命凝聚而成的。蔡文姬的詩不僅展示了她心中的家國之悲,還在作品中真切表現了深陷匈奴之悲,深情地傾訴了在母子生離死別的悲慘境況下那種複雜而真切的催人淚下的母性之愛,敘述了封建社會再嫁女子的內心悲苦,展現了一個悲情的孤獨者的形象。

正如呂慧娟在《中國曆代著名文學家評傳·蔡文姬》中說到:“如果要說在文學史上的貢獻,那麼,蔡文姬的貢獻,遠不是一、二首詩的問題,她是把整個身心都融合到創作之中了,她所奉獻的是整個生命。”


歷史系老阿姨


蔡文姬:“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蔡文姬中國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筆者回答這個問題十分榮幸。因為蔡文姬是我的同縣老鄉,我曾經就讀的高中對面就有蔡文姬的塑像。我們高中對面一直向南,不足300米就有蔡文姬紀念館。



對於一個女子來說,生逢亂世,一生三次嫁人,的確是一件不幸的事。可是蔡文姬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是一名詩人,一名有思想深度的詩人。清代文學家,文藝評論家趙翼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

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 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句話就點出了蔡文姬能夠寫出流傳後世詩歌的根本原因。現代女性如果三次改嫁仍是不幸,對於身處封建社會的蔡文姬而言三次改嫁更是極大的不幸,何況生於亂世,長於亂世。正是這種不幸造就了她充滿磨難的人生,正是由於充滿磨難的人生經歷,才使得蔡文姬以血淚為筆,以苦難為文。最終寫出了足以流傳後世的作品,我們來看蔡文姬的代表作《悲憤詩》: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 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 …………



全詩一百零八句,計五百四十字。這詩開頭四十句敘遭禍被虜的原由和被虜入關途中的苦楚。次四十句敘在南匈奴的生活和聽到被贖消息悲喜交集以及和“鬍子”分別時的慘痛。最後二十八句敘歸途和到家後所見所感。

這首詩寫得真摯動人,極見筆力。假如蔡文姬不是生逢亂世,沒有三次改嫁,不被戰亂所流離。以以他的才華和家世背景,完全可以做一個悠遊深閨少女,賢妻良母,縱然能寫出一些詩詞,也只不過是抒發一些閒愁別緒的閨怨,不會初級國家大事黎民百姓和天下蒼生。這樣思想深度就會差很多,她的作品也許就不會廣為傳頌了。



司馬遷說:發憤著書。於蔡文姬而言,是發憤寫詩,正是由於當時國家動盪,天下百姓流離失所,自己也飽受戰亂之苦,痛失父親,多次改嫁,中年喪夫,母子別離,天各一方,這些人間大痛使得蔡文姬化悲憤為詩歌,得以流傳至今,叩響著讀者的心絃。


舊事舊人歷史說


蔡文姬,名琰,她的父親是東漢大名鼎鼎的文學家、書法家、音樂家蔡邕。

蔡邕通經史,善辭賦,且精於書法,擅長音樂。在父親的薰陶下,蔡文姬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養,既博學能文,又善詩賦。除了較高的文學素養之外,蔡文姬還精通音樂,並有較深的造詣。據說能達到聽音知斷絃的地步,其音樂水平可想而知。

正因為繼承了父親幾乎所 有的才華,因此韓愈稱讚說“中郎有女能傳業”,可見,蔡文姬真可謂出身名門,知書達理,大家閨秀,窈窕淑女。

但可惜的是,因生逢亂世,造成了蔡文姬一生的悲慘。

蔡文姬的童年十分不幸,其父蔡邕因上書抨擊朝政而被流放,蔡文姬也隨父過了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直到權臣董卓當政時,拜蔡邕為左中郎將,生活才暫時安定下來。十六歲時,蔡文姬迎來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嫁給了衛仲道。衛仲道出身河東大族,熟讀經史,兩人真可謂郎才女貌,琴瑟和鳴。但從此,不幸卻接二連三降臨到蔡文姬身上。婚後一年,丈夫衛仲道就因病去世,鬱鬱寡歡、欲哭無淚的蔡文姬只好回到孃家居住。痛悼丈夫的眼淚還沒抹乾,更大的打擊又接踵而至,父親蔡邕在董卓被誅後也被殺身亡。

命運如此無情,竟讓一位柔弱的才女遭遇如此打擊,但苦難還遠遠不止,遭受喪夫喪父之痛的蔡文姬又經歷了戰亂流亡之苦。興平年間(公元194—195年)天下大亂,匈奴乘機擄掠中原,蔡文姬與成千上萬的百姓一起亡命天涯。無家可歸,無路可走,我們可以想象,當年的蔡文姬是怎樣的弱不禁風,是怎樣的絕望與淒涼。但禍不單行,流亡期間,蔡文姬又被匈奴所擄。滿腹的才華終究抵不過匈奴鋒利的彎刀,曾經的故鄉不過是點點淚光之中的模糊影像。中原的軟弱,受苦流淚的只是無辜的百姓,蔡文姬的悲劇,其實就是時代與戰爭的悲劇。

讓我們略感欣慰的是,南匈奴左賢王傾慕蔡文姬的美貌與才學,將她強納為妻子。在那遙遠又陌生的地方,忍氣吞聲的蔡文姬一居就是十二年,並生有兩個小孩。她的青春年華在悲憤中埋葬大漠,她的絕世才華在哀怨中無奈隱藏。

建安十三年(208年),統一了北方的曹操思念起當年與自己“有管鮑之好”的蔡邕,得知其女兒蔡文姬還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將蔡文姬贖回。蔡文姬在歸與留的殘酷抉擇中拋夫別子,獨自踏上了歸鄉之路。回到故土後,在曹操的親自安排下,蔡文姬後來又嫁給屯田都尉董祀,開始了她相對安定的第三次婚姻。

多年的離亂之苦,無情歲月,已褪去了蔡文姬的青春和容顏,已打磨掉一介才女的尊嚴與驕傲,卻未能埋沒蔡文姬的才情。蔡文姬歸漢後,悲嘆自己命運多舛,想到與孩子骨肉分離,不由悲從中來,在柔腸寸斷,但又無可奈何的情境之下,寫下了哀怨惆悵、動人心魄、流傳千古的《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字字滴淚,句句泣血,每次讀之,都引起共鳴而不忍讀完,只好掩卷長嘆。

蔡文姬“因感傷亂離,追懷悲憤”,還寫有《悲憤詩》二首,描述了自己的悲慘遭遇。在第一首五言詩中寫母子別離的情景,“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讀來讓人潸然淚下。在第二首七言詩中描寫自己當時的痛苦心情,“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真是聲淚俱下,悲不能已。

蔡文姬的作品,展現的是詩人的生命和血淚,正因如此,她的悲情也深深感染著後人。

正是這些苦難與不幸,讓蔡文姬獲得了創作的源泉,給後人留下了傳世傑作;成就與才情,讓蔡文姬也贏得了世人的尊重,被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才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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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姬寫下了傑出的詩篇,如五言《悲憤詩》、騷體《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等因她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正是她又不幸亡命流離,漢末軍閥混亂中悲慘被擄,深感動亂中廣大人民特別是婦女共同命運和早年的家庭文化教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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