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宋史》

上文这段内容选自《宋史》，主要内容讲的是，宋朝士大夫阶层忠义之气，涉及的人物主要有范质、王溥、韩通和卫融。这些人物在当时都是忠义的代表。

<strong>但是到了晚宋时期，士大夫的风气开始发生转变。隐逸与奔竞俱有，忠义与变节并存，是当时“士风”的主要特征。

士风的转变并不是独立进行的，与当时的社会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晚宋士人的风气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风气的转变与晚送政局的变化又有什么联系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下边的文章。

宋朝忠臣

（一）隐逸与奔竞之风交织

所谓的“士风”，就是当时南宋士大夫阶层的风气。这些风气往往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内容相当广泛。这些是“士风”的形成往往与社会政局的变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以致于元朝的脱脱在修《宋史》对宋朝的“士风”有过这样的评价：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铺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宋史》

<strong>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在晚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当时的士风主要包括奢靡之风、空谈之风、忠义之风等等。其中隐逸与奔竞交织，忠义与变节并存，是当时士大夫风气的主要特征。

隐士

（1）何为“隐逸”？

与隐逸相对应的士大夫称为“隐士”，何为隐士呢？《辞海》有过这样的解释：“隐居不仕之人”。一般来说这些“隐士”都是很有学识而且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但是他们不愿巴结权贵，不于当权者合作，所以隐居山林。“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是“隐士”最主要的特征。——《论语》

在晚宋时，宋朝统治者腐败奢侈，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忠良遭受迫害。一些有学识的士大夫或是为了躲避奸臣的迫害，或是因为英雄无用武之地，对现实不满，而罢官隐居山林，成为隐士。史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士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

以下是晚宋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隐士”：

• 咸淳年间的宰相马廷鸾

晚宋时期的宰相马廷鸾，因为和贾似道不合，所以罢官隐居山林。是南宋末年比较有代表性的“隐士”，史书对他有这样的记载：“安处山林，著书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后亮。”——《南宋记》

• 庆元年间状元武周虎

周虎是庆元年间武状元，因为和当政者意见不合，最后放弃官职隐居。当时正是韩佗胄和赵汝愚党争的时期。因为周虎“言者以为韩党，坐安置某州。虎既贫，滴所闻讣”，所以最终隐居山林。虽然后来宋朝政府多次征召，周虎再也没有出来任职。——《宋史》

<strong>总的来说，虽然这些“隐士”隐居山林，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隐居是迫于无奈的被动之举，这些隐居的师大富阶层仍然对国家心怀牵挂。

在南宋政权命悬一线的时候，有很多“隐士”为南宋建言献策。比如南宋著名的隐士金履祥，在南宋危在旦夕的时候挺身而出，史书中对他的行为有这样的记载：

“遂绝意进取。然负其经济之略，亦未忍遵忘斯世也。会襄樊之师日急，宋人坐视而不敢救，履祥囚进牵制捣虚之策，……宋终莫能用。”——《水东日记》

韩侂胄

（2）“奔竞”又是为哪般？

《历代名臣奏议》中对“奔竞”有这样的解释：“爵禄在上，下皆趋而争之，故名曰奔竞。”实际上就是见风使舵，奔走权门。这和晚宋时期奸臣当道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赵汝愚、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

<strong>正是因为这些奸臣的存在，才破坏了晚宋的政治生态。使得真正有才能的人，被排挤在外。会见风使舵的小人，反而高高在上。因此使得“奔竞”在南宋蔚然成风。

史书记载在韩侂胄过生日时，出现这样的景象：“送寿礼物，各列之天庆观廊间，观者为之骇然。”——《癸辛杂识》。当时士人“奔竞”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些人见风使舵，才使得大奸臣任意的迫害忠良。使得晚宋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正直中意的人被排除在朝廷以外，使得南宋危急的情况更加雪上加霜。以至到南宋快要灭亡的时候，真正能派的上用场的才学之士没有几个。

迎合权臣图

（二）忠义与变节之风并存

实际上忠义和变节是一对反义词。在晚宋时期面对病入膏肓的南宋政权，一部分士大夫阶层临危受命，怀着忠君报国、杀身成仁的气势，主张和蒙古人抗击到底，收复失地。即便是为国捐躯他们也心甘情愿。史书中对忠义的士大夫有这样的记载：

<strong>在南宋要是说到忠义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宰相陆秀夫，在南宋政权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陆秀夫曾说过这样一句永垂青史的话：

“诸君散去可也，度宗一子尚在，将焉置?此古人有一成一旅兴者，今百官有司，军士亦且万余人。若天道未绝赵祀，此岂不可为国耶?”——《宋季三朝政要》

可见在宋朝将要灭亡的关键时刻，还是有很多忠义之士挺身而出的。他们这种“忠义”的品格，就连蒙古人都为之叹服。对于宋朝士大夫阶层中义的品格，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幕僚张山翁独不屈，元诸将将杀之，伯颜曰:义士也，释之。”——《宋史纪事本末》

陆秀夫崖山殉国

在宋朝大势已去的关键时刻，也有一部分士大夫阶层选择了投降，这就是所谓的变节之风。在宋蒙战争的后期，元朝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在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很多士大夫并没有像他们宣誓的那样为国尽忠，而是选择了变节投降。上到王公大臣下到不入流的小吏，投降变节的比比皆是，“满朝朱紫尽降臣，满目故人皆厚禄。”——《宋季忠义录》

宋朝士大夫临阵变节的行为让文天祥发出这样的感叹：

“甲戌冬诏天下勤王，予守赣，首应诏，意同志者当接踵而奋，已而竟无应者，予遂以孤军赴网，世事不济殆由于此，哀哉!”——《宋史》

史弥远

（三）晚宋“士风”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从韩佗胄开禧北伐以后，宋朝士大夫阶层的风气就在不断地恶化。导致恶化的原因是多层次的方面的。既有皇室奢侈腐败的错误引导，也有程朱理学对士大夫思想的禁锢，还有宋蒙战争失利的影响。具体来说包括以下这些原因：

（1）皇室奢侈腐败错误引导

在宋朝最后的70年时间里，皇帝基本上都是昏君，治国无方。但是在奢靡腐败方面各个在行。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皇帝虽然提倡节俭，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过着奢靡的生活。当时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宫中宴饮，或至无节，非时赐予，为数浩攘”——《历代名臣奏议》

在晚宋时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曾经向皇帝进言：

“臣愿陛下充而大之，自一身之俭，充而至于中外，冗费靡所不节，自一念之仁充而至于四海九州，皆归吾仁，岂不恢恢乎其大哉!”——《历代名臣奏议》

（2）冗官的问题尾大不掉

冗官的问题早在北宋中期就已经相当突出了。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想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没等到措施发挥效果，王安石变法就已经被终止了。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存在，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等到宋朝晚期的时候，这个问题空前严重。

下图是两宋历代官员数量表：

通过上面这个表格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景德年间官员总人数为10000多人。但是到了宝元年间，人数增加了近一半，达到15443人。在元丰年间人数为24549人，但是到了原又三年，人数增加到了34000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人数竟然增加了10000多人。到庆元二年人数达到了最高峰，达到43059人，宋朝的冗员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宋徽宗

（四）晚宋士风日下的危害

（1）劣币驱逐良币

因为晚宋士大夫风气的下降，导致很多本来应该由士大夫阶层履行的职责，被奸臣抢着去。这些人见风使舵，陷害忠良，使得很多正直的士大夫被迫罢官归隐。使得奸臣当道，霍乱朝政。

史书曾经这样评价过韩侂胄专权擅政的问题：

“衷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圣传，以正学为伪学，横诬元老，以大忠为大逆。私意既行，凶焰日炽，交通赂遣，奔走四方。童奴滥授以节钱，璧妾据肆于掖庭。”——《续编两朝纲目备要》

（2）人才缺乏

其实在古代社会，正直的人才对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有时候一个正直的人才就能够挽救一个国家，比如明朝的于谦。但是不幸的是在晚宋时期，真正的人才基本上都归隐山野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不了奸臣的排挤，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朝政不满。英雄无用武之地。

<strong>总之，宋朝士风的改变与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变动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正是因为宋代是士风变化，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环境的变化。

总体来说士风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于士大夫个人来说怀才不遇，造成他们心里不平衡，难免对宋朝政权不满。对于国家来说失去了真正的人才，造成奸臣当道，社会更加腐败。所以在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找不出几个像样的人才。

陆秀夫

结语：晚宋士风的变化是政局变动的缩影。

士大夫阶层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朝代的精神面貌，在宋朝初期，正直忠义的风气占主导地位，所以国家能够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但是等到晚宋时期，士大夫的风气趋于衰败，那种正直忠义的风气已经丧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奢靡之风，变节之风。

<strong>晚宋士大夫风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政局的变动。在宋朝大限将至的情况下，士大夫阶层人心浮动，惶恐不安。导致士风日下，变节、奢靡的风气开始抬头。

纵观整个宋朝风气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发现，士风是受政局变动影响的，但是它又反过来影响社会政局。在两宋300多年的时间里，出现过宁死不屈、以身报国的文天祥、陆秀夫，也出现过大奸似忠的韩侂胄、史弥远，总之，士风就是一个朝代社会风气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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