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農曆八月初五，當末代蜀王朱至澍登上成都的城頭的時候，他終於看到了令巴蜀之地聞風喪膽的張獻忠和他的軍隊：黑壓壓的人海里三層外三層的圍住了成都府，反將這座川內第一大城襯托的如此渺小了起來。
朱至澍此刻才感覺到危機的來臨。
他瞬間忘記了六個月前，他自己面對地方官員請求蜀王府出錢募兵時那一副哭窮的嘴臉，並三步作兩步的跨下城牆，找到了蜀王府的屬官們，命令他們回府拿出大量的金銀財寶。
不久之後，這些屬官們出現在成都各處的大街小巷之上，他們順著大街邊走邊高喊著："凡是主動應徵，參與協助守城者，人給白金五十兩！"
即使是在這明知成都守無可守的絕望關頭，依舊有很多人表示願意輔助守城——畢竟這五十兩光燦燦的銀子曾是多少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財富。
當朱至澍看著這幾百幾千兩白銀堆成的小山迅速矮了下去，他為自己的"散財"行為而感到心痛不已；可是更令他心痛的事其實還在後面：他很快發現，那些口稱要應徵守城的"勇士"，實際上都是街頭巷尾的"遊手無賴"。當他們領過了賞錢之後，便即刻分頭"超堞而去"，從容抱著從天而降的五十兩銀子逃出了人心惶惶的成都城。
如今成都天府廣場附近舊日都曾是蜀王府故地，蜀王府堪稱明朝藩王府邸最豪華者，佔地甚廣
城外的張獻忠還沒做好攻城的準備的時候，他面前的成都城就已經開始分崩離析了。
八月初九，經過四天短暫的圍攻，張獻忠順利的攻破成都。農民軍的前鋒還停留在城門口的時候，蜀王朱至澍已經與王妃相約投井而死；當農民軍行進到了蜀王府附近之時，新任明朝巡撫龍之光，總兵劉佳胤等一干忠心的明朝官員也紛紛跳水自殺。
於是，當張獻忠來到空無一人的蜀王府時，他面對著一個自他起兵造反以來絕無僅有的大好局面：成都的陷落震驚四川餘部，各地府縣紛紛望風而降；更重要的是，在包含成都這座名城在內的大部分四川境內，明朝頑固勢力已經不等他親自動手就消失大半了。
現在的成都，乃至於他控制之下的巴蜀之地就是一張白紙，任他在其上施展自己的抱負。
攻佔成都是張獻忠事業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他在歷史上形象的一個轉折點：在攻佔成都，建立所謂的大西國之前，張獻忠無論如何都只是一個農民軍領袖；而攻佔成都不僅使得張獻忠成功做了皇帝，更讓他在這亂世之中站穩了一處腳跟。
其實早在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張獻忠就已經佔據了明朝糧倉湖廣地區的袁州府和江西地區的吉安府兩地，並在當地建立了頗為完善的政權組織。若是妥善經營兩地，張獻忠在長江中游也可大有一番作為。
既然如此，為何張獻忠還是選擇進入四川呢？
實話來說，張獻忠雖然起家於囹圄之中，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只會派兵打仗的莽夫。歷史上他這次大舉進入四川的舉動看似突兀，但是卻是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究其根本，是因為張獻忠不滿足於只在這亂世之中做一介流寇。
不僅如此，他甚至不滿足於將來天下統一之時，屈身於李自成或者誰的陛下，做一名安安分分的臣子——他的目標很明確，他想做皇帝，他想要自己的基業。
但是這確實是一個很難實現的目標，尤其是在當下天下勢力之中，他張獻忠可稱的上是最弱小的一派：明朝滅亡之勢已然不可阻擋，張獻忠對此洞若觀火；倒是反觀同為起義軍的李自成一派，張獻忠顯得更加憂心。
尤其是當李自成的軍隊橫掃北方之時，張獻忠感受到了李自成一統天下的野心。他知道如果自己留在無險可守的湖廣，那麼不管他現在將此地經營的如何堅固，未來都將這一切拱手讓給李自成。
想要開闢一番自己的天地，只有一條路可走：放棄湖廣，進入四川。
自古"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四川是一個絕佳的適合割據的地盤：它北有秦嶺，東有三峽，四處都是易守難攻的天險；另外四川之地號稱"天府之國"，人力物力極其豐富，哪怕已經被明末亂世折騰過了一遍，仍然足以立足開基。
要想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入川是張獻忠唯一能走的道路。
後世封建史料有很多都把張獻忠描繪成一個"屠川"的惡魔，但是從他入川的目的來看，"屠川"在現階段明顯只是一語妄談。
實際上，張獻忠政權雖然在川期間仍然保持了許多農民起義軍的特點，但是在封建化的道路上，他顯然比北方的李自成做的更好。
與北方的李自成不同的是，張獻忠在川很重視爭取四川本地知識分子和地主階級的支持。
張獻忠家廟
在他建國成都不久之後，為了迅速消弭地方土豪勢力對新生大西政權的敵意，張獻忠主動為他們提供了一條可以進身發達的道路：分川內為四道，在每一道都派駐了一位學官，用以儘快重開科舉。
走科舉入仕向來最被那些掌握了知識資源的地主階級和官僚世家所喜愛，張獻忠此舉，迅速的爭取到了大部分地主階級的支持。
在入川初期，張獻忠相當注意爭取各方面的支持，他僅僅打擊那些頑固忠心於明朝勢力的舊官僚，而對於普通百姓和一般地主等可謂"秋毫無犯"（加引號是因為封建軍隊自然不太可能做到完全的秋毫無犯）。
大西軍隊由於大部分是農民構成，又被嚴格約束軍紀，故而在行軍各地過程之中亦鮮出現隨意殺戮百姓的現象，為新出生的大西政權贏得了更多好感。
看到了張獻忠真的有立國的誠心之後，各處的地主階級也隨即紛紛向張獻忠遞出了橄欖枝：史料記載，張獻忠在成都立國初期即收攏了文武官員"統計千人"，這其中大部分都是明朝本地降官或是投靠大西政權的知識分子。
也正因為地方上反抗不劇烈，張獻忠很少採取暴力手段鎮壓本土勢力。社會之間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使得川內局勢比其他許多地方要更加穩定。
只是可惜，這等表面上的平穩並沒有持續很久。
明安宗
隨著甲申年弘光朝廷在南京建立，本來已經投靠了張獻忠的地主們又開始蠢蠢欲動起來。而張獻忠面對逐日增加的地方小股叛亂，也變得日益暴躁起來，最終導致了一場坐實了他"屠川"名號的慘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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