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何為仁，孔子在回答顏回及冉雍兩人時，分別從理論及實踐兩個方面給出了具有一定普適性的答案。當第三名弟子司馬牛再問這個問題時，孔子給出的答案又不相同，很多學者認為孔子給司馬牛的回答主要是針對司馬牛個人，有針對性的給出的答案，真的沒有普適性嗎？這段對話記載於《論語.顏淵篇》第三章，其原文是：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孔子的弟子，春秋時宋國人。子姓，司馬氏，名耕，字子牛。也有人認為當時的司馬牛其實有兩人，一名耕，是孔子的弟子，曾經感嘆過“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另一個名犁，是恆魋之弟。
“其言也訒”， “訒”（rèn），《說文》：“言之鈍也。”說話緩慢謹慎。朱熹在《論語集註》中註釋“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仁者有什麼想說想表達的，一定會深思熟慮後才說，在別人看來總是能忍住先不說。其實就是在忍的過程中要想一想這話是否合乎禮的規範，會不會對別人造成不必要的損害，說出去的話我能不能做到等等？這才是有仁德的表現。
本章的譯文是，司馬牛問如何為仁，孔子說：“仁者，說話必然謹慎。”司馬牛說：“言談謹慎，就可以稱作仁了嗎？”孔子又說道：“做起來如此艱難的事，說起來怎能不謹慎呢?”
同樣的一個問題，孔夫子給出了三種回答，對於此情況朱熹認為“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朱熹認為司馬牛本身“多言而燥”，如果不用這種方式告訴他自身問題的嚴重性，以其性格，很難感受到切膚之痛，終無法在仁德的修養上有所進步。孔子對於學生的教育多因人而異，其目的和初心則是一樣的，都是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在仁道的修行上有所收穫。
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中對於本章內容的普適性做了專門的說明，“本章雖專為司馬牛發，然亦求仁之通義。孔子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茍能安於所難，而克敬、克恕以至於無怨，斯其去仁也不遠矣。孔子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學者當會通諸章求之，勿謂此章乃專為一人發而忽之可也。”做起來艱難的事，如克敬、克恕及無怨等，如果能安於踐行，其心離仁也就不遠了。孔子說過的“剛毅木訥近仁”的話與本章的內容也有相通之處，求學者不要以為本章只是針對司馬牛所言，而有所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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