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度历史
蔡琰，字文姬，陈留困人，东汉著名学者蔡琰之女，建安时代杰出的女诗人。史载其“
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同时又擅长书法。但是十分遗憾，她一生坎坷不幸，颠沛流离：被掠匈奴、弃子别夫、背井离乡、三易其夫等等。回归故土后的蔡琰，“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创作了五言体长篇叙事诗《悲愤诗》，历述平生惨痛遭际，字字句句皆血泪凝成，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悲情才女蔡文姬，乱世中三次嫁人
1、才女文姬
《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蔡文姬是东汉大儒蔡邕的女儿，从小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而具有出众的才华。
首先，文姬长于书法，这是唐宋时代书坛公认的，她的墨迹在唐宋时尚有留传，宋代的《淳化阁法帖》中便录有蔡琰手书《胡笳十八拍》最前面的两句：“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柞衰。”
北宋书画名家黄庭坚在《黄山谷全集》卷二十八《跋法帖》二十三条中说：“蔡琰胡笳引，自书十八章，极可观，不谓流落⋯⋯”给以很高的评价。
其次，文姬妙于音律，亦酷似其父。刘昭《幼童传》形容文姬妙于音律的程度说：“邕夜鼓琴，弦绝。琰回：‘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绝一弦问之。曰：‘第四弦’。并不差谬。”
明万历四十三年刻的唐仲言著《唐诗解》中有按语：“翻笳入琴，自文姬始，故先状其曲之悲，而后叙音律之妙：感鬼神、下飞鸟而遏行云矣。”蔡琰之善琴，“翻笳人琴”，史籍的记载基本是一致的。
蔡淡擅书法，精音律，可她最卓绝的成就是在文学上，以她的家学渊源和超人才华，她应有很多的作品，至少到梁代，还有文姬的专集行世。《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长孙无忌注日:“梁又有妇人后汉黄门郎秦嘉妻徐涉集一卷，后汉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亡。”作品能够集卷出版，应该不止一两篇。遗憾的是蔡文姬名下的作品得以传世的只有三篇：五言和骚体的《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除了五言《悲愤诗》基本确定为蔡琰之作外，其它两篇均疑信参半，特别是《胡笳十八拍》的真伪问题，五十年代末曾引起诸多文学史家的争鸣。
2、坎坷流离，三易其夫
与其才华形成鲜明对比的蔡文姬坎坷流离的命运，而这样的经历也恰恰使其诗歌更具悲剧力量。首先，作为东汉著名大文学家蔡邕之女，蔡文姬的童年过的并不平静。据《后汉书·蔡邕传》载，汉灵帝光和元年，蔡邕被人诬陷获罪，关进洛阳监狱。“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又几遭追杀，几乎丧命。第二年遇赦，但在归途中得罪了五原太守王智，只得亡命他乡，后来才到洛阳。“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中平六年，董卓“闻邕名高，辟之”，被迫为卓所用。初平元年蔡邕“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侯。”初平三年，董卓被杀，邕便被司徒王允所囚，死于狱中。
家庭的漂泊流离，生父的几番沉浮，几遭陷害，最后丧命，无不给文姬以沉重的打击和伤害。而这似乎只是蔡文姬悲剧人生的开端，也奠定了她悲剧人生的底色。
然而，文姬一生最大的不幸，最惨烈的内心伤痛则是那个特定时代作为一个女性的悲哀——弃子别夫，被井离乡，三易其夫！
《后汉书》本传里对文姬的第一次婚姻记载非常简略:“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说的是蔡琰十六岁嫁与河东卫仲道，可惜的是卫仲道寿短，婚后一年左右便去世了。丈
夫的去世对文姬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几乎奠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基调，丧夫之痛构成她一生诸多痛苦的重要一环。汉末魏晋是政治上混乱，农民起义的冲击，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董卓的擅权，献帝的迁都，封建军阀的割据，互相问攻伐兼并，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乱，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父死丈亡的文姬生活在这样一个战乱纷纷的年代难免遭受漂泊流离，最后流落到了南匈奴，在不得已的情况二嫁左贤王。
但生于书香门第之家的蔡文姬，深受儒家“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三纲五常等等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即便是在无家可归，漂泊无助的境况之下，即便是在环境和权力的压力下，二嫁左贤王对于文姬来说也是需要一番艰难沉重痛苦的思想斗争，而这之后更要受到多少良心、“道义”的折磨。
《后汉书·董祀妻传》中有：“……操冈问日：‘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能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便是证明。
因此在文姬嫁左贤王后，一方面享受着为人妻，为人母的作为女性的最大幸福；另一方面，又背负着“离经叛道”的承重负荷，这就造成了她生活中一直笼罩着的悲剧阴云。
至于三嫁董祀之后，悲剧阴云更加浓重，一种饱受压抑、悲苦的情绪充溢于文姬生活中。这份悲情与两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位是将蔡文姬从南匈奴赎回的当世枭雄——曹操，另一位则是蔡文姬的第三位丈夫——董祀。
曹丕的《蔡伯嘈女赋序》中说“家公与蔡伯嘈有管鲍之好，,乃令使者周近持玄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中唐以后也有“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的诗句。讲的是曹操出于和蔡岂的旧交，救助朋友的孤女，了却朋友遗愿，故此怀壁以赎文姬。
但事实似乎并没有这般感人，曹操是个政治家，而蔡邕是东汉末最著名的学者。当年董卓以死逼他出来做官，就是“闻岂名高”。邕死后，“绪绅之儒莫不流涕”。邕德高望众，由此可见一斑。而曹操起兵初期，多所杀戮，边让、孔融等名流均死在他手下。此时曹操已经基本统一北方，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国，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收买人心，招揽人才。将大学者蔡邕的孤女——才女蔡文姬从南匈奴赎回来，可是天赐良机！
曹操的赎回，加重了文姬的悲哀，弃夫离子，使她脆弱的心灵再次受到毁灭性的冲击。文姬归乡从某种意义上讲，再一次违背了她内心深处，根深蒂同的儒家教义，背叛丈夫，丢弃儿子，“妻不奉夫命，则绝。”又一次把她推向了该死的罪名之上，同时又剥夺了一个女人天性中为人母的资格。
在看董祀，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屯田都尉，不太可能有很高的学识和修养，从才情、阅历方面来看应远逊于文姬，要他去理解文姬那颗历尽沧桑，饱受苦难的心是不容易的。况且，在当时的礼教统治下，男子可以妻妾成群，女子则必须从一而终，像有着文姬这样遭遇的女人是为人所不齿的，董祀对三次嫁人的文姬，不产生嫌弃之心的可能性很小，也很难想象他是心甘情愿地去娶文姬的。尽管如此，文姬归汉后，载载孑立，再嫁董祀，总算有了一个托身安命之处，她对这一点是很珍视的。在和董祀的共同生活中，她总是“竭心自助厉。”不幸的遭遇给她的心灵留下了极深的创伤，使她产生了一种自卑的心理，常常担心自己再一次被抛弃。“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这一句非常真实地道出了她内心的难言之隐痛和她在这场婚姻中的悲剧性角色，整天忧心忡忡。
字字血、句句泪的传世名作《悲愤诗》
蔡文姬经历了狼烟四起的战乱岁月，受尽了一个普通妇女所不堪忍受的坎坷磨难。
幸运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彻底打败她，反而涤荡了她的生命，净化了她的内心，让她留下了最真切的情感。其代表作《悲愤诗》正是她生命的写照，以其身世为线索，分遭乱、流亡、归汉三个部分。通过饱含深情的笔触反映出动乱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传达出了一位命运多舛的悲情女子独特的内心情感。
作者在诗中首先叙述了她被掳掠的经过，真切地展现了在动乱中妇女们的不幸遭遇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徽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由于她亲身经历了这场社会动乱，并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她在叙述中倾注了沉积已久的悲痛愤滋的情感，使诗句读来真挚感人、动人心弦。
而与子离别的场面更是描写得撕心裂肺，声泪俱下。她在一切不能习惯的异域生活了12年，常常期盼能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当意外地听说能回归故乡，是多么惊喜，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但她必须舍弃亲生儿子，这使她再一次地被抛人悲惨的深渊。“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牺牲母爱，这种牺牲和舍弃使她肝肠寸断，精神近乎失常，也因此陷人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中，这种精神上的苦痛和折磨比起她被掳时的遭遇更催人泪下，更令读者产生深切的同情。
回到家乡后，看到的只是“城邻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一派长期战乱造成的惨象，虽是从异国他乡回到故里，仍然是孤零零的一个。再嫁董祀，又感自己多年流离，成了卑贱之身，对社会对自己都失去了信心，深恐再遭被遗弃的命运，倍感痛苦，却无人能真正理解。
《悲情诗》的文学价值
在我国诗史上，蔡琰的五言《悲债诗》是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作品。通过作者自身不幸遭遇的叙述，揭露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罪恶和胡兵的残攀，反映了广大人民妻离子散，被奴役被侮辱的悲惨生活，从而展现了当时混乱的社会面貌，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1、家国之悲
这首诗，沈德潜《古诗源》评曰：“由情真，亦由情深也。”此诗真实感人，不仅有对历史事实的描述，更是通过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写出了这个动荡时局中百姓的苦难，表现了一位女子心中的家国之悲。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短短数语，描绘了自中平六年灵帝死后至初平元年卓闻兵起，挟天子迁都长安之景。初平三年，董卓部下李、郭汜等出兵关东大掠陈留等地，大开杀戒，尸骨遍野。就像诗中所说的“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董卓部队从关内东下后，又疯狂劫掠。“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两句就是形象生动的描述。“长驱西入关”以下数句则集中描写被掠入关途中的艰辛。他们在同行的人中即使有亲戚朋友，也不敢说话，哪怕是有细微的不慎，就会招致毒打。蔡文姬就走在这些人群中，也经历着异常的苦难。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她发出了悲愤的呼喊:“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建安时期，就描绘战乱对生命的屠戮而言，曹操、王粲、曹植等人的诗中都有表现，他们虽都亲眼目睹这场战乱，但多以旁观者、凭吊者的眼光进行观照和描绘。 而蔡文姬作为数以万计的被掳妇女中的一员，经历的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苦痛，遭遇的人格和尊严的践踏，是其他作家无法感受的。加之女性与生俱来的细腻和敏感，使她在情感的真实性和深切感人方面比男性作家更胜一筹。她的《悲愤诗》对黑暗现实进行了直接控诉，表达了自己的满腔悲愤之情。
清代诗人沈德潜评此诗说“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
2、身世之感
蔡文姬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苦难的一生，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其《悲愤诗》的感情炽烈而独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身陷匈奴之悲
蔡文姬原本是个有教养、明礼义的贵族女子，被乱军裹挟，辗转流离于边荒十二年。这种深陷匈奴的悲愤在诗中表现得细腻而强烈。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文姬被掠来到胡地，常年寒风大雪的恶劣自然环境让她无法忍受，同时，一种失去本民族礼俗和生活习惯的屈辱生活，更让她饱受精神折磨。这些，都让她无时无刻思念着家乡的父母家人，终日伤心忧愁。“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有时从外地来了客人，异常欣喜，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知家乡亲人的消息，可是这些人并不是来自自己的家乡，失望之情不言而喻。
欢喜、失落都是用来说明他们是多么渴望回到故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在匈奴生活的悲苦。
（2）母子生别之悲
《悲愤诗》在文学史上首次以母亲的身份刻画母与子的生离死别，她用饱含血泪的文字倾吐着自己的忧愁悲苦，描写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作为母亲无法选择却又不得不选择的苦楚。
十二年的胡地生活使她异常痛苦，她时刻眷恋着自己的故乡，因此当她听说自己可能回到汉地时，几乎不敢相信。然而，按照南匈奴的要求，文姬可以自己回去，但是她的两个孩子必须留下来。汉地与胡地，相距千里，一经分手，永成“乖隔”，这让她如何选择？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宁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本已五内俱焚，痛苦不堪，面对孩子的询问：母亲对我那么仁爱，怎么忽然变得不讲情意了呢？我还是个孩子，难道就不要我了吗？作为母亲的文姬精神近乎崩溃。“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用侧面来烘托这种生离死别的悲情场面。“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中“去去”两字重叠，表达离别的艰辛，“割”准确生活地表现了生离死别的伤痛之感，“遄征”五个字则表现出内地与边地相距的遥远。“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文姬所面对的是与自己亲生骨肉的诀别，这种“摧败”之情自然是难以言表。
文姬将归国别子的情景写得如此深切动人，将刻骨的悲苦展现得可感可触。她想尽一个母亲的亲子之责，却又不能不回归中原，这样充满矛盾与痛苦的描绘使《悲愤诗》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张力和荡气回肠的悲剧美。
梁启超曾言：“可怜她情爱的神圣，早已为境遇所牺牲了，所剩的只有母子情爱，到底也保不住”。
（3）归国再嫁之悲
在《悲愤诗》中，蔡文姬首次以再婚女子身份展示了妇女改嫁过程中艰难的心路历程，表现了归国再嫁之悲。蔡琰饱读诗书，在获得才学的同时，束缚女性思想的“妇德”也潜移默化浸染着她的思想。
初嫁卫仲道，不久夫亡，蔡琰归宁娘家，守节之志是相当坚定的。一旦归为降虏，乱军中饱受侮辱，她守节的志向被迫坍塌。“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正是一名恪守名节的女子，在失贞后发出的绝望怒吼。在胡地多年，与匈奴左贤王生有二子，更使她感到了万般屈辱和卑贱。因此，在被赎归汉后，面对曹操给她安排的第三次婚姻——改嫁董祀，她不知不觉已有自惭形秽之感：“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作为一个女人，颠沛流离，几次出嫁，一方面她非常渴望能够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十分害怕被“新人”重新抛弃。因此，她说“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
其实就蔡琰而言，两次再嫁她都处于被动的位置。再嫁匈奴左贤王的迫不得已自不待言，三嫁董祀亦属勉强。因为对于曹操的指婚，她只能服从，然而服从之后就会违背自幼接受的妇训，这又使用蔡琰陷入两难的选择。于是发出了“怀忧终年岁”的沉重叹息，这既是蔡文姬对她的第三次婚姻，也是对她的一生的总结，从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特定时代下文姬作为一个“再嫁女子”对自己复遭捐弃的担忧和内心的悲苦。
结语：
蔡文姬的一生就是一首哀婉动人的诗，文学史上再难找到一位像她那样有着超人才华和凄凉身世的女诗人：出身高贵，命运多舛，有着三次痛苦的婚姻……这大概就是郭沫若先生所谓的“经历”吧！
《悲愤诗》记录了她个人的不幸，同时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这是女诗人用整个生命凝聚而成的。蔡文姬的诗不仅展示了她心中的家国之悲，还在作品中真切表现了深陷匈奴之悲，深情地倾诉了在母子生离死别的悲惨境况下那种复杂而真切的催人泪下的母性之爱，叙述了封建社会再嫁女子的内心悲苦，展现了一个悲情的孤独者的形象。
正如吕慧娟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蔡文姬》中说到:“如果要说在文学史上的贡献，那么，蔡文姬的贡献，远不是一、二首诗的问题，她是把整个身心都融合到创作之中了，她所奉献的是整个生命。”
历史系老阿姨
蔡文姬:“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蔡文姬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笔者回答这个问题十分荣幸。因为蔡文姬是我的同县老乡，我曾经就读的高中对面就有蔡文姬的塑像。我们高中对面一直向南，不足300米就有蔡文姬纪念馆。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生逢乱世，一生三次嫁人，的确是一件不幸的事。可是蔡文姬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是一名诗人，一名有思想深度的诗人。清代文学家，文艺评论家赵翼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句话就点出了蔡文姬能够写出流传后世诗歌的根本原因。现代女性如果三次改嫁仍是不幸，对于身处封建社会的蔡文姬而言三次改嫁更是极大的不幸，何况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正是这种不幸造就了她充满磨难的人生，正是由于充满磨难的人生经历，才使得蔡文姬以血泪为笔，以苦难为文。最终写出了足以流传后世的作品，我们来看蔡文姬的代表作《悲愤诗》: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 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
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这诗开头四十句叙遭祸被虏的原由和被虏入关途中的苦楚。次四十句叙在南匈奴的生活和听到被赎消息悲喜交集以及和“胡子”分别时的惨痛。最后二十八句叙归途和到家后所见所感。
这首诗写得真挚动人，极见笔力。假如蔡文姬不是生逢乱世，没有三次改嫁，不被战乱所流离。以以他的才华和家世背景，完全可以做一个悠游深闺少女，贤妻良母，纵然能写出一些诗词，也只不过是抒发一些闲愁别绪的闺怨，不会初级国家大事黎民百姓和天下苍生。这样思想深度就会差很多，她的作品也许就不会广为传颂了。
司马迁说:发愤著书。于蔡文姬而言，是发愤写诗，正是由于当时国家动荡，天下百姓流离失所，自己也饱受战乱之苦，痛失父亲，多次改嫁，中年丧夫，母子别离，天各一方，这些人间大痛使得蔡文姬化悲愤为诗歌，得以流传至今，叩响着读者的心弦。
旧事旧人历史说
蔡文姬，名琰，她的父亲是东汉大名鼎鼎的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蔡邕。
蔡邕通经史，善辞赋，且精于书法，擅长音乐。在父亲的熏陶下，蔡文姬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养，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除了较高的文学素养之外，蔡文姬还精通音乐，并有较深的造诣。据说能达到听音知断弦的地步，其音乐水平可想而知。
正因为继承了父亲几乎所 有的才华，因此韩愈称赞说“中郎有女能传业”，可见，蔡文姬真可谓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大家闺秀，窈窕淑女。
但可惜的是，因生逢乱世，造成了蔡文姬一生的悲惨。
蔡文姬的童年十分不幸，其父蔡邕因上书抨击朝政而被流放，蔡文姬也随父过了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直到权臣董卓当政时，拜蔡邕为左中郎将，生活才暂时安定下来。十六岁时，蔡文姬迎来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嫁给了卫仲道。卫仲道出身河东大族，熟读经史，两人真可谓郎才女貌，琴瑟和鸣。但从此，不幸却接二连三降临到蔡文姬身上。婚后一年，丈夫卫仲道就因病去世，郁郁寡欢、欲哭无泪的蔡文姬只好回到娘家居住。痛悼丈夫的眼泪还没抹干，更大的打击又接踵而至，父亲蔡邕在董卓被诛后也被杀身亡。
命运如此无情，竟让一位柔弱的才女遭遇如此打击，但苦难还远远不止，遭受丧夫丧父之痛的蔡文姬又经历了战乱流亡之苦。兴平年间（公元194—195年）天下大乱，匈奴乘机掳掠中原，蔡文姬与成千上万的百姓一起亡命天涯。无家可归，无路可走，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蔡文姬是怎样的弱不禁风，是怎样的绝望与凄凉。但祸不单行，流亡期间，蔡文姬又被匈奴所掳。满腹的才华终究抵不过匈奴锋利的弯刀，曾经的故乡不过是点点泪光之中的模糊影像。中原的软弱，受苦流泪的只是无辜的百姓，蔡文姬的悲剧，其实就是时代与战争的悲剧。
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南匈奴左贤王倾慕蔡文姬的美貌与才学，将她强纳为妻子。在那遥远又陌生的地方，忍气吞声的蔡文姬一居就是十二年，并生有两个小孩。她的青春年华在悲愤中埋葬大漠，她的绝世才华在哀怨中无奈隐藏。
建安十三年（208年），统一了北方的曹操思念起当年与自己“有管鲍之好”的蔡邕，得知其女儿蔡文姬还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将蔡文姬赎回。蔡文姬在归与留的残酷抉择中抛夫别子，独自踏上了归乡之路。回到故土后，在曹操的亲自安排下，蔡文姬后来又嫁给屯田都尉董祀，开始了她相对安定的第三次婚姻。
多年的离乱之苦，无情岁月，已褪去了蔡文姬的青春和容颜，已打磨掉一介才女的尊严与骄傲，却未能埋没蔡文姬的才情。蔡文姬归汉后，悲叹自己命运多舛，想到与孩子骨肉分离，不由悲从中来，在柔肠寸断，但又无可奈何的情境之下，写下了哀怨惆怅、动人心魄、流传千古的《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字字滴泪，句句泣血，每次读之，都引起共鸣而不忍读完，只好掩卷长叹。
蔡文姬“因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还写有《悲愤诗》二首，描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在第一首五言诗中写母子别离的情景，“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读来让人潸然泪下。在第二首七言诗中描写自己当时的痛苦心情，“心吐思兮胸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真是声泪俱下，悲不能已。
蔡文姬的作品，展现的是诗人的生命和血泪，正因如此，她的悲情也深深感染着后人。
正是这些苦难与不幸，让蔡文姬获得了创作的源泉，给后人留下了传世杰作；成就与才情，让蔡文姬也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
SYBJ
蔡文姬写下了杰出的詩篇，如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等因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正是她又不幸亡命流离，汉末军阀混乱中悲惨被掳，深感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共同命运和早年的家庭文化教养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