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北京有这么宏伟的规模，说到头来，还是谢谢元朝一手一脚的把这个不起眼的小城市发展成现在最伟大的首都。
1206年，成吉思汗带领蒙古铁骑建立大蒙古帝国。他的孙子忽必烈更上一层楼，则是建立了中国历代王朝中领土最大的王朝——大元王朝。
忽必烈摊大饼似的占地盘进取不断，事业不断做大做强，他原来的地盘--开平已经不适合作国都。想要迁都，就让一个常年跟在自己身边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牛人在中都建立新的都城，建好后改名叫大都。这样，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自元朝起成为全中国的首都，称为元大都，成为全中国的中心。
这位元大都（北京城）的缔造者，按《周礼·考工记》中“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礼制，把街道象棋盘一样进行方格分割规划。新建街巷规划极有规律，规模宏伟，中轴布局，左右对称，整个元大都的建筑布局都是围绕皇宫这个中心展开的，正中设定了一条南北长达8公里十分明显神奇的中轴线。北京城宫殿巍峨寺庙雄伟，街道宽敞左右对称，规划整齐气象万千，前后起伏恢宏壮美的建筑格局，也正是围绕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易经》的阴阳八卦，天地相合，都在规划布局中得到运用，北京城的设计规划绝对是匠心独运。设计者绝对是世界建筑史上当之无愧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
而忽必烈帝国的国号，也是这个牛人的建议，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确定的，号称“元”。
城市是他建的，国号是他提的，此人为谁？
这个人在许多年以后，成为另一个和尚的疯狂崇拜者，另一个和尚帮助朱棣夺位成功，成就了明成祖，后来的和尚大家都知道了，叫姚广孝。辅佐皇帝上位的把戏，在姚广孝之前，早有人这么干过了，只是青史上没这么出名过了。
这个野和尚原名叫刘侃，秉忠这个名字是忽必烈赐给他的，和尚，道士，这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职业，都跳来跳去做过了，是个儒、释、道集于一身的牛人。
青年时的刘秉忠原来做着一名小吏。还没有什么发达的迹象，觉得这份工作就是抄抄写写，没啥出息，决定辞了不干，听说道士没这么无聊，还能衣食无忧，就是这样，1238年，这位颇有性格的小吏毅然决然弃官不做，上武安山入全真道教当了道士。
当道士的时间不久，又有和尚想挖他，天宁寺高僧虚照禅师了解到刘秉忠是个奇才，派弟子请他到天宁寺。经过几番长谈，他又当了和尚，虚照为其取法号子聪。
其实对于刘秉忠来说，道士也罢，和尚也罢，他根本不往心里去，只是体验一下罢了，对他来说都是过客，都是浮云。他出家是假，想要找一个识货的大佬，跟着他，让他采取自己的意见，不知道有这样的大佬能看得起自己这么一个秃驴吗？
等等吧，在找到识货买家之前，刘秃驴跟着师父虚照禅师师徒二人开始云游天下，后在山西大同南堂寺住了下来。由于没有来自社会的羁绊，他刻苦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于书无所不读，尤其精于《易》和北宋人邵雍所著《皇极经世书》，本事大有长进。
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高僧海云，奉召觐见忽必烈时路过大同，他听说刘秉忠博才多学，特意与他见面，一番交谈后邀其同行。刘秉忠认为自己出人头地的时机到了，便出山随同海云去见忽必烈。《元史·刘秉忠列传》称他为“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
忽必烈见这位二十多岁的青壮和尚于书无所不精，“天下事如指诸掌”，是一位经邦建国的盖世奇材。忽必烈大为赏识，将他留在幕府参与军政大事。刘秉忠得遇明主，自此改变了自己的轨迹，也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也从此谱写了两人长达33年的君臣情谊。徐世隆评价说：“早识龙颜，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诸葛，弥天道安。”
刘秉忠见忽必烈时才26岁，他的一身才华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当时蒙古内部大汗皇位争夺激烈，他建议忽必烈效仿周公，他说：“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从尧、舜时起就有了，治乱之道，主要是靠人。成吉思汗大帝起于大漠而降服了诸国，他将这个天下传给子孙，就是希望子孙永继。我听说‘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考虑天下大事夜以继日，周能享有天下八百余年，正是周公的功劳。您是当今君主的弟弟，应当效仿周公行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您不要失去。”对刘秉忠的这番话，忽必烈很是赞许。
蒙古到元朝诸帝都相信龟甲草占卜，忽必烈也信这一套。“粗算数，善推步，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王磐《神道碑铭》。王磐，忽必烈朝为翰林为学士，刚正不阿，死后追封“名国公”，谥号“文忠”。)刘秉忠的这一本事征服了忽必烈，被忽必烈奉如神明。张文谦（忽必烈朝左丞相，刘秉忠同学）在《行状》中说：“帝曰：‘朕惟秉忠始终逾三十年，随行跋涉，虽祁寒暑雨而未尝有倦意。而又言无隐避，一皆出于忠诚。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尝求于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与闻。”
就这样，穿着袈裟的和尚做了军师，跟随于忽必烈左右出智谋定方略，立法令明礼义，劝农桑建学校，他还为忽必烈设立“中统”、“ 至元”两个年号，及后来的大元国号。建元纪岁、选拔人才、定都北京、拟定国号、制定典章等，只要刘秉忠一提出，忽必烈就立即采用。“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刘秉忠还建议薄赋、高薪、养廉、治贪、重教、轻刑，端正了国家和百姓的鱼水关系。他提出要让官员们全家不缺吃穿，为官者珍惜自己身份的声誉。如此，再贪赃枉法，就可重惩。这条举措，用现在的话就是“高薪养廉”。刘秉忠高薪养廉的建议，超越了他那个时代。
这些建议，为元帝国建设从政治、典章、法度、礼乐、教育诸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石。
刘秉忠辅佐忽必烈三十余年，恪尽职守鞠躬尽瘁，不辜负忽必烈的恩宠和信任，“既受命，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于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听”。
刘秉忠初跟随忽必烈时，忽必烈还是个藩王，他掌管文案，他的光头袈裟显得他很另类，因为他的法号叫子聪，所以人们称他为“聪书记”，这位和尚全然不计较这些。胸怀大志的忽必烈也不注重这个。“秉忠虽居左右，而犹不改旧服，时人称之为聪书记”。直到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当了皇上之后，才下诏让这位子聪和尚还俗，还姓他的刘氏，感其忠诚，赐名秉忠，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刘秉忠位极人臣，可见元世祖忽必烈对他的重视与信任。
忽必烈虽是英主，但蒙古族人的生猛传统，盛气凌人德习性，再加上朝廷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已经让刘秉忠感到厌倦。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如果还赖在朝廷的话，说不定哪天，忽必烈不开心了，就咔嚓一声，狡兔死走狗烹，那就不好玩了，还不如及时收手，功成名退，继续做老本行，和尚也好，道士也罢，反正这辈子的理想都实现了，生活不愁，多好啊，再去修炼他的仙风道骨，悠游快活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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