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變”，是曹魏時期政壇的一大轉折點，也是司馬氏真正掌握曹魏政權的開端。當時備受權臣曹爽猜忌，被剝奪朝政實權稱病不起的太傅司馬懿，趁大權在握的大將軍曹爽兄弟奉魏帝曹芳來到洛陽郊外的高平陵祭拜之際，與部分曹魏老臣聯合，以暗中豢養的三千死士為根基，突然發動政變，以郭太后的名義控制中樞政權，誘騙曹爽兄弟放棄抵抗，實際掌握了曹魏政權，開啟了司馬氏代魏的歷史進程。由於曹爽年輕政治威望不足，難以與司馬懿為首的曹魏老臣抗衡，不得不轉而依賴曹氏兄弟和與自己親近的何晏等人，推行“正始改制”，將司馬懿等曹魏功臣元勳罷黜，觸及了他們的切身利益，引起了曹魏老臣的普遍不滿，也打破了魏明帝曹叡定下的宗室和功臣勢力之間的權力平衡。表面看似步步退讓的司馬懿，不得不稱病避免曹爽的猜忌，暗地卻豢養了三千死士，並與太尉蔣濟等元老保持聯絡，司馬懿深知自己年近古稀，時日無多，在看到曹爽兄弟放鬆警惕奉天子到高平陵拜祭後，在處於劣勢的情況下發動政變，威逼利誘，誘使曹爽兄弟放棄抵抗，一舉掌握了曹魏政權。

平心而論，雖然曹爽一直對司馬懿不放心，甚至在司馬懿裝病在家還不忘派人試探，但是，曹爽對司馬懿還是外示尊崇，優禮有加，並無徹底消滅之意。而且發動“高平陵之變”前，司馬懿已經遠離中樞政權十多年，所能動員的政治和軍事資源無疑是相當有限的，那麼，是什麼原因和力量促使已是垂暮之年的司馬懿冒著傾家覆族的風險，決定發動僥倖之擊呢？本文擬從曹爽推行的“正始改制”入手，分析司馬懿發動政變的過程和背後的推動力量，分析司馬懿發動政變的深層次原因，並對“高平陵之變”的意義和後續影響略作闡述。

“正始改制”的始末

公元220年，曹丕接受漢獻帝禪讓稱帝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跟隨曹操起兵的曹氏和夏侯氏嫡系子弟逐漸老去，由於曹氏當權，曹氏和夏侯氏後代子弟坐享榮華富貴，缺乏在軍中歷練吃苦的動力，軍事人才逐漸斷檔。在夏侯尚、曹真和曹休去世後，曹魏君主不得不依仗外姓將領鎮守邊疆，抵禦蜀漢和東吳政權的侵襲。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司馬懿得到了重用，長期駐軍於關中地區，與蜀漢政權周旋對峙，在關中一帶勢力不容忽視。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末，由於士族重臣勢力根深蒂固，讓皇帝很是忌憚，魏明帝曹叡彌留之際，本意把所有權力收回宗室手中，但遭到中書監劉放和孫資的堅決反對，無奈之下，曹叡作出妥協，遺詔由司馬懿和宗室成員曹爽擔任顧命大臣，輔佐魏主曹芳。

司馬懿

曹爽素無名位，難以與以司馬懿為首的朝廷重臣抗衡，只好重用與曹氏宗室關係密切的人才。如曹操的養子何晏、夏侯尚之子夏侯玄、曹叡的兒女親家畢軌、曹操的老鄉丁斐之子丁謐等，曹爽與司馬懿本來一起錄尚書事，但曹爽用丁謐之計，對司馬懿明升暗降，尊其為太傅，卻剝奪了其錄尚書事之權，此後曹爽獨霸尚書檯，用尚書檯的令旨左右朝廷事務。曹爽當政後，為了鞏固皇權，任用何晏、丁謐等人推行了“正始改制”。“正始改制”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一是整頓九品中正法，將選拔推薦人才權力收歸中央，削減各州郡中正的權力。曹丕時期，陳群提出了選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由於該制度主要依據士人的門第出身來決定是否授予官職，大大有利於高門望族子弟入仕，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持了朝廷選拔人才的渠道。為了強化皇權，曹爽提出整頓九品中正法，削減地方士族人物出身的州郡中正的推薦權，試圖從人才選拔層面與士族抗衡。

二是撤銷郡一級行政區劃，只設置州、縣兩級。

三是借鑑道家學說理念，簡化服飾排場。這一主張也是為了當時的政治鬥爭服務的，由於當時的士族大都尊崇儒家經學禮學，注重繁文瑣節。曹爽陣營中的何晏、夏侯玄都是玄學的倡導者，正始改制的這一主張實際上曹爽陣營用於對抗士族儒家學說的工具。

總的來看，正始改制觸及了士族出身的曹魏功臣元勳的地位和切身利益，使得他們強烈不滿。在朝廷方面，曹爽藉機把老臣們明升暗降，老臣們紛紛靠邊站。如掌握禁軍的領軍將軍蔣濟在正始三年被曹爽之弟曹羲取代，升任太尉這一閒職。士族出身的廷尉高柔被任命為司空。吏部尚書盧毓被曹爽心腹何晏取代，先是該任僕射，後任光祿勳這樣的閒職。

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畢軌又枉奏毓免官，眾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為揚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七四·景初三年》

此外，由於大權在握，曹爽等人有時候難免行事猖狂，如僭用皇室器物，何晏等人私分屯田等，這些加劇了老臣們對曹爽的不滿。

推動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背後的力量分析

司馬懿之所以會發動“高平陵之變”，背後自然是有一定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支持。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曹魏政權的重臣元勳大都站在司馬懿一方。前面已經提及，曹爽推行的“正始改制”以及專權的行為，違背了魏明帝的顧命遺詔，在政治上缺乏足夠的合法性，再加上損害了重臣元勳的切身利益，但是這些老臣已經靠邊站，而司馬懿既是託孤大臣，政治威望又是極高，因此，司馬懿具備干預朝政、改變曹爽專權局面的政治號召力，也得到了以太尉蔣濟為首的重臣元勳們的支持。

二是司馬氏家族力量和秘密豢養的三千死士力量。政變不是請客吃飯，要靠實力說話，由於司馬懿在發動政變前早已失去了兵權，長子司馬師雖然擔任中護軍一職，但是曹爽為了防範司馬氏家族，基本上將司馬師的兵權架空。但是，司馬氏家族不肯束手就擒，司馬師秘密在民間豢養了三千死士，只是平時分散，不為曹爽所知。這支三千人的軍事力量才是支撐司馬懿發動政變的根基。

《晉書·景帝紀》記載：“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

《軍師聯盟》中的司馬懿

《軍師聯盟》中的三千死士形象

三是潛在的盟友郭太后。俗話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在發動政變之時，即使是身為太傅，也需要師出有名。由於皇帝曹芳不在城內，無法利用，這時候能夠加以利用的皇室人物只剩下魏明帝的皇后郭太后。郭太后並不是皇帝曹芳生母，再加上郭太后素來與曹爽不睦，正始八年，曹爽將郭太后遷往永寧宮，由此郭太后深恨曹爽。因此，在控制皇宮之後，司馬懿尋求郭太后的合作可能性很大，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司馬懿政變有驚無險，最終成功

儘管在發動政變之前，司馬懿獲得了以太尉蔣濟、司徒高柔、太僕王觀為首的曹魏老臣的政治支持，其子司馬師也暗中培植了一支可供發動政變使用的軍事力量，但是，總的來看，司馬懿能夠動員的軍事力量還是相當有限的。因此，司馬懿面對自己一生中最驚險的一戰，充分運用自己豐富的政治和軍事經驗，將有限的軍事力量用於控制武庫和司馬門中央的戰略要地，最終僥倖取得了政變的勝利。

在決定起事後，司馬懿對政變作了如下安排：自己率領部分兵馬，佔據極具軍事意義的武庫；長子司馬師和弟弟司馬孚屯兵政治意味濃厚的司馬門；次子司馬昭率軍監視二宮；司徒高柔行大將軍的職責，領曹爽營，太僕王觀代行中領軍職責，統領曹羲營。在上述戰略要點都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司馬懿才與太尉蔣濟一起勒兵屯於洛水浮橋，準備迎接曹爽可能的反撲。

在控制武庫獲得充足的武器，併成功地控制司馬門獲得郭太后的合作後，司馬懿以郭太后名義，罷免大將軍曹爽、中領軍曹羲、武衛將軍曹訓、散騎常侍曹彥的所有官職，並解除他們的兵權，命令他們以侯爵的身份迴歸洛陽府邸待罪。

但是，看似完美的政變計劃卻出現了紕漏，時任大司農的桓範，懷揣大司農印綬，騙開了城門投奔曹爽去了。司馬懿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沮喪，認為桓範一去大事不妙，太尉蔣濟卻說不必擔心，曹爽不過是貪戀馬廄的駑馬，桓範雖然去了，他的計謀必不會被採納。

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曹爽接到司馬懿以郭太后名義送來的旨意後，震驚不已，不知所措，只好將魏帝曹芳的車駕置於水之南，調遣數千名屯田兵士砍伐樹木，構築防禦工事。

《三國演義》中的桓範

這時，趕到的桓範建議曹爽護送天子到許昌，然後以天子名義詔令四方臣子，起兵共同討伐司馬懿，大事必然可成。曹爽不為所動。桓範又勸說曹爽的兄弟曹羲和曹訓等人，說自己隨身攜帶大司農的印綬，可以簽發徵調糧草，不必擔心糧草問題，但是，曹氏兄弟還是難以下決定。

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

司馬懿曾指洛水為誓，僅是罷免曹爽等人官職，並無加害之意。因此，侍中許允、尚書陳泰、殿中校尉尹大目等人，皆願為使，勸說曹爽等人儘早歸降認罪。雖然這麼多人前來相勸，但是曹爽還是猶豫不決，直到太尉蔣濟親自寫信給曹爽擔保，曹爽才有了投降的意圖。

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泰，群之子也。——《資治通鑑》

於是，曹爽當夜一直坐到五更，最終頹然擲刀於地，泣聲道：“我亦不失作富家翁！”桓範聞言跌足痛哭：“曹子丹如何英雄，怎麼會生出你們這般蠢的如豬牛似的兄弟。大家都等著被族滅吧！”

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犭屯〉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

至此，曹爽敗局已定，狡詐的司馬懿背信棄義，先是將曹爽兄弟囚禁於府邸，又有以謀反的名義誅殺曹爽三族，連同曹爽的心腹何晏、丁謐、畢軌、桓範等均被夷族。

《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記載：“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當然，“高平陵之變”的成功也是有很大程度僥倖成分在內。且不說大司農桓範逃出城外投奔曹爽為其出謀劃策，一旦曹爽採納桓範建議，司馬懿失敗的可能性很大，只說在司馬懿率兵奪取武庫途經曹爽府邸就險些遭到曹府守將的射殺。當時的洛陽武庫位於宮城東北角，曹爽府邸位於武庫以南，司馬懿府邸位於永安裡，應當在曹爽府邸以南。司馬懿要政變成功，奪取武庫是首要任務，而要進攻武庫，必須要經過曹爽府邸，因司馬懿在曹爽府邸門口有所停頓，險些遭到射殺，如果司馬懿被射殺，這場政變立馬群龍無首，難以成功。

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趨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世說新語》

司馬懿發動政變的深層次原因

發動政變前的司馬懿，手裡唯一可依靠的就是司馬師暗中豢養的三千死士，這三千死士雖忠誠，但是並沒有盔甲弓弩等武器，還有就是以蔣濟為首的部分重臣元勳，這些人雖然威望極高，但是早已靠邊站，頂多能給予政治方面的背書，以司馬懿一貫謹慎保守的作風，冒著傾家覆族的奇險，以弱擊眾，除了佔據出其不意的戰術優勢外，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政變的成功率委實不高。那麼，究竟是促使司馬懿冒險發動這一僥倖一擊呢？下面就結合史料分析一下深層次原因。

一是司馬懿年事已高，時日無多，跟正值壯年的曹爽耗不起時間。正始十年，司馬懿已經70歲，已經到了古稀之年，雖然他裝病在家，但並不表示他的身體十分健康，畢竟“高平陵之變”過後才兩年多時間，司馬懿就重病身亡。而曹爽當時的年齡正值壯年，要想再蟄伏下去找到合適的反擊時機，司馬懿已然等不起。在三國時期，被稱為“冢虎”的司馬懿雖然年邁，但骨子裡還是虎視天下，戰機稍縱即逝，擅長殺伐決斷的司馬懿不會再放棄這個可能是最後的機會。

二是為子孫家族長遠計，再不放手一搏，司馬氏在曹魏政壇將永無出頭之日，甚至還有在自己死後被清算的可能。司馬懿是司馬氏的主心骨，以他的威望尚且被曹爽排擠得裝病待死的狀態，一旦自己故去，司馬師等人肯定會遭到政治清算，司馬氏家族在政壇必定一蹶不振。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奮起一擊，置之死地而後生，生平打過無數仗的司馬懿深知這是司馬氏崛起的唯一出路和機會。

三是“高平陵之變”乃是司馬懿蓄謀已久等待的結果。從進入曹操幕府開始，因被認為有“狼顧之相”，司馬懿就遭受曹家幾代君王的猜忌，但他一直隱忍不發，不僅沒有爭辯，反而處處行事謹慎，矜矜業業，一副忠臣良將的模樣。在曹操、曹丕和曹叡三個時代，這三人馭下有方，再加上手裡還有大批忠於自己的優秀將領和重臣，皆能夠有效制衡司馬懿。與此同時，予以司馬懿高官厚祿，讓他沒理由可以造反。即便司馬懿造反，也會盡失天下人心。

即使是到了曹爽專權時，因其個人威望有限，對以司馬懿為首的重臣元勳予以壓制，以“朝議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為太傅”，變相架空了司馬懿，甚至在正始八年稱病不再參與政事，但是，司馬師暗中豢養了三千死士，這麼大的事情要說司馬懿事前不知情，沒有人會相信，至少這是在司馬懿的默許之下進行的，不然豢養三千死士不但需要謹慎謀劃，還需要大量金帛供養，絕非易事，豢養這麼多死士的用途也不言而喻。此外，政變發動前，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召集散佈在民間的死士，溝通聯絡對曹爽不滿的元老重臣，要說沒有長時期的聯絡策劃，政變也不可能如此順利地進行。

《晉書·宣帝紀》記載：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

“高平陵之變”的後續影響

“高平陵之變”是曹魏政壇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對曹魏政權乃至三國時期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是“高平陵之變”改變了曹氏宗室掌權的格局，開啟了司馬氏掌權乃至代魏的局面。蔣濟等曹魏老臣參與高平陵之變的目的是為了結束曹爽專權的局面，恢復宗室與士族之間的權力平衡，維護自身的切身利益，並沒有打算支持司馬氏取代曹魏政權的意圖和打算。原因很簡單，一是所作所為無疑是叛逆行為，蔣濟等老臣基本上都是曹魏三世乃至四世元老，在沒有嚴重損害自身家族利益的前提下，背叛自己為之效力多年的主君，在講究忠孝的古代社會，是很難作出這樣的決定。二是支持司馬氏代魏也不可能獲得更多的政治收益，得不償失。蔣濟等人已經位列三公，甚至是超三公名位，即使冒著傾家覆族的風險，幫助司馬氏奪取政權，所獲得的政治地位也不過超出現有的水準。因此，蔣濟等人不希望對曹爽進一步清算，但是，司馬懿還是以謀逆罪名清除了以曹爽為首的宗室勢力達五千餘人，為司馬氏掌握朝政掃清了道路。

二是在外掌握軍隊的各路將領與司馬氏勢力產生矛盾，引發著名的“淮南三叛”。“高平陵之變”後，太尉王凌不滿司馬氏所為，趁司馬懿重病之際，在公元251年，聯合兗州刺史令狐愚發動兵變試圖擁立楚王曹彪為帝，司馬懿抱病親自討伐，王凌畏懼，“面縛水次”束手就擒。此後，鎮守淮南地區的毌丘儉、文欽、諸葛誕先後兩次起兵反對司馬氏專權，史稱：“淮南三叛”。這也間接影響了曹魏與東吳政權之間的衝突。

三是夏侯霸逃亡蜀漢，引發姜維率軍再次大舉進攻關中。“高平陵之變”後，駐守在關中地區的徵西將軍夏侯玄被徵召回朝，與自己不和的郭淮擔任徵西將軍，使得駐守在雍州的徵蜀護軍夏侯霸擔心受到司馬氏迫害，被迫逃往與自己有姻親關係的蜀漢政權（夏侯霸是夏侯淵之子，後主劉禪的皇后是張飛妻子夏侯氏之女，夏侯氏是夏侯淵侄女），蜀漢大將軍姜維趁機進攻關中，開啟了新一輪蜀漢與曹魏政權戰爭。

結語

“高平陵之變”是司馬氏掌握曹魏政權的開端，也是司馬氏代魏十六年曆程的起點，政治意味濃厚。素懷不臣之心的司馬懿，藉助對曹爽不滿的重臣元勳們的政治支持，憑藉暗中豢養的三千死士，冒著傾家滅族的風險，以弱擊強，僥倖一擊，取得了政變勝利。司馬懿在這場政變中曾指洛水為誓，立下不殺曹爽等的誓言，卻食言不聽蔣濟等人“曹真之勳，不可以不祀”的勸解，清除了以曹爽為首的曹氏宗室勢力，展現了充分展現了兵不厭詐的行事風格。司馬氏採取欺詐手段奪取政權，對當時的社會信譽和道德觀念產生很大的損害，司馬氏得國不正，也長期為後世所詬病，使得當時曹魏政權內部產生分裂，“淮南三叛”、夏侯霸逃往蜀漢相繼出現，進而也對三國格局產生一定的影響。

參考資料：《三國志·魏書》、《晉書》、《世說新語》、《資治通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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