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熙寧八年的一個夏天，越州發生了起嚴重的旱災，黎民百姓顆粒無收，很可能即將要導致饑荒。
當時的地方官是資政殿大學士趙抃（音同變），這是一位經驗非常豐富，而且腦子又靈活的負責人。
在旱災爆發初期，饑荒還未到來之前，他就列了七個問題，也為接下來要做的防護措施，做好了充分的考慮：
1、越州下屬的縣城，遭遇旱災的有幾個地方，具體到鄉——災情在哪裡；
2、有多少戶百姓有儲存糧食能養活自己——多少人是安定的；
3、統計需要官府救濟的有多少戶人家——多少人要吃糧；
4、需要僱傭民工修復的公共設施有幾處——提高生產力，以工代賑；
5、官府裡能動的錢、糧食總共有多少——有多少存糧；
6、能從儲存糧食較多的富人手中，徵集到多少物資——怎麼找存糧；
7、寺廟、道觀和學校的庫房裡，有多少餘糧——多種途徑找存糧；
這七個問題，就像打蛇七寸一樣，精準地將災情圍住。
所謂謀定而後動，古人之言，切身力行。
很快，底下的官吏統計出了數據：
家裡沒有餘糧的難民一共有21900多戶。
趙抃能從官庫、富人和寺廟、道觀以及學校一共徵集到的糧食是48000多石，按計算，足夠讓難民們熬過旱災。
那麼，又有問題來了，這些物資，該怎麼調配發放，又要在什麼地方發放，才能避免哄搶，避免浪費，能將物資送到最需要人的手裡？
接下來，趙抃做了一個堪稱驚豔的排隊領糧規則——
男女分開領，一天男人，一天女人。
如此，擁堵減半。
但是，趙抃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是他不粗暴地執行這些條例，因為如果男女隔日領取，那一個人就能領到兩天的糧食，就會有一天的存糧，不會今天的糧食今日就吃完了。
一想到這個層面，大家都自覺遵守隔日領取的規定。
百姓心裡安定了，那社會也就穩定了。
其實，這個隔日分開排隊的意義，還在於它令女性在災難面前有活下去的更大可能，想想，如果她給這個家庭領回來一份口糧，便不至於被販賣。
要知道，在古代，當發生災難時，女性往往是最先被拋棄、販賣的。
好了，接下來是設置發放網點。
在古代，十里八鄉分佈廣，人密度小，要想集中分發，物流就是個問題。一旦老百姓沒糧食，就會逃跑到附近的城市，到時候流離失所，就會形成難民潮。
所以，趙抃在城鎮郊外一共設置了五十七個發糧點，這是他根據前期統計地點合理規劃出來的，保證每個受災鄉村都能領到糧食，如此，本鄉人只能在本鄉領取，離開了，就沒得糧食。
百姓立馬不跑了，安安穩穩地在家待著。
百姓的心安，是因為地方官做得靠譜，能真的拿到糧食，不然，為了活下去，他們只能跑了。
那這些事，都由誰來執行呢？
不能你發一個文件，不指定人幹吧，那大家只意會到精神，卻沒落到實處呀。
而且這個計劃，光靠手裡的現任官吏是不夠補充一線人力的，所以，趙抃預算好需要的工作人員數量，然後用糧食代替俸祿，把閒著沒工作，卻有辦公經驗的官吏都調動起來，他們識文斷字，最適合不過。
接下來，還有一種情況的人——有錢無糧。
於是，趙抃調撥了官府五萬兩千餘石糧食，設置了十八個售糧處，低價出售以穩定物價，另一方面，要求大家不要屯糧，官府會確保供應充足的。
在宋代，規定遇到災年，就給窮人發三個月的補貼，但越州情況特殊，趙抃因地制宜，靈活變通，又能扛事，直接給百姓發了五個月的救濟款。
此外，趙抃還發起了以工代賑，閒著又沒錢的人，不能讓他們呆在家裡沒事幹呀，剛好有公共設施要修建，就讓難民們來吧，通過努力獲取的銀錢，可比靠施捨補貼的要舒坦。
最後，趙抃還有一招，就是由官府出面替難民擔保，向有錢人借錢，以儘快恢復生產，等接下來莊稼熟了，官府再督促他們還錢。
在趙抃的安排和多方位考慮下，整個越州救災計劃進展得井然有序，沒有恐慌，沒有暴亂，大家都在努力活下去，把日子過起來。
而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旱災引發了瘟疫，在古代經常是因為醫療條件的簡陋，防護措施沒做好，加上對細菌病毒的無認知，往往會在災情後引發疫情。
不過，趙抃早就考慮到可能發生的情況，設置好了診所，請郎中和有岐黃之術的道士僧人給百姓治病，這樣一環扣一環地施行救災，是智慧，也是擔當。
趙抃的這個事蹟，被唐宋八大家的曾鞏寫在了《越州趙公救災記》裡，全篇沒有辭藻，沒有渲染，也沒有情緒昇華，有的，是一個前人希望後人能以此為鑑，如是良方，便是大功一件的期望。
“半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災，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
上學的時候，我們背過許多詩詞文章，記得范仲淹說的那句話：“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處在高位，心繫百姓，處在低位，心慮君上。是當官還是隱退，都有得愁。
那什麼時候能快樂啊？
他說，是比百姓早思慮多點，比人民晚快樂半分。
范仲淹這個答案，奠定了宋代乃至後世所有文人士官的精神底氣，長大之後，發現它不僅僅是一句古文，一段歷史，漸漸在回顧之中發現——是什麼塑造了我們。
有多少像趙公這樣的人？
我們看過雲夢睡虎的秦簡，那一根根竹簡上面，是2000多年前秦國的一個小法官“喜”寫下的工作筆記，工工整整地在筷子粗細的竹簡上記錄了幾十年，他一寫就是四萬多字。
這些竹簡，就是他所有的陪葬品。
也是他，勾勒出了大秦帝國曾經的氣象——嚴謹，為民。
其實，他只是做了自己工作中的本分，但誰也沒想到，這個“本分”，正是這個國家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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