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把修身與治國、救世聯繫在一起，認為這是一種極高境界的精神修養，全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
曾國藩是按照中國聖賢的內聖外王之道來要求自己的，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曾國藩是中國儒學傳統鋅鑄的典型人物，由此可見，修行與治平在他看來是決不可分的。曾國藩道德修養的具體內容，正如他自己總結的名為“八德”。即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
在“八德”中，“勤”居首位，曾國藩本人談得最多，體會亦最深。它與曾國藩的“力行”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繫。他說：“‘勤’字為人生第一要義，無論居家、居官、居軍，皆以‘勤’字為本。”“勤以治事，恕以待人，謙以服眾，明以應物。……四字中又唯勤字為最要緊也”。曾國藩不僅率先習勞，而且勉勵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
儉。鑑於明清統治階級的奢靡腐敗導致的深刻的社會危機，曾國藩主張戒奢崇儉。他認為這樣既可以減少應酬開支，又可培養“寒士”作風。他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息則難望有成。”
剛。曾國藩十分推崇剛強、堅毅的品格。他說：“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
明。“明”既可指辦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養。從前者看指精明曉暢；從後者看，主要指具有降心抑志、冷靜權衡的平實態度與眼光。曾國藩說：“大抵蒞事以“明’字為第一義。……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速趨於平實頗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孝。關於孝，曾國藩給友人信中論之甚詳。他說：“蓋君子之孝，尤重於立身，內之型家式鄉，外之報國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欽仰者，皆吾所以敬吾親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戀者，皆吾所以愛吾親也。推此以求，則尊顯之道事業無窮。”
信。曾國藩認為，明清吏治人心“日崇虛偽，為了挽救其墮落，糾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偽的惡劣作風。他以誠信相標榜。他說：“信，即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謙。鑑於歷史與現實的經驗教訓，曾國落從整本階級的內部矛盾出發，主張言行謙謹。“居今之世要以言遜為直。有過入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後，乃為君子自厚之道”。“貴謙恭。貌恭則不招人之衡，心虛則可受人益”。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為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
渾。關於“渾”，曾國落解釋說：“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耳。”這就是說：在是非曲直上，不可自以為是，必須給自己和對方留有餘地。
在此，曾國藩指出：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而八德的形成，正在於個人的精神修養，即所謂治心之道。這不僅需要時時事事身體力行，尤其需要一種精神本體上的通達。於是他主張精神修養必須按照靜坐、平淡、改過三個層次進行。
所謂靜坐，這是儒道釋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門徑。自東漢以來，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克己復禮”的積極入世人生哲學與老莊自然淡泊的消極出世人生哲學始終是互為補充的結構。至於佛家所說的“明心見”，更要求人們先有靜的境界。因而，它們都強調一個“靜”字，也都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最基本的修養功夫，曾國藩綜合儒道釋三家之說，把靜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曾國藩反覆強調的是，如果一個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靜下去，那麼他的心思總是散漫的，總是浮動的，對事理不會看得清楚，做事不會踏實，乃至於自己的身體也不能保養得宜。然而，靜字為什麼這樣重要呢？怎樣才能做到靜呢？怎樣才算做到靜呢？曾國藩詳盡指出：
“然則靜極生陽，蓋一息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祥氏入定，冥然周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店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友，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
“主靜”一語由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首先指出，他認為，天地誕生以前的“無級”本來是“靜”的，所以人的天性本來也是“靜”的，只是由於後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須通過“無慾”的功夫，才能實現業已喪失的“靜”的境界。
曾國藩對理學的“靜”則達到了自我感悟。他認為只有心靜到極點時，身體才能寂然不動，所謂沒有絲毫雜念，但這畢竟未體驗出真正的“靜”境來。真正的“靜”境是在封閉潛伏到極點時，逗引出一點生動的意念來，就像冬至那一天，陰氣殆盡，陽氣初動，此時根正本固，這才可以作為一切的開始。致此，神明則如日之升，身定則如鼎之鎮。否則，既使深閉固拒，心如灰死，自以為靜，生機的意念幾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靜。況且這也就沒有真正的靜。
可見，曾國落對理學已有了很深的體悟。其神明如日升，身定如鼎鎮已可做為為人的座右銘來遵守了。
所謂平淡，實際上主要是對老莊淡泊寡慾之說的繼承和闡發。我們知道，一個健康的人，如果對世間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視為至關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麼他的心境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外物所擾亂，精神就會時時要受到牽累，常常會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於懷，就會影響到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好壞成敗。因此，曾國藩在強調靜字的同時，還主張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說：“思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並表示要“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苟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須看得平淡些”。
因為他認識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狹窄，全是物質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體些說，則是私慾圍擾於心，精神無安靜之日，自然也就日覺有不愉快的心境。他這裡所謂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為私慾所擾亂，務使精神恬靜，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於物來順受，然後可以處於光明無慾的心境。
所謂改過，使曾國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則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後在這個問題上痛下針砭，去檢討、去改過。
要從這三層深入修練，達到“內聖”心法的最佳境界，曾國藩在“慎獨”方面著實下了苦功。
慎獨，是宋明理學家最重要的修養方法。《禮記·中庸》雲：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鄭玄注：“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了。”也就是說，一個人在無人獨處的時候，對自己的行為也要加以檢束。
曾國藩在臨死前兩年，對兒子曾紀澤、曾紀鴻提出了全面的修身養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條就是慎獨。他說：“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亦）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在實踐中身體力行），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心）之自欺與否，蓋（大概）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只有自己一
人知道）。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兩次說到）慎獨。果（真）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努力）去人慾，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謙，（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切實）實行之。”
除了工作和其他群體活動，人在大部分時間是一個人獨處，他的心理活動基本上屬於他一個人，他與人交心談心的時候是極少的，況且人在交談時除了他所要表達了，還有他沒有表達的，這沒有表達的就是他自己的內心活動，“王顧左右而言他”，可見說的與想的並不是一碼事。所以人的內心世界是極隱秘的，難於覺察的，有些想法他不告訴別人，別人是無法知道的。交談是如此，何況一個人獨處呢？為什麼說人心叵測？道理就在這裡：人的心理極而言之就處於一種獨處的狀態。
正是因為人的心理具有這種隱秘性，《大學》才講“誠意”，有誠意才可取，才能交流、共事或生活，不然的話，這隻能偽飾或欺騙；然而，在生活中誰都不承認自己是不誠實的，即使他真的在欺騙別人，他也要顯得是真誠的；一方面他確實不真誠，另一方面他極力顯示真誠，這就不能不從事說謊或偽裝；他能騙得了別人，可騙不了自己，他是自己真誠的唯一的審判者，所以君子才要慎其獨也。
曾國藩說，能夠做到慎獨，就可以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可以泰然處之，可以快樂、滿足、欣慰、平靜。慎獨就是真誠，真誠就是快樂。難怪孟子說，反問自己是真誠的，就是最大的快樂；難怪荀子說，沒有比真誠更好的養心方法了。
慎獨，“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曾國藩如是說。
閱讀更多 阿小曼DDJ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