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位於深圳市南山區龍苑路邊，爬上一個長長的山坡，怒放著的粉紅色簕杜鵑開滿了山坡的一側，門外的馬路上，少有行人車輛。堅守在此的疾控人員此刻依然像擰緊的發條，全力在這場無聲的戰役裡衝鋒陷陣。與所有堅守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一樣，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是距離病毒最近的人。從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和指導，到病毒樣本的實驗室檢測，再到高危地點的集中消殺，疾控人員在這個春節假期沒有休息，加班加點，為共同打贏這場硬仗貢獻著力量。
記者跟訪3位深圳疾控人員，跟隨他們的腳步，為讀者揭秘他們平凡而又不凡的工作日常。
24小時隨時待命 一天最多跑五六個消殺點
●時間：2月2日上午10時
●地點：深圳市南山區深圳渢曉酒店
●人物：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消毒與病媒生物預防控制所主任醫師 秦彥珉
上午10時，在位於南山區的深圳渢曉酒店門口，深圳市和南山區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正在進行消殺前的準備工作。這裡是該市數十個密切接觸者集中觀察點之一，4名工作人員依次穿戴好白色的防護服、防護帽、塑膠鞋、手套、護目鏡，然後開始配製消毒液，並將配製好的消毒液先後倒入一臺大型的L30車載式噴霧器和兩個揹負式消毒噴霧器。
“這邊是二氧化氯的。”“水要加到十升。”深圳市疾控中心消毒與病媒生物預防控制所主任醫師秦彥珉在現場有條不紊地指揮著準備工作。見到記者，他遠遠地揮揮手。“這裡居住著100名左右的密切接觸者，我們每天都要進行一次預防性消毒。今天早上有一名發熱人員被送往醫院，我們還會對他居住過的房間進行一次終末消毒。”他說。
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消毒與病媒生物預防控制所主任醫師秦彥珉（右）檢查消殺藥品。
秦彥珉告訴記者，像這樣一座6層樓高的中型酒店，進行一次完整消殺大約需要兩個多小時。4名工作人員中兩人負責使用L30車載式噴霧器，對較大空間進行整體消殺；另外兩人則分別揹著兩臺揹負式消毒噴霧器，對較小空間的空氣以及門把手、垃圾桶、衛生間設施等物品表面進行消毒。
大約十幾分鍾後，一切準備就緒，4名身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走進酒店內部正式開展消殺工作。剩餘工作人員在現場繼續活化藥物，配製消毒液，並隨時待命。“也許你會奇怪為什麼來了十多個人，只進去4個人。”秦彥珉笑笑，繼續道：“因為我們不知道今天要去幾個地方，幾點出發。我們的工作模式是24小時隨時待命，只要接到通知，剩下的人立刻到崗。”
消殺人員對酒店走廊進行消殺。
像這樣的外出消殺，秦彥珉有時一天就要做好幾次。最多的一次，一天就跑了五六個地點，消殺對象包括醫院、集中醫學觀察點、確診患者住所等場所。每次消殺至少要兩三個小時，而且由於化學消毒劑往往具有較強的刺激性，消殺作業很多發生在晚上。“我們試過晚上10時開始消殺，一直持續到凌晨2時多。防護服裡非常悶，即使在冬夜，連續消殺兩個小時以上，厚厚的防護服還是經常會被汗水浸透。每當我們的消殺人員摘下口罩，臉上都會留下深深的勒痕。”秦彥珉說。
站在離病毒最近的地方，秦彥珉和同事們卻心無恐懼。“其實是習慣了。”對此，秦彥珉說得雲淡風輕，“從業十幾年，對規範的操作流程十分熟悉，只要做好嚴格清潔消毒等措施，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怕。”不過在疫情的陰霾下，家人還是難免擔心。每當夜深人靜，秦彥珉推開家裡的門，躺在床上難以入眠的父母都會第一時間知道。“我心裡清楚，無論多晚，他們都在等我。”言及此，秦彥珉的聲音略有哽咽。
檢測100份樣本需3人工作12小時以上
●時間：2月2日下午4時
●地點：深圳市疾控中心病原生物研究所實驗室
●人物：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研究所副主任醫師 武偉華
“武醫生，三院的檢測樣本送到了。”
“好的，我馬上過來。”
記者採訪還沒開始，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研究所副主任醫師武偉華已經略顯焦急。這是他今天第二次準備進實驗室了。“我們的檢測工作從上午10時開始，隨著樣本持續不斷地送過來，工作到凌晨三四時也是常有的事。”他說。
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研究所副主任醫師武偉華整理資料。
每次走進實驗室之前，武偉華都要穿好厚厚的防護服，從頭到腳全副武裝。打開那扇通往實驗室的厚重大門，燈光在白色的牆壁上反射出冷冷的光，一直照到長長的走廊盡頭。走入實驗室前，所有的技術人員還要經過一個緩衝區，這個區域每天要經過數次化學消毒和紫外線消毒，保證致命病毒無法彌散。每結束一組檢測，檢測人員還要再經歷一次全面消毒，如此往復。
對於武偉華這樣從業多年的人而言，檢測普通的樣本很快就能完成。但是面對傳染性極強的新型冠狀病毒，他們必須“小心再小心”，檢測時間也隨之加倍。100份左右的檢測樣本，大約需要3個人同時工作12個小時以上。武偉華近期最長的一次檢測，曾連續在實驗室的密封環境內工作了五個半小時。“所以我們基本上是‘連軸轉’的，身體也會進入‘應激狀態’，在實驗室從來沒有飢餓和口渴的感覺。”武偉華說。
武偉華（左）正在檢驗樣本。
武偉華所在的病原生物研究所現有4組檢測技術人員，每組輪值一天，當值日24小時隨時待命。從深圳首例病例發現以來，他們的工作量就在持續增加，武偉華作為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更是連續十幾日不曾離開崗位，休息時就睡在辦公室。“直到實在沒衣服換了，我才回了一次家，洗了一次澡。可是洗完我就後悔了，因為熱水澡讓我從應激狀態一下子放鬆下來，那種突如其來的疲憊感太難受了。”武偉華回憶道。
除了輪值實驗室，其餘時間武偉華和同事照理都是按正常時間上下班，不過他們往往還會遇到突發情況。1月26日，一艘載有數百名湖北籍旅客的遊輪抵達蛇口港。當天早上7時，武偉華和同事就收到通知，要前往遊輪對13例發熱和曾發熱人員進行集中採樣。“由於遊輪體積巨大，人員分散，部分正在發熱人員須留在室內觀察，我們光尋找採樣人員就走了3個多小時。回到實驗室後，我們立即進入實驗室檢測。當最後一批結果出來時，已經是下午5時了。”對武偉華和同事而言，在非常時期，像這樣的突發事件經常面對，無論何時，心裡的那根弦總是時刻緊繃。
“身體上是沒有問題的，只是有時心裡會牽掛家中。”談到家人，武偉華的眼神瞬間柔軟下來。作為一名奮戰在抗疫一線的人員，剛剛過去的除夕，他也是在崗位上度過的。“那天我爸媽和老婆孩子一起來給我送了一碗餃子，因為我的休息時間有限，也沒有坐下說話的工夫，他們放下東西就走了，我馬上就進了實驗室。”回憶起這個特別的除夕，武偉華感慨萬千。
一個星期沒回家
忙起來靠喝咖啡提神
●時間：2月2日晚上7時
●地點：深圳市疾控中心傳染病防制科辦公室
●人物：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副主任醫師 唐秀娟
辦公桌前，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副主任醫師唐秀娟正在整理材料。已經到了晚飯時間，唐秀娟隔著桌子對同事喊了一聲：“麻煩幫我帶個盒飯！”然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以前我們這裡的女孩子都是化著妝、踩著高跟鞋來上班的。現在大家也不打扮了，也不注重髮型了，有事找同事的時候都是隔空喊一嗓子，交份文件都要一路小跑，當然也沒人再穿高跟鞋了。”
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副主任醫師唐秀娟整理疫情相關數據。
吃盒飯的時候，唐秀娟還盯著手機屏幕，刷著手機軟件大眾點評找餐廳的電話號碼。“一個確診患者說他曾在一家餐廳吃過飯，但是已經記不清餐廳名字了。我只能根據他的描述自己找，然後向餐廳工作人員瞭解他們的空間大小、通風情況等信息，以確認餐廳工作人員中是否存在密切接觸者。”唐秀娟解釋道。除了自己調查，更多時候，她和同事需要直接與確診患者溝通，讓他們據實告知密切接觸者信息。“被拒絕是常有的，他們的心情我們也能理解，但是疫情面前無小事，我們只能反覆勸說，直到完全掌握有關信息。”她說。
每天，唐秀娟都要整理和分發大量的數據。用她的話來說，每天早晨一上班，她就像是一支離弦的箭，一隻開始旋轉的陀螺，持續處於高速運行的狀態。她的主要工作是甄別初次檢測陽性的人員，掌握他們的密切接觸者信息和曾經乘坐過的公共交通工具信息，並迅速開展現場流行病學調查與技術指導工作。“這些信息掌握得越早，病毒可能的擴散範圍就可以儘量控制得越小，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與病毒比快，與時間賽跑’。許多工作必須齊頭並進，無論當天檢查出多少陽性結果，我們都必須當天完成相應調查，一天24小時總是不夠用。”唐秀娟說。
令唐秀娟印象最深的是深圳首例病例確診的那個晚上，唐秀娟和同事一接到消息，就馬上趕往現場做調查，緊接著開展病例研討和分析，撰寫流調報告。凌晨1時剛結束這項工作，又連軸趕往另一家醫院，等一切都處理完畢後已經是凌晨3時多。回到單位又來了一個急活兒，繼續加班。當手上工作終於可以暫時告一段落 ，第二天的太陽已經升起來了。
“原本以為自己已經快40歲了，熬不動了，沒想到連續熬了幾個通宵，我狀態還好。”唐秀娟笑笑說。連續一個多星期，唐秀娟都沒有回過家。那些日子裡，她和同事都是靠喝咖啡提神。辦公室的好幾盒咖啡膠囊都消耗殆盡後，就直接買罐裝咖啡和礦泉水喝。“因為燒水的工夫都沒有，內心太焦急了。”她說。
唐秀娟的工作太忙，2020年除夕也是在崗位上度過的，孩子就交由70多歲的爺爺奶奶看管。“媽媽你這些天都去哪兒了？”面對孩子的疑問，唐秀娟試圖用簡單的話語回答：“媽媽在‘打仗’呢。”“是防控疫情嗎？”唐秀娟沒有想到，6歲的孩子居然已經知道了“疫情”這個詞，面對孩子好奇的眼睛，她的心裡五味雜陳。
隨著工作架構日益清晰，人力不斷補充，深圳早已形成了以市疾控中心、各區疾控中心及部分轄區的預防保健所共同構成的疾控網絡。“我們並不是孤軍戰鬥，請市民朋友放心，我們有信心打贏這場戰役。也請大家減少走動，用實際行動支持我們疾控人員和廣大醫護人員。”唐秀娟說著，衝著鏡頭豎起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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