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1722年—1735年在位的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雍正在位13年，对清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做了一系列改革。
雍正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永享太平。”他告诫臣下说：“为治之道，要在务实，不尚虚名。”这样才能“筹国是，济苍生”。
雍正的改革，是在坚持满清皇权统治制度的前提下，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满清统治长治久安的发展。
本文主要分析，雍正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增强经济活力，以极大的魄力，勇敢的重新开放海禁，建立江浙闽粤沿海经济特区，用经济特区的方式重新开启对外贸易，利用自身的优势，实现对外贸易顺差，带来白银的大量流入，增加国库的收入，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为乾隆鼎盛时期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自清朝立国以来，一直厉行海禁政策，主要是以政权维稳为主，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编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不过，当时的海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
公元1655年顺治十二年，为了削弱和消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浙闽总督屯泰奏请“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
公元1656年顺治十三年六月，清廷正式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省督抚提镇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然而，海禁实行五年未达到预期效果。
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廷采纳了黄梧的“迁界令”，强令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迁界令措施对明郑有一定打击成效。但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其后海盗盛行，民生凋敝。
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台湾，正式展界。所谓“展界”，就是安排在顺治十八年前后被迁界令强迁的沿海居民复归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将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差往福建、广东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谕曰：“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查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安插，务使兵民得所。”
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首次以“海关”命名，先后设置粤（广州）、闽（福州）、浙（宁波）、江（上海）四海关，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也是清朝海疆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
公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由于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以防范”；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从而产生反清势力的政治风险，于是禁止南洋贸易，即“南洋海禁”。
南洋二次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
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恢复江浙闽粤四大海关。
清代的粤海关
什么原因让雍正决定开海禁呢？
首先是解决国家财政危机。雍正登基之初除了稳定政局外，另一个最大的急务就是如何增加国库收入。他对此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国家财政已经极度亏空，摆在雍正面前的首要问题竟然是如何赚钱，才能保证雍正改革顺利推进的首要关键。
顺从民意解决民生问题。开放海禁在当时有着相当的共识和民意基础，康熙五十六年二次禁海令的颁行，直接造成福建、广州沿海等地“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以至于到了当地居民“望海谋生，十居五六”的窘困境地。如福建饥荒严重，甚至多次出现抢劫粮食事件。因此遭到沿海人民、商人以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反对，开和禁的斗争激烈而尖锐。
这些动荡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国策靠海不能吃海，守着聚宝盆挨饿是最根本现实。显然民生问题已成了海疆地区的主要矛盾冲突，与康熙实行海禁的背景情况完全不同。
对于成熟的政治家来说，务实的革新是必要的。他不会被束缚手脚，这些局部的改革也是他所有政治机器的零件部分。
雍正改革最大特点就在于审时度势，适时调整不利方向。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皇帝在《出洋贸易规则》批示同意，正式取消南洋禁航令。
雍正鉴于康熙时期海禁取消后，每年出海贸易的人数不断增加，同时也出现了大量人员出去后不回来的情况，出现不利于政权稳定的政治因素。为此雍正决定，限令出洋贸易的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从雍正个人性格来看，其做事果敢、雷厉风行的风格间接加速了任内的重要国策推进。
雍正一旦决定开放海禁，就要将其做大。雍正顺应民意，批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开放海禁的历史性脚步，对外贸易开放成为朝廷的一项基本国策，迅速取得飞速的发展
开放海禁第二年，自厦门发船的商船就有21只，转年又增加到25艘。仅仅每年来到马尼拉的中国商船，规模就有五十艘之多。一年后的七月底以前返回的商船12只，载回来大麦11000多石，还载回燕窝、海参、苏木、牛皮等物。
这一时期，与日本的海上贸易成了非常典型成功的商贸案例。在雍正期间，赴日商船从宁波起航的有106艘，仅次于宁波船的是南京船，也有102艘，远远超过同时期从福建起航的39艘，也超过从广东起航的35艘。可以确定，雍正年间，宁波港已成为中国对日本贸易的第一大港。
开放海禁当年，广州海关监督在分头银之外，又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名叫“缴送”，并将这些税收源源不断收归国库，没过多久，海上贸易的金银如同潮水涌了进来，一时之间，俨然成了国富民强的重要财政资源。清王朝的国库，也因此赚的盆满钵满。
乾隆初年，广东道御史李清芳说：“每年出洋商船不下数百艘，每船中，为商人，为头舵，为水手者，几及百人，统计数十万众”。这一空前盛况完整体现了雍正海禁取得的繁荣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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