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一年一本書，共30本書。
這是經濟學者何帆2018年給自己設立的一個長期目標。他每一年都會用一本書記錄實地調研的所見所感，記錄中國從2019年到2049年這30年的變化。
在過去的一年中，何帆團隊奔赴30多個城市，採訪了200多位各行各業的人，把發生在中國當下的真實故事寫進《變量：推演中國經濟基本盤》這本書裡。
2020年的第一天，《變量：推演中國經濟基本盤》與讀者見面。《陸家嘴》記者在讀者見面會之後採訪了何帆。在採訪中，何帆分享了他寫作的過程和思路，以及對小趨勢和大趨勢的判斷。
何帆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兼任熵一資本首席經濟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寫作就像農民種地一樣”
《陸家嘴》：是什麼促使您給自己設立了這樣一個長達30年的寫作計劃？
何帆：其實原來也沒有計劃，有點突發奇想，有一次跟羅振宇老師（得到APP創始人）正好吃飯聊天，我們倆都比較喜歡威廉·曼徹斯特的那套書《光榮和夢想》。《光榮和夢想》那本書跨度大概40年左右，講的是美國從一開始懵懵懂懂，到最後真正變成世界頭號大國的歷史。我說，中國也需要這樣的《光榮和夢想》，又多說了一句，我說我要是寫，我能比他寫得更好。羅老師就認真了，他說您幹嗎不寫？
我原來從來沒想過這個事，後來一想，確實這事比較令人激動。因為我的職業是做經濟學研究，我覺得發一些論文好像也不夠過癮，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親歷這些變化，如果能從自己的角度去觀察去記錄，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哪怕是個普通人，連續30年寫日記，肯定也是珍貴的史料。原來我每年的寫作量也是一本書，無非就是把別的東西都砍掉，專心致志寫這樣一本書。
《陸家嘴》：在這本書的後記裡面，您談到寫作是寂寞痛苦的，對於您來說有沒有輕鬆愉快的時刻？
何帆：沒有。寫作這個事，是很痛苦孤單的一件事，就像農民種地一樣。現在我覺得寫了這兩年之後，基本上找到一種節奏感，就真的跟農民一樣。1月份、2月份的時候相對是休息、構思，從3月份我們就開始密集採訪，就有點像播種一樣，採訪差不多要到8月份左右，9月、10月開始主體的寫作，當然寫作過程中還要補一些採訪。今年我們最後一次採訪是一直到10月17號，書稿我是10月19號左右交稿。
《陸家嘴》：在採訪階段，您是不是就開始寫作，積累素材了？
何帆：採訪的時候我會寫一些採訪的筆記，會有一些比較零星的感想，但是要差不多等到8月份、9月份的時候，大部分的素材都有了之後，才能夠想您用一個什麼樣的結構串起來。所以主體的寫作是比較靠後。密集的寫作就是9月份到10月中旬，大約一個半月的時間。
《陸家嘴》：讀您的書，有的時候就感覺在讀散文，有的時候像在讀新聞，有的時候像在讀雞湯，有的時候又像在讀小說，有時又會告訴大家一些深刻的人生道理。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您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寫法？
何帆：也是被逼出來的，我原來其實想炫技，我原來不打算讓大家把我當成是一個經濟學家，就把我當成是一個普通人，後來發現做不到。《南方週末》曾經出過很多特稿，他們出過一本書講他們寫特稿的經驗，裡面有一個資深編輯說了一句話，我覺得很有感觸。他說，寫新聞報道通常會強調只能講事實，您不能講自己的觀點，但是因為事實太複雜了，所以如果您不亮明自己的觀點的話，人家可能會很困惑，就不知道您在說啥，單單是情節本身不足以打動讀者。所以我覺得中國的讀者需要您幫他梳理出來，講的這東西到底是啥意思，最後就變成了一個很“不倫不類”的寫法。
社科院哲學所的趙汀陽老師對我這本書的評價比較中肯。他是個哲學家，他評我這本書，他說也不知道是啥，有點像人類學的東西，有點像社會學的東西，有點像經濟學的東西，有點像文學的東西，反正不知道是啥。我覺得可能不知道是啥就對了，也可能慢慢會創造出來一種很獨特的文體。
實際上我覺得有點像是一個解說員，比賽正在進行著，你要跟大家去講這是怎麼一回事。你想觀眾他自己是能看得到的，那為什麼還需要您解說員？你要站得更高，要跟他講，現在發生了什麼，他們的戰術是什麼，要介紹一些背景，這是他第幾次踢的球，人才能更豐富一些。結果就像你說的一樣，就是有的時候像散文，有時候又像雞湯。
《陸家嘴》：我看到這本書的每一部分，比如說您寫到教育，寫到莆田製鞋，好像每一部分都是獨立的。
何帆：我現在寫每一本書，它的結構現在基本上比較定型，因為您要讓大家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每本書至少現在的想法是，我先自己設一個問題，比如說今年的問題就是“什麼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盤”，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希望提供一個獨特的方法論，就是一個視角，今年我提供的視角就是用演化算法來看中國社會經濟的變遷。
有了這個問題和方法論，再抽出來5個變量，您要講清楚這5個變量之間的關係，今年這5個變量，我就是按照我理解的演化算法裡幾種核心的打法，比如說試錯、突變、混搭、適應展開，試錯講教育，混搭講的是技術創新，用一個邏輯把它們串起來。
每一章的大概次序，現在有點像一個套路了：先講一個小故事，小切口進去，接著從這個故事講它背後的一個案例，然後希望能有一個轉折，再轉到下一個故事，下一個故事講完再回過頭來講一個道理，最後把它們串起來。比如，先講莆田造假鞋子，再把視野拓寬，看整個小鎮，看到小鎮之後再回到小鎮背後的原因，回到學者劉向東老師提供的一個觀點，再回過頭來講一個企業的故事，希望能在敘述的過程中也有一些情節感。
《陸家嘴》：“變量”這個書名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本很專業的書籍，但實際上這本書很通俗易懂，為什麼取“變量”這個名字呢？
何帆：變量這個名字，是羅振宇老師起的，好像也蠻契合的。我原來想的名字是“一個學者和一個國家的30年”，現在想想也不好，原來想的名字太文藝範了，太長了，變量就更有衝擊力。變量我們強調的是，您能看到中國的哪些變化的那些量，簡單的說就是變化的量。我定的英文的題目就是momentum，其實就是那種動能，我們想強調中國在不斷的變化。
《陸家嘴》：貫穿《變量》的一個主線是什麼？
何帆：主線就是中國這30年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現在是距離一個偉大復興時代最近的，就像跑馬拉松的最後5公里了，或者是登山最後一段，這段時間可能最容易出事，但是這段時間它又是離勝利最近的。我們就想看看這30年中國到底是怎麼演變？
《陸家嘴》：您覺得這還有懸念嗎？
何帆：那不一定。而且您知道了答案，您也不一定知道情節，情節本身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現在很多人都會認為我們未來會變成發達國家，我們很多人認為發達國家就是現在歐美國家的那種樣子，但也很可能我們走的路是不一樣的，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未來的時代其實是普通人的時代”
《陸家嘴》：您的書裡面寫了很多小故事，您為什麼要寫這些小人物，而不是聚焦大人物？
何帆：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考慮過這個問題，想過怎麼寫得更大一點，也想過是不是先要採訪一下馬雲、王石這樣的商界領袖。
後來為什麼放棄？我覺得每個時代都有它的代表人物，如果您要是寫前面的30年、40年，您去採訪企業家，基本上企業家的故事就是中國的故事，他們代表了那個時代最積極向上的那些東西。
現在社會已經變了，可以看到很多企業家出來說話，大家其實並不認同，比如996現在的年輕人其實並不認，所以我覺得未來的時代其實是普通人的時代。普通人關心普通人的命運，原來大家可能會仰望著，都是把這些當成是成功學的典範，但是現在人自信心更高了，大家的想法更多了。
而且，缺少真正去關注平凡人物的（作品），我們看到的要麼就是寫大人物，寫大人物又以歌功頌德的居多；另外有一些小人物，尤其是媒體特別喜歡寫一些生活在底層的人很痛苦的生活。
我也不太願意寫那樣子，不是說不應該去關心底層的人物，而是說寫一個偉大的作品，大概40:1，樂觀的結尾要比悲觀的結尾要多很多。你給讀者提供東西，你總要給他提供一些積極向上的力量。小人物也跟大人物一樣，他有自己的夢想和追求。如果能夠寫出來他的夢想和追求，以及他在追求夢想中克服的那些障礙，特別容易引起來大家的共鳴。
所以我們今年寫了失業者，寫了中國企業駐委內瑞拉孤身在外十幾年的員工，寫十幾歲的孩子遇到的困惑，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可能會比你去講成功人士的故事，大家會更有感受一些。
《陸家嘴》：其實我一開始隨機翻開這本書，就看到您寫到自己坐在學而思的教室後面時而看看電腦，時而看看孩子，這段話讓我突然覺得好像寫的是自己，特別有共鳴。可能很多人，他可能在農村，也可能在大城市生活中，都能在您的書裡面找到自己。我當時覺得這本書寫得很讓人感動，因為這本書不是用仰視的視角去寫的，而是用平等的一個視角在描述他們的生活。
何帆：很多知識分子關心底層人，其實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角度），他認為是很悲憫，他其實是在可憐別人，您要真正到底層去看的話，人家不需要您可憐，他有他自己的喜怒哀樂，你一定要放到跟他平等的視角。你其實是要去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我是努力想做到這一點。
《陸家嘴》：您比較關注小趨勢、小人物，您覺得在2019年有哪些小趨勢是最值得關注的？
何帆：比如說我在書裡面今年花了不少的筆墨寫年輕人的變化。我覺得年輕人的變化，無論您站在哪個角度，比如說您是一個團委的幹部，或者您是一個單位的領導，或者您是一個生產廠家，其實都要去關心，因為未來的員工、未來的屬下、未來的消費者其實都是年輕人。
我覺得今年我看到年輕人很多小的變化，比如飯圈女孩居然會力挺阿中哥哥，還有包括有一批國潮的崛起。其實您不理解年輕人，您就沒有辦法理解這些現象。所以我今年就特別強調，年輕人這個問題很重要，尤其是後面其實講到一個接班人的問題，就是很多企業要尋找接班人，就必須得理解年輕人。接班現在有很多不成功的，問題不出在二代而出在一代，他沒有很好地去理解二代到底是怎麼想的。
《陸家嘴》：2019年您從北走到南調研、採訪，在調研中您印象最深刻的人是誰？
何帆：調研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書裡面寫了一個很另類的學校——先鋒學校，先鋒學校在成都，學生在那裡想打遊戲可以隨便打，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先鋒學校的校長劉曉偉，劉校長。我就問他教育理念到底是從哪來的？他說是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這就讓我覺得很詫異。後來我就做了點功課發現，其實毛主席他的世界觀正好是在五四時期形成的，他其實見過世面的，他聽過杜威的演講，他跟胡適那些人都有聯繫的，他其實是胸懷是很廣闊的。
我們原來去認識歷史的時候，經常會貼上很多標籤，我們會簡單地說這個東西是好的，那個東西是不好的，這個東西是舊的，那個東西是新的。
但是您看劉校長他的想法，他是從毛澤東思想裡頭剝離出來一些他覺得比較好的那些理念，比如毛主席強調您不能唯分數論，您要跟實踐結合，要讓知識分子工農兵化，其實挺好的。他去掉那些可能不好的，比如說都不讓上學了、上山下鄉。
為什麼劉校長今年給我留下來很深刻的印象？我覺得他提醒了我們去思考問題的時候，必須得用一個複雜的角度去思考，要去看清楚問題的來龍去脈，以及在那個時間點，到底討論的是什麼問題，不要急於給他貼標籤。
中國其實很多變化，換了一個視角之後，會跟你原來看的都會不一樣。貼標籤說這是計劃體制的，那是市場經濟的，某種程度上說前30年、後30年真的是分不開的，因為歷史它是一條河，沒辦法給它切開的。
《陸家嘴》：我看到您有一個觀點是教育可能未來20年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是現在好像並沒有看到這種苗頭。
何帆：恰恰是因為您現在沒有看到這個苗頭，所以它未來會出現很大的變化，如果現在就已經出現苗頭的話，它會出現一些漸變。我們常規的思路就是我發現問題就去解決問題，但是很多重大的問題是你沒辦法去解決的，因為你去解決它的時候，會製造出來新的問題。可是當你不去管他的時候，它背後的邏輯在發生變化，等到後來你把那個事給忘了，你發現它其實已經解決了。
我在書中舉了一個小姑娘的例子，小姑娘到了先鋒學校，她突然發現先鋒學校是可以隨便打遊戲的，咱們就說孩子打遊戲這件事情，你越是堵他，越去管他，越是不讓他打遊戲，他越覺得打遊戲是好的。到了先鋒學校，當然他做法不一定對，他的做法是說愛打就打，所以她沒有這種舒服感了。
他要求學打遊戲，得制你定個學習計劃，得有學分。那打遊戲還有啥意思？打遊戲跟上課一樣了，沒什麼意思，所以後來您會發現，當讓他打遊戲的時候，他反而不打了。
現在說不許辦課外輔導班，大家會覺得課外輔導班肯定是好的，才藏著不給我們辦的。如果這些東西改不了，就先不用去管，你去管別的那些東西。等到這一代父母成長起來之後，下一代孩子變成了新的父母，他們對教育的理解肯定和這一代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就是一代人的變化，你現在認為解決不了的問題，很可能到了某一個時間點的時候，突然之間這個問題就沒了。歷史弔詭的地方就在這，你越去解決它越解決不了，你越不解決，它有時候就忘了。
“我就是個讀書寫字的”
《陸家嘴》：聽說您一年讀三百本書，真的嗎？對您影響比較大的書有哪些呢？
何帆：其實還不止，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書蠻多。早年的時候經濟學對我的影響比較大，之後覺得要想了解社會經濟，知道經濟學還是不行的。後來心理學、歷史對我的幫助比較大。我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想了解哪段時期或者哪個問題，就去看看有關的歷史，從歷史中確實能夠得到一些很深刻的東西。
《陸家嘴》：為什麼您對讀書這件事這麼重視？
何帆：這是一種習慣，我自稱是個職業讀書選手，我覺得我就是個讀書寫字的。
《陸家嘴》：您從小是不是就特別愛讀書？
何帆：對，當然這不值得提倡了，我從小的毛病就是我不會認真聽講，但是我就自學能力很強，基本上老師上課，我在底下看自己的東西，圖書館用的比較多，我們那個年代還沒有什麼手機，基本上都是讀書，而且我讀的比較雜，就什麼書都讀。
《陸家嘴》：從經濟學派來說，您覺得自己是哪個學派的？
何帆：我們接受經濟學教育的時候大概是在20世紀90年代，在90年代，基本上都是從芝加哥學派進去的，強調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
大概在1998年到2000年，我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生讀博士的時候，跟著人家去上課、考試，對我衝擊比較大的是，我們在國內好像覺得有一些問題是禁區，比如說按照芝加哥學派，設置最低工資是政府幹預，可是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這確實是個問題，包括社會公正的問題，原先認為這些問題不應該是經濟學討論的，經濟學只討論效率，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我們接觸的經濟學太窄，經濟學它原來應該是範圍很廣的。
回國之後我做宏觀比較多，讀凱恩斯的東西比較多，所以凱恩斯對我的影響是比較大的。所以，早年的時候是彌爾頓·弗裡德曼，後來凱恩斯對我的影響更大。
《陸家嘴》：我看到您的書裡面也寫到一些自由市場和政府幹預的案例，比如說莆田的案例，您好像也贊成政府去採取一些措施干預？
何帆：把這個問題一定分成是市場經濟或者是政府幹預，我覺得有點過於簡單化。就像我講到烏鎮的模式，烏鎮有西柵和東柵，西柵看起來很像政府幹預，但它其實是一個企業的商業行為，東柵看起來是原生態的市場經濟，但它其實是原來鎮政府改造的這個結果，政府行為也是在一個大的市場經營的框架裡頭。所以我覺得現實比我們想象中的要複雜得多，我特別不喜歡一刀切，把它切成這塊是市場，那塊就是政府，您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看到底應該怎麼做。
《陸家嘴》：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您覺得在現在這個時點有哪一些大趨勢主導經濟的走向？
何帆：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外部環境變得越來越差了，中美關係出現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第二個大趨勢是，新一輪的技術進步遲早會要到來，但是沒有那麼快。所有的基於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會到來，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非常大。
還有一些比較確定的能看出來的趨勢比如說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中國的老齡化也會是一個大趨勢，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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