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变”，是曹魏时期政坛的一大转折点，也是司马氏真正掌握曹魏政权的开端。当时备受权臣曹爽猜忌，被剥夺朝政实权称病不起的太傅司马懿，趁大权在握的大将军曹爽兄弟奉魏帝曹芳来到洛阳郊外的高平陵祭拜之际，与部分曹魏老臣联合，以暗中豢养的三千死士为根基，突然发动政变，以郭太后的名义控制中枢政权，诱骗曹爽兄弟放弃抵抗，实际掌握了曹魏政权，开启了司马氏代魏的历史进程。由于曹爽年轻政治威望不足，难以与司马懿为首的曹魏老臣抗衡，不得不转而依赖曹氏兄弟和与自己亲近的何晏等人，推行“正始改制”，将司马懿等曹魏功臣元勋罢黜，触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引起了曹魏老臣的普遍不满，也打破了魏明帝曹叡定下的宗室和功臣势力之间的权力平衡。表面看似步步退让的司马懿，不得不称病避免曹爽的猜忌，暗地却豢养了三千死士，并与太尉蒋济等元老保持联络，司马懿深知自己年近古稀，时日无多，在看到曹爽兄弟放松警惕奉天子到高平陵拜祭后，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发动政变，威逼利诱，诱使曹爽兄弟放弃抵抗，一举掌握了曹魏政权。

平心而论，虽然曹爽一直对司马懿不放心，甚至在司马懿装病在家还不忘派人试探，但是，曹爽对司马懿还是外示尊崇，优礼有加，并无彻底消灭之意。而且发动“高平陵之变”前，司马懿已经远离中枢政权十多年，所能动员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无疑是相当有限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促使已是垂暮之年的司马懿冒着倾家覆族的风险，决定发动侥幸之击呢？本文拟从曹爽推行的“正始改制”入手，分析司马懿发动政变的过程和背后的推动力量，分析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深层次原因，并对“高平陵之变”的意义和后续影响略作阐述。

“正始改制”的始末

公元220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称帝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跟随曹操起兵的曹氏和夏侯氏嫡系子弟逐渐老去，由于曹氏当权，曹氏和夏侯氏后代子弟坐享荣华富贵，缺乏在军中历练吃苦的动力，军事人才逐渐断档。在夏侯尚、曹真和曹休去世后，曹魏君主不得不依仗外姓将领镇守边疆，抵御蜀汉和东吴政权的侵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得到了重用，长期驻军于关中地区，与蜀汉政权周旋对峙，在关中一带势力不容忽视。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末，由于士族重臣势力根深蒂固，让皇帝很是忌惮，魏明帝曹叡弥留之际，本意把所有权力收回宗室手中，但遭到中书监刘放和孙资的坚决反对，无奈之下，曹叡作出妥协，遗诏由司马懿和宗室成员曹爽担任顾命大臣，辅佐魏主曹芳。

司马懿

曹爽素无名位，难以与以司马懿为首的朝廷重臣抗衡，只好重用与曹氏宗室关系密切的人才。如曹操的养子何晏、夏侯尚之子夏侯玄、曹叡的儿女亲家毕轨、曹操的老乡丁斐之子丁谧等，曹爽与司马懿本来一起录尚书事，但曹爽用丁谧之计，对司马懿明升暗降，尊其为太傅，却剥夺了其录尚书事之权，此后曹爽独霸尚书台，用尚书台的令旨左右朝廷事务。曹爽当政后，为了巩固皇权，任用何晏、丁谧等人推行了“正始改制”。“正始改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整顿九品中正法，将选拔推荐人才权力收归中央，削减各州郡中正的权力。曹丕时期，陈群提出了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由于该制度主要依据士人的门第出身来决定是否授予官职，大大有利于高门望族子弟入仕，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持了朝廷选拔人才的渠道。为了强化皇权，曹爽提出整顿九品中正法，削减地方士族人物出身的州郡中正的推荐权，试图从人才选拔层面与士族抗衡。

二是撤销郡一级行政区划，只设置州、县两级。

三是借鉴道家学说理念，简化服饰排场。这一主张也是为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由于当时的士族大都尊崇儒家经学礼学，注重繁文琐节。曹爽阵营中的何晏、夏侯玄都是玄学的倡导者，正始改制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曹爽阵营用于对抗士族儒家学说的工具。

总的来看，正始改制触及了士族出身的曹魏功臣元勋的地位和切身利益，使得他们强烈不满。在朝廷方面，曹爽借机把老臣们明升暗降，老臣们纷纷靠边站。如掌握禁军的领军将军蒋济在正始三年被曹爽之弟曹羲取代，升任太尉这一闲职。士族出身的廷尉高柔被任命为司空。吏部尚书卢毓被曹爽心腹何晏取代，先是该任仆射，后任光禄勋这样的闲职。

爽徙吏部尚书卢毓为仆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晏等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黄门侍郎傅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躁，銛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卢毓为廷尉，毕轨又枉奏毓免官，众论多讼之，乃复以为光禄勋。孙礼亮直不挠，爽心不便，出为扬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七四·景初三年》

此外，由于大权在握，曹爽等人有时候难免行事猖狂，如僭用皇室器物，何晏等人私分屯田等，这些加剧了老臣们对曹爽的不满。

推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背后的力量分析

司马懿之所以会发动“高平陵之变”，背后自然是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曹魏政权的重臣元勋大都站在司马懿一方。前面已经提及，曹爽推行的“正始改制”以及专权的行为，违背了魏明帝的顾命遗诏，在政治上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再加上损害了重臣元勋的切身利益，但是这些老臣已经靠边站，而司马懿既是托孤大臣，政治威望又是极高，因此，司马懿具备干预朝政、改变曹爽专权局面的政治号召力，也得到了以太尉蒋济为首的重臣元勋们的支持。

二是司马氏家族力量和秘密豢养的三千死士力量。政变不是请客吃饭，要靠实力说话，由于司马懿在发动政变前早已失去了兵权，长子司马师虽然担任中护军一职，但是曹爽为了防范司马氏家族，基本上将司马师的兵权架空。但是，司马氏家族不肯束手就擒，司马师秘密在民间豢养了三千死士，只是平时分散，不为曹爽所知。这支三千人的军事力量才是支撑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根基。

《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

《军师联盟》中的司马懿

《军师联盟》中的三千死士形象

三是潜在的盟友郭太后。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发动政变之时，即使是身为太傅，也需要师出有名。由于皇帝曹芳不在城内，无法利用，这时候能够加以利用的皇室人物只剩下魏明帝的皇后郭太后。郭太后并不是皇帝曹芳生母，再加上郭太后素来与曹爽不睦，正始八年，曹爽将郭太后迁往永宁宫，由此郭太后深恨曹爽。因此，在控制皇宫之后，司马懿寻求郭太后的合作可能性很大，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司马懿政变有惊无险，最终成功

尽管在发动政变之前，司马懿获得了以太尉蒋济、司徒高柔、太仆王观为首的曹魏老臣的政治支持，其子司马师也暗中培植了一支可供发动政变使用的军事力量，但是，总的来看，司马懿能够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司马懿面对自己一生中最惊险的一战，充分运用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将有限的军事力量用于控制武库和司马门中央的战略要地，最终侥幸取得了政变的胜利。

在决定起事后，司马懿对政变作了如下安排：自己率领部分兵马，占据极具军事意义的武库；长子司马师和弟弟司马孚屯兵政治意味浓厚的司马门；次子司马昭率军监视二宫；司徒高柔行大将军的职责，领曹爽营，太仆王观代行中领军职责，统领曹羲营。在上述战略要点都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司马懿才与太尉蒋济一起勒兵屯于洛水浮桥，准备迎接曹爽可能的反扑。

在控制武库获得充足的武器，并成功地控制司马门获得郭太后的合作后，司马懿以郭太后名义，罢免大将军曹爽、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的所有官职，并解除他们的兵权，命令他们以侯爵的身份回归洛阳府邸待罪。

但是，看似完美的政变计划却出现了纰漏，时任大司农的桓范，怀揣大司农印绶，骗开了城门投奔曹爽去了。司马懿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沮丧，认为桓范一去大事不妙，太尉蒋济却说不必担心，曹爽不过是贪恋马厩的驽马，桓范虽然去了，他的计谋必不会被采纳。

懿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

曹爽接到司马懿以郭太后名义送来的旨意后，震惊不已，不知所措，只好将魏帝曹芳的车驾置于水之南，调遣数千名屯田兵士砍伐树木，构筑防御工事。

《三国演义》中的桓范

这时，赶到的桓范建议曹爽护送天子到许昌，然后以天子名义诏令四方臣子，起兵共同讨伐司马懿，大事必然可成。曹爽不为所动。桓范又劝说曹爽的兄弟曹羲和曹训等人，说自己随身携带大司农的印绶，可以签发征调粮草，不必担心粮草问题，但是，曹氏兄弟还是难以下决定。

范说爽移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不从。范曰：“所忧在兵食，而大司农印在吾许。”爽不能用。

司马懿曾指洛水为誓，仅是罢免曹爽等人官职，并无加害之意。因此，侍中许允、尚书陈泰、殿中校尉尹大目等人，皆愿为使，劝说曹爽等人尽早归降认罪。虽然这么多人前来相劝，但是曹爽还是犹豫不决，直到太尉蒋济亲自写信给曹爽担保，曹爽才有了投降的意图。

懿使侍中高阳、许允及尚书陈泰说爽宜早自归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泰，群之子也。——《资治通鉴》

于是，曹爽当夜一直坐到五更，最终颓然掷刀于地，泣声道：“我亦不失作富家翁！”桓范闻言跌足痛哭：“曹子丹如何英雄，怎么会生出你们这般蠢的如猪牛似的兄弟。大家都等着被族灭吧！”

范又谓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从，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范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犭屯〉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也！"

至此，曹爽败局已定，狡诈的司马懿背信弃义，先是将曹爽兄弟囚禁于府邸，又有以谋反的名义诛杀曹爽三族，连同曹爽的心腹何晏、丁谧、毕轨、桓范等均被夷族。

《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记载：“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当然，“高平陵之变”的成功也是有很大程度侥幸成分在内。且不说大司农桓范逃出城外投奔曹爽为其出谋划策，一旦曹爽采纳桓范建议，司马懿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只说在司马懿率兵夺取武库途经曹爽府邸就险些遭到曹府守将的射杀。当时的洛阳武库位于宫城东北角，曹爽府邸位于武库以南，司马懿府邸位于永安里，应当在曹爽府邸以南。司马懿要政变成功，夺取武库是首要任务，而要进攻武库，必须要经过曹爽府邸，因司马懿在曹爽府邸门口有所停顿，险些遭到射杀，如果司马懿被射杀，这场政变立马群龙无首，难以成功。

初，宣王勒兵从阙下趋武库，当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世说新语》

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深层次原因

发动政变前的司马懿，手里唯一可依靠的就是司马师暗中豢养的三千死士，这三千死士虽忠诚，但是并没有盔甲弓弩等武器，还有就是以蒋济为首的部分重臣元勋，这些人虽然威望极高，但是早已靠边站，顶多能给予政治方面的背书，以司马懿一贯谨慎保守的作风，冒着倾家覆族的奇险，以弱击众，除了占据出其不意的战术优势外，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政变的成功率委实不高。那么，究竟是促使司马懿冒险发动这一侥幸一击呢？下面就结合史料分析一下深层次原因。

一是司马懿年事已高，时日无多，跟正值壮年的曹爽耗不起时间。正始十年，司马懿已经70岁，已经到了古稀之年，虽然他装病在家，但并不表示他的身体十分健康，毕竟“高平陵之变”过后才两年多时间，司马懿就重病身亡。而曹爽当时的年龄正值壮年，要想再蛰伏下去找到合适的反击时机，司马懿已然等不起。在三国时期，被称为“冢虎”的司马懿虽然年迈，但骨子里还是虎视天下，战机稍纵即逝，擅长杀伐决断的司马懿不会再放弃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二是为子孙家族长远计，再不放手一搏，司马氏在曹魏政坛将永无出头之日，甚至还有在自己死后被清算的可能。司马懿是司马氏的主心骨，以他的威望尚且被曹爽排挤得装病待死的状态，一旦自己故去，司马师等人肯定会遭到政治清算，司马氏家族在政坛必定一蹶不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置之死地而后生，生平打过无数仗的司马懿深知这是司马氏崛起的唯一出路和机会。

三是“高平陵之变”乃是司马懿蓄谋已久等待的结果。从进入曹操幕府开始，因被认为有“狼顾之相”，司马懿就遭受曹家几代君王的猜忌，但他一直隐忍不发，不仅没有争辩，反而处处行事谨慎，矜矜业业，一副忠臣良将的模样。在曹操、曹丕和曹叡三个时代，这三人驭下有方，再加上手里还有大批忠于自己的优秀将领和重臣，皆能够有效制衡司马懿。与此同时，予以司马懿高官厚禄，让他没理由可以造反。即便司马懿造反，也会尽失天下人心。

即使是到了曹爽专权时，因其个人威望有限，对以司马懿为首的重臣元勋予以压制，以“朝议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变相架空了司马懿，甚至在正始八年称病不再参与政事，但是，司马师暗中豢养了三千死士，这么大的事情要说司马懿事前不知情，没有人会相信，至少这是在司马懿的默许之下进行的，不然豢养三千死士不但需要谨慎谋划，还需要大量金帛供养，绝非易事，豢养这么多死士的用途也不言而喻。此外，政变发动前，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散布在民间的死士，沟通联络对曹爽不满的元老重臣，要说没有长时期的联络策划，政变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进行。

《晋书·宣帝纪》记载：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

“高平陵之变”的后续影响

“高平陵之变”是曹魏政坛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对曹魏政权乃至三国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高平陵之变”改变了曹氏宗室掌权的格局，开启了司马氏掌权乃至代魏的局面。蒋济等曹魏老臣参与高平陵之变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曹爽专权的局面，恢复宗室与士族之间的权力平衡，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并没有打算支持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的意图和打算。原因很简单，一是所作所为无疑是叛逆行为，蒋济等老臣基本上都是曹魏三世乃至四世元老，在没有严重损害自身家族利益的前提下，背叛自己为之效力多年的主君，在讲究忠孝的古代社会，是很难作出这样的决定。二是支持司马氏代魏也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政治收益，得不偿失。蒋济等人已经位列三公，甚至是超三公名位，即使冒着倾家覆族的风险，帮助司马氏夺取政权，所获得的政治地位也不过超出现有的水准。因此，蒋济等人不希望对曹爽进一步清算，但是，司马懿还是以谋逆罪名清除了以曹爽为首的宗室势力达五千余人，为司马氏掌握朝政扫清了道路。

二是在外掌握军队的各路将领与司马氏势力产生矛盾，引发著名的“淮南三叛”。“高平陵之变”后，太尉王凌不满司马氏所为，趁司马懿重病之际，在公元251年，联合兖州刺史令狐愚发动兵变试图拥立楚王曹彪为帝，司马懿抱病亲自讨伐，王凌畏惧，“面缚水次”束手就擒。此后，镇守淮南地区的毌丘俭、文钦、诸葛诞先后两次起兵反对司马氏专权，史称：“淮南三叛”。这也间接影响了曹魏与东吴政权之间的冲突。

三是夏侯霸逃亡蜀汉，引发姜维率军再次大举进攻关中。“高平陵之变”后，驻守在关中地区的征西将军夏侯玄被征召回朝，与自己不和的郭淮担任征西将军，使得驻守在雍州的征蜀护军夏侯霸担心受到司马氏迫害，被迫逃往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蜀汉政权（夏侯霸是夏侯渊之子，后主刘禅的皇后是张飞妻子夏侯氏之女，夏侯氏是夏侯渊侄女），蜀汉大将军姜维趁机进攻关中，开启了新一轮蜀汉与曹魏政权战争。

结语

“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氏掌握曹魏政权的开端，也是司马氏代魏十六年历程的起点，政治意味浓厚。素怀不臣之心的司马懿，借助对曹爽不满的重臣元勋们的政治支持，凭借暗中豢养的三千死士，冒着倾家灭族的风险，以弱击强，侥幸一击，取得了政变胜利。司马懿在这场政变中曾指洛水为誓，立下不杀曹爽等的誓言，却食言不听蒋济等人“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的劝解，清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势力，展现了充分展现了兵不厌诈的行事风格。司马氏采取欺诈手段夺取政权，对当时的社会信誉和道德观念产生很大的损害，司马氏得国不正，也长期为后世所诟病，使得当时曹魏政权内部产生分裂，“淮南三叛”、夏侯霸逃往蜀汉相继出现，进而也对三国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参考资料：《三国志·魏书》、《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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