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珍貴的藏傳佛教徽章
修養
“班禪額爾德尼志行精誠，翊贊和平統一，此次遠道來京，眷念勳勞，良深加慰，著加給‘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名號，以示優異......”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聲音在南京政府禮堂中迴盪著，臺下坐著國民黨各級軍政要員及南京的社會名流，其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宗教人士，也是這次冊授典禮的主角——九世班禪·曲吉尼瑪，之後蔣介石又親授玉冊、玉印，可見國民政府對九世班禪優禮至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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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班禪之印 網絡資料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 網絡資料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公元1883～1937年），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大活佛，西藏塔布人。本名倉珠嘉措，法名全稱羅桑圖丹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簡稱曲吉尼瑪，中國前藏達布地方噶夏村人。
八世班禪丹白旺修去世以後，扎什倫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尋找轉世靈童，結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個“靈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擇定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正月15日，在布達拉宮皇帝牌位前面，舉行金瓶掣籤儀式，從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達布地區的倉珠嘉措的名字，於是就認定為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當天在布達拉宮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禪拜十三世達賴土登嘉措為師，剃髮取法名為吉總羅桑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簡稱曲吉尼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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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禪在扎布倫布寺坐床。攝政第穆呼圖克圖給九世班禪授了沙彌戒。為了祝賀九世班禪坐床，清朝政府特賜白銀一萬兩，由四川總督劉秉璋由“司庫提領”，“派員迅速解往”。九世班禪坐床以後，特派堪布羅布藏榮墊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謝恩”。
1912年（民國元年）袁世凱發表恢復十三世達賴名號的命令。同時，也加封了九世班禪，加封令是1913年（民國二年）頒發的，全文是：“大總統令，據班禪額爾德尼稱，久仰中邦，實沾德喜。凡在我屬漢邊官軍民等，借餉籌食，無微不至等語。該額爾德尼實贊共和，效忠民國，維持藏事，備著勤勞。本大總統實深嘉慰。應即加封致忠闡化名號，以彰民國優待忠勤，尊崇黃教之意。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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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禪接到加封命令後，向袁世凱寫信表示感謝：“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陸委員興祺專人至招，蒙大總統加封致忠闡化名號，謹在扎什倫布寺內，恭設香案，敬叩祗領跪謝。致忠闡化班禪額爾德尼謹呈”。
1937年，當九世班禪回藏受阻以後，仍將行轅設在青海玉樹大寺的甲拉頗章時，當時日軍已侵佔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戰形勢日趨嚴重，班禪即從玉樹捐獻三萬元，購公債二萬元，並動員行轅全體同仁踴躍捐款，彙集前方，慰勞抗戰將士及救濟傷兵與難民。並在玉樹寺誦經祈禱抗戰早日勝利。同年11月4日，九世班禪飲食難進，每食即吐，左肋劇育，不能安臥，而且日趨嚴重。到12月1日，在玉樹大寺甲拉頗章宮內圓寂，享年五十四歲。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禪靈柩運到後藏，在扎什倫布寺建寶塔供養。
恰巧前段時間從一老藏家手裡，購入一枚與開篇所述冊封事件同一時期的藏傳佛教題材徽章，此章最早為民國錢幣大收藏家馬定祥先生舊藏，後現身於嘉德、西泠等著名拍賣公司，幾經輾轉，最終有幸入手藏之，實乃緣分！
此枚徽章系純銀打製，個頭碩大，章體正面為九世班禪半身像，人物造型呈浮雕狀態，神態逼真，栩栩如生，與真人相差無二。
掛頭處有銀樓戳記為“南京·慶和”，查了一下資料，慶和銀樓是當時南京城內五大銀樓之一，從此章的精美程度來看，必定是大銀樓裡技藝超群老銀匠師傅的傑作，章體背面內容為：“中華民圓廿年．護國宣化廣慧大師贈”。
南京·慶和 戳記
不難看出此章的頒發時間與國民政府冊封九世班禪為同一年，最為難得的是當年與徽章一起頒發的受經執照也保存完好，從執照內容可以看出，這枚徽章是九世班禪發給皈依佛門的俗家弟子的。
受經執照
據載，九世班禪多次在內地舉辦“時輪金剛法會”，弘法濟眾，參會者數以萬計，皈依者頗眾，可謂是盛況空前。一代國學大師，首位獲得諾爾文學獎提名的中國作家林語堂於1935年在西方出版其成名作《中國人》中寫道：“一九三三年至於一九三四年，西藏班禪喇嘛廣佈聖水，受布者光在化平、南京兩處己達數萬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員如段棋瑞、戴季陶輩，而且莊嚴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洲、南京、廣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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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一場場藏密傳法活動，九世班禪將民國時期藏密熱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這種權威傳播使內地民眾迅速而又清楚地明瞭了西藏與內地不可分割的關係，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文中提到筆者有幸收藏的這枚徽章，也恰恰成為了印證這段歷史殊為難得的文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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