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界和明史爱好者当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明之亡，实亡于万历。这句话指万历时期，虽然还有余力千里迢迢派兵进入朝鲜抵抗日本，但挥霍了大明朝的家底。此外，万历废除了张居正的改革，也让明朝失去了重新富强的可能。确实，朱翊钧的所作所为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但他却未必是明朝覆灭第一个掘墓人。朱翊钧的爷爷，嘉靖帝朱厚熜在位时的一系列施政举措和治国方略，早就让明朝走上了衰退的不归路，尽管有徐阶、张居正等有能力的大臣试图力挽狂澜，但也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解大明于倒悬。
社会背景
朱厚熜继位时的大明，还处于“年富力强“的中期，在此之前，尽管已经有过明英宗率领50万大军出征，却被瓦剌生擒的耻辱，但好在当时的蒙古部落实力一般，无法像蒙古那样对中央王朝构成真正的威胁，明英宗的被俘以及多次边战的失利，虽然有损大明颜面，但还不至于对其统治基础造成决定性的打击。
与此同时，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承平岁月，大明人口快速增长，随着人口激增而来的，就是社会发展的不断繁荣和多元化。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所需要的官僚数量是有限的；此外，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有各种各样的国企和事业单位，朝廷也无法给社会人员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渠道。
显然，在人口激增的背景下，科举考试的独木桥更难走了，要靠读书出人头地，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异于水中捞月，痴人说梦。光靠务农，有限的农地也无法满足大量新生的“闲散人口”，于是，很多没有产业的人口涌向了城市，通过自己的手艺或是口才混口饭吃，也正因如此，大明中期的工商业曾有过井喷式的发展。
1522年，朱厚熜颇为戏剧性的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此时大明工商业的繁荣程度，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全国各地兴起了很多商业发达的城镇，水路商道和陆路商道四面通达，交通便利；因此，无论是产、运、销，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李鼎这样描述当时商业流通之利：
燕、赵、秦、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甌、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可以看出，当时明朝南北商业流通是多么便利和兴旺，《天工开物》中写道：“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檄宦商，衡游蓟北”。从东北到云南，从两广到黄崖关，商人的足迹遍布了九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甘冒风霜刀剑、雨雪跋涉之苦，不畏湖海江河、波涛难测之险；一切都为了生计和财利而奔波。
朱厚熜的倒行逆施
然而，好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对于中国古代的商人更是如此。商业的繁荣，商贾的富足，极大地刺激了皇帝、皇亲国戚及各级官吏和爪牙的贪欲。他们将商人视为最容易宰割的羔羊，目之为取之不尽的摇钱树。这其中，嘉靖皇帝朱厚熜就“率先垂范”，给其它虎视眈眈的“虎狼们”立了一个“表率”。
首先，嘉靖刚刚继位后，就接连搞了两件大事，一个是“议大礼”，嘉靖以偏宗入继，在有关于嘉靖生父生母地位的问题上，掀起了一次大波澜；另一个就是“兴大狱”。这两次政治风潮，虽然树立了嘉靖说一不二的权威，却严重打乱了明朝原油的统治秩序。
获得了“权威”的嘉靖开始“放飞自我”，将自己在藩王做世子时对道教的爱好和信仰“发扬光大”了。
嘉靖十年（即1531年）起，嘉靖为表达对道教的虔诚信仰，屡次动用巨额国帑，兴建富丽堂皇的工程建筑。其数量之多、规格之奢、运费之贵，都令人瞠目结舌。为了加紧催办“神仙宫祠”，嘉靖亲自下谕，所需的物料，一律由产地和运输经过的地方“就本身输纳”。这一政策，令全国各地都苦不堪言，浙江、江西、湖广、四川、贵州等地的民众整日价忙于采集木材。被官方选派采购运输木材的商人和木工更是挣扎在生死线上。除了朝廷的重压，地方虎狼吏还要借机捞上一笔，他们往往以商人和工人“上纳滥恶货物”为由，命令他们重造或者缴补“差价”。可怜的商户和手工业者们早已倾家荡产，哪有余力多缴追缴？于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府等地被强迫烧制大砖大瓮的窟户只好逃离，广东沿海打捞蚌珠的珠户甚至逃往海外，现今南洋一代的华人，有不少就是他们的后代。
所谓“皇店”
此外，穷奢极欲的嘉靖还想方设法“广开财路”，这从其对“皇店”的“关心”和控制上就可见一斑。
所谓皇店，是有明一朝，以皇帝名义做背书，进行“特种”经营的官方垄断商业模式。加了“皇”字，皇店的威势甚至不是一般“官店”所能望其项背的。皇店肇始于正德皇帝朱厚照，却“光大于”嘉靖皇帝朱厚熜。
相比肆无忌惮的浪荡天子朱厚照，嘉靖显然要精明的多。他曾多次亲自对皇店直接下达指示：
十四年题准，宝源、吉庆二店并福德等五店前钞巨中半折银，每钞一千贯折银四钱，每钱二千文折银二两八钱六分，每十二两倾成一锭。内宝源、吉庆按季解部，听候年终类进；福德等五店按季解内府，听候取用及太常寺光禄寺支用。
从该指示的内容，不难看出嘉靖是一个算盘打得很精的皇帝，也有一定的商业才能。而当朝皇帝不厌其烦，详细指示征纳款项的数额、上缴期限和支配用途等琐碎事项，这在以前的明朝皇帝是闻所未闻的。嘉靖通过将皇店的收益纳入财政制度的做法，加强了对皇店的控制和管理。这样一来，皇帝自己的小金库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收入，可谓“理财有方”。
表面上看，嘉靖管理皇店增加收入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皇店和官店收入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被逼破产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当时的皇店，一般以皇帝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执掌，有着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的“治外法权”，有权在明政府的官方税关之外在另行设置关卡征收商税。很快，这些背靠皇权的“大户”们就在各地的水路要道及四通八达之处设卡，以各种名义横征暴敛，路过的来往客商全被拦截，很少有人能够幸免。
为了更有“效率”的敛财，皇店还拥有武装巡逻队，到处耀武扬威，勒索钱财：从肩挑背负卖点小货物营生的小贩，到赶考路过的莘莘学子、甚至连一些低级别的官员都无法逃过这些鹰爪孙的骚扰，一律开囊检查，拿出部分盘缠“孝敬”自不可免。在皇店的淫威之下，小民苦于行旅，商人苦于苛税，时人叹曰：“皇店设立，盈耳嗟怨之声。”
商人的血泪史
当然，皇权和公权力对商人的残酷压榨还远不止于此。有明一代，有一种所谓“照上买办”的行为，指的是政府将一些采购和买办的任务交给民间商人，类似今天的招标采购。这一制度起源于宋朝，又被称为“和买”。原本，官府应该按和商人商议好的价格，在物资采买运输到位后，将对应的金额付给商人。显然，这一制度天然就隐含着一个问题：在古代中国绝对强势的官府面前，商人根本没有议价和要求给付的对等条件。
事实也是这样发展的，所谓的“和买”，很快就演变成了强买强卖。一般情况下，官府强行摊派采购任务，商户采买后以各种理由拖欠款项或者明确不予偿付，甚至寻找各种借口如“采购的货物质量差，数量不足”等，甚至还强逼商户“补交”货物。
在明朝早期的永乐、洪熙、宣德年间，宫廷官府还比较崇尚节俭，没有太多因享受而需要上贡的奢侈品，和买问题尚没有造成重大影响。但正德朝之后，明王室的奢靡之风渐炽，骄奢淫逸成为了常态，需要商人供应的物资，无论从数量、品种还是质量上都呈爆发式增长。
王室的需求大增，苦了底层的大量商户和手工业者。除了“和买”，明朝还有一招“佥办”，根据该制度，一旦政府有需要，所有商户铺面必须受命买办，是明朝商人不容逃避的役，根据朱棣的诏令：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
于是，几乎所有朝廷和给及官府所有的物资需要，都交给了商户来采买。然而“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半。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其后本折兼收，采办愈繁，于是招商置买，物价多亏，上古匿迹。”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官方采办业务都是亏损的，因此当时的商人一旦被要求佥办，便等同于宣告破产，应佥者就像赴死的死囚一般，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
小结：明朝崩溃的起始
不可否认，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和关心中小商户，在其亲自制定的《大诰》中，朱元璋强调“天下府、州、县，今后毋得指以庆节为由，和买民物。”朱元璋很清楚其中的猫腻“往往指此和买名色，不还民钱者多，此弊虐吾民久矣”。因此，朱元璋如此规定“敢有如此者，许被扰之民，或千、或百、或十，将该吏拿赴京来，斩首以除民患”。
苦出身的朱元璋，很了解虎狼吏们是如何横征暴敛，如何压榨百姓的。然而，朱元璋的这一良苦用心，却不被养尊处优的后代子孙们所体谅，正德、嘉靖等皇帝开启了明王室的奢靡之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尽可能的敛财，皇权无孔不入，四处出击，重税剥削，名目繁多。然而这些当权者不知道或者说不愿意知道的是，这样做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沉重的赋税和巧抢豪夺，令很多商贾只好放弃行商，商业活动萎靡不振，此时，再想收商税，也是无从收起了。
事实上，明朝商人的境遇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法制概念，公权力无边无际的明王朝，指望一两个“好”皇帝为民作主是不现实的，没有制度保障，皇权可以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一般商人和小民在绝对权力面前，如同待宰的羔羊，毫无反抗的能力。这样的明朝，又怎么谈得上“资本主义萌芽”呢？其灭亡，也是咎由自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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