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一，青釉谷仓罐，三国时期，产地东吴。罐高48厘米，江苏金坛出土，谷仓罐又称为“魂瓶”，是江。南地区孙吴时期墓葬中独特的随葬物品，其渊源于汉代随葬墓中的五联罐，到孙吴时在罐盖上堆塑楼阁门阙等建筑，是孙吴时期专为丧葬制作的物品中最具有艺术价值的文物。
青瓷谷仓，由青瓷五联罐演变而来，流行于三国两晋时期，俗称堆塑罐、佛寺罐，是三国西晋青瓷浙江上虞越窑产品的代表作。因为谷仓的制作难度大，它使用了模印、镂孔、捏塑、刻划、贴花等多种装饰工艺，把早期越窑的装饰工艺和烧制工艺推向了极致。谷仓造型高大而不变形，工艺繁杂而不失精致，故而谷仓便当仁不让成了西晋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成就的代表。

谷仓罐，又称“丧葬罐”，是专为死者储藏粮食的一种冥器。东汉时，谷仓罐之口部常以四个小罐相连，俗称“五联罐”。西晋时，罐之口部所附四小罐大多消失，代之以庭院楼阁。此器运用捏塑、模印、镂雕等多种技法，把古人的向往与追求刻画得淋漓致尽，为西晋时期越窑谷仓罐的代表作。

如果说，三国西晋是上虞越窑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的话，那么，三国西晋上虞越窑窑场的数量从东汉时期的60多处猛增到三国西晋时的140余处，且制作工艺精进，盖有多重因素：
一是江南地区相对稳定的政局，使人口增加，农业发展，这为上虞越窑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而依海傍湖的会稽一带，农业生产更是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二是厚葬风的盛行，扩大了越窑青瓷的销路。汉代，民间厚葬风盛行，“送终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到三国西晋，厚葬之风依然盛行。

三是孙吴时期，会稽一带运河的开凿，对外交往的频繁，也为越窑青瓷外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绍兴市志》大事记“三国·吴”部分记载：大帝黄龙二年（230年），“吴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自章安出发，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地区）及亶洲。”又载：大帝赤乌八年，“吴开破岗渎，凿通从句容以南向东至云阴（今江苏丹阳）河道，会稽运河航路可直通吴大城（今苏州）、建邺（今南京）”。在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自郡城西郭至萧山的西兴运河。运河的开凿疏浚，对外交往的频繁，也为越窑青瓷的外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四是佛教的流行，也促进了越窑青瓷的繁荣。汉代，佛教从海路传入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一带的民俗发生了显着变化，表现在丧葬方面，则是将大量的佛教象征物埋入墓内。东汉时有覆钵式窣堵波模型和堆塑罐两种。到孙吴晚期，谷仓上的胡人和象征天地万物的各类动物装饰比以前更为繁密。佛教文化的盛行，使得这种佛教的象征物需求旺盛，这一方面促进了制瓷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与佛教有关的越窑青瓷产品的需求量，推动了越窑青瓷的繁荣。
此外，东汉上虞制瓷业取得的卓越成就，三国西晋时地主经济的繁荣，这些因素也都促使当时上虞的瓷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上虞越窑由此步入了制瓷史上的繁荣期。

此藏品为越窑青釉谷仓罐，仓体由两罐黏接而成，上有多种模印、塑贴饰物，上部罐体的正面为三层飞檐崇楼，上下有五只走兽，崇楼两侧立亭阙，余三面有八席地而坐的奏乐舞人，最上部贴四个小罐，贴塑引颈扑翅的雀鸟；下部的大罐上贴有狗、鹿、龟、鱼等走兽以及持矛刺猪的人。贴饰间画有飞鹿五种，罐正面有一驮碑伏龟，碑面刻有24字铭文。通体青釉，全器装饰繁缛。此仓以百鸟争食、双庆丰收、牲畜满栏三组不同的内容贴饰，突出当时豪强士族的大庄园兴旺的主题。构思巧妙，制作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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