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评书小说的影响，很多人都以为皇帝是金口玉言，说一不二的。其实，除了少数残暴的昏君，大多数皇帝的权力都是有限制的，远远谈不上一言九鼎。
魏征劝谏李世民的故事就不说了，在更为开明的宋明两代，弱势一些的皇帝干点什么事情，都要和大臣们商量着办，稍微想造个新房、装修一下、享受生活，搞不好就会被大臣指着鼻子骂。
当然，这种骂是很文雅的，也就是把皇帝比做夏桀、商纣，如果不听大臣的劝谏，便离亡国不远了。朝廷还设有专门的御史台，专门负责给皇帝和大臣们找茬，甚至可以凭风闻、即小道消息，发起弹劾。让皇帝和宰相等重臣不胜烦恼，客观上确实起到了约束他们行为的作用。
清朝的皇权比宋明更要强大，从来不设宰相这一职位。从程序上讲，皇帝的话就是圣旨，不需要文官集团的认可。但敢于直谏皇帝的大臣还是有的，孙嘉淦还因为经常给皇帝挑刺，得到了重赏。
孙嘉淦是穷人家出身，考中进士，还是一等的庶吉士，算是读出了头。在担任翰林院的检讨一职时，他就敢上书给雍正皇帝，让皇帝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
众所周知，雍正皇帝登基后，把几个兄弟给圈禁了，孙嘉淦却让他亲近兄弟，不是在变相地指责皇帝吗？雍正当然发火了，把他的奏折给摔在地上，斥责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怎么没有管好你的手下。
正当掌院学士不知所措时，辅政大臣朱轼帮了孙嘉淦一把，说他虽然狂妄，但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经过朱轼的点醒，也明白了，不但没有治罪，反而升了孙嘉淦的官，让他做国子监司业。
雍正是个严苛的皇帝，但他也需要树立一个榜样，证明自己能容得下臣子的犯颜劝谏，不是一个唯我独尊的暴君。孙嘉淦因此得到重用，十来年便升到工部侍郎，跨入了重臣的门槛。
孙嘉淦不光是敢劝谏皇帝，对皇帝的宠臣也不放过。年羹尧、田文镜都是雍正重用的文武大臣，孙嘉淦照弹不误，完全不在乎他们的滔天权势。雍正一次次容忍下来，也没把他怎么样。
有一次，雍正问几位大臣，天下有几种人？大家不知如何回答，只有孙嘉淦说，有两种，一是为名，一是为利。雍正问他属于哪一种？孙嘉淦只说自己不爱利。雍正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爱名啊。
做为朝廷重臣，能在历史上留下个好名声，也是很多人的追求。明朝有些大臣甚至专骂皇帝的痛处，不惜挨顿廷杖、屁股开花，就为了搏个正直之名。
海瑞曾经直言不讳地上书，把嘉靖皇帝的丑事都抖落出来。要不是海瑞的名气太大，嘉靖宰了他的心都有。雍正知道孙嘉淦是想学海瑞这种直臣，所以，专门派他去干一些困难又容易得罪人的活儿。
乾隆皇帝继位后，孙嘉淦上了一封奏折，劝谏皇帝要防止三习一弊。具体地说，三习就是皇帝的耳朵习惯听好话、眼睛习惯看笑脸、心里习惯别人听话，最后变成亲小人、远贤臣，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这封奏折被乾隆赞为本朝第一奏议，下发给众臣，让他们学习。意思是以后不要老拍我马屁了，要多提点意见才对。乾隆皇帝能成为一代明君，成就十全武功，本身确实是有很大长处的。在传统的治国方面，可以和历代的英主一较高下。
孙嘉淦因此被升为刑部尚书，主管全国的刑狱大案。几年后，他又出任吏部尚书、直隶总督等要职。在此期间，孙嘉淦审理冤案、惩治贪官、治水抚民，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孙嘉淦其实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在湖广总督的任职上，因为包庇手下而被治罪，贬为宗人府府丞，为被圈禁的皇亲们服务。也算是乾隆为他父亲报了当年“亲近兄弟”奏折的仇了。
乾隆并不糊涂，小小地泄了下私愤后，第二年就把孙嘉淦重新提上来，继续为大清服务。
此时，孙嘉淦已年近七十，向皇帝恳请退休。为了不让家乡的士绅耻笑，孙嘉淦用十几个箱子装满砖头冒充金银。乾隆也以为他贪了不少钱，便派人暗中查访。发现真相后，乾隆很是感动，命人把砖头换成真的金银，算是对孙嘉淦最后的嘉奖吧。
1753年，孙嘉淦被重新起用，在吏部尚书任上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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