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村上春树在希腊罗德旅行的过程中，发表了短篇小说《电视人的反击》，被简称为《电视人》，收录在之后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集《电视人》之中。
《电视人》讲述的是在某个周日的傍晚，三个正常人缩小版的“电视人”扛着电视进入我的房子，在对我丝毫不理睬的情况下安装了电视，并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在此之后，我又接连在公司和家里的电视上看见电视人，最终被他们同化。
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本文依旧延续了村上春树的写作风格，超现实的想象，荒诞的情节设置，对人自我存在如何界定的怀疑。尽管豆瓣对这部小说的评分并不是很高，但我今天还是想在后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视角下，探讨围绕全文的三个矛盾：现实与超现实，传统与现代，存在与不存在。
1、荒诞离奇的电视人，基于现实的超现实形象
整部小说的第一对矛盾就是现实与超现实的矛盾。
①超现实形象——电视人
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就在于荒诞离奇。这种荒诞不仅体现在小说主题并无确定的意义，故事的逻辑结构并不严谨，还体现在小说中经常出现脱离正常范畴的超现实形象。卡夫卡经典之作《变形记》中主角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这样的情节设置就带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而《电视人》中充分体现后现代主义特色的超现实形象便是电视人。
“电视人身体的尺寸比你我小一些。不是明显地小，而是小一些。对了，大约小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而且各部位均衡地小。所以在措词上，与其是小，莫如说缩小更为准确。他们活像是被缩小复印出来的，所有部位都小得机械而有规则。如果身高缩小为0.7，肩宽也缩小为0.7，脚、头、耳朵和手指的大小长短统统缩小为0.7，犹如略小于实物的精密塑料组合模型。”
从村上春树的描述来看，电视人即是人的缩小版，用客观现实来衡量，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这里的小并不是把大人与小孩加以区别所能感受出来的小，而是类似于电影中出现的“缩小”药水一般，将人从整体上，在不破坏一致性的情况下，从头到尾进行缩小。
除此之外，他们一律上身穿藏青色上衣，下身穿蓝色牛仔裤，脚上穿网球鞋。而在保持统一穿搭的同时，他们的脸也近乎一样，令人分不清究竟哪个是哪个，乍一看就好像几个一模一样的人站在面前。这样的设定，无疑是荒诞离奇，超越现实的。
②基于现实的设定
尽管电视人的设定具有明显的超越现实性，但这一形象的设定却难以摆脱现实，这一点从他们的名字就不难看出。
电视人之所以被称为电视人，是因为他们的三次出场都与电视有关。第一次出场，是电视人扛着电视来到我的家里，在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安装电视；第二次出场，是公司商讨家电销售方针时，电视人扛着敌对公司索尼制作的电视进入会议室内，在环视一圈后，因为没有找到适宜放置电视的位置而离开；第三次出场，是我酒醒后，电视人从自家的电视机中跳出来，在与我交谈的过程中将我同化。
可以说，电视人存在必不可缺的依托便是电视，没有电视，便没有了电视人。
从某种意义上看，电视人就是现实的电视超现实化的结果。而村上春树做出这样的安排，与现实状况密不可分。
文学作品往往需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思考与领悟，艰深难懂的文学作品更是如此。但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将观众的思考过程省略化，由于拥有直观的画面展现，思考这一想象的过程被大大压缩，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自我的判断，从而成为了新媒体的奴隶。但免去人们思考过程的新媒体在当时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欢迎，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相关的媒体大肆复制性地扩充，这也是为何村上春树用“复制”、“机械”来形容电视人的原因所在。
本拥有自主思考的能力，却在商业化的浪潮下逐渐失去了自我判断的想法，我由一开始对电视人的怀疑，到最后失语，这正体现了村上春树面对现实状况时的忧心忡忡。
2、隐藏的二元空间，现代与传统的抉择
村上春树作品的一大特征就是经常存在两个不同的空间，我称之为二元空间。
在《挪威的森林》之中就明显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这两个空间，一个是群情激昂的现代大学校园，一个是类似于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一般存在的阿美寮。这样的二元空间设置，体现了村上春树内心中对现代社会和传统生活的抉择。而《电视人》中虽然没有明显设置二元空间，却隐含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第一，以“我”为代表的传统生活方式坚持者。
整部小说的主人公“我”可以说过着近乎传统的生活。我日常的消遣方式包括读书、写信、洗车、听唱片、购置用品等等，却唯独不包括看电视。在电视人没有来到家里之前，整个房子里甚至没有一部电视。虽然文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但这恐怕并非出于客观条件的不允许，反而是主观意愿上的不需要。因为“我”不仅排斥电视机，连电梯也很是排斥。
“我不喜欢乘电梯，总是步行上下。我的办公室在九楼，因此这并非轻易之举，有特殊急事时便累得大汗淋漓。但作为我，大汗淋漓也比乘电梯惬意得多。众人因此开我的玩笑，我一无电视机二无录像机，又不乘电梯，他们都认定我是个怪人，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还处于未成熟的阶段。”
即便办公室高居于九楼，我仍然固执地选择走楼梯，这已经足以体现我是一个传统生活方式的坚持者。
第二，以“电视人”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坚持者。
电视人的出现总是与现代科技挂钩。他们三番五次登场，都以电视为背景。最后一次电视人再次来到主角家中时，尽管并不是背着电视来的，但却通过之前安置好的电视给主角直播自己制造“飞机”的过程。无论是电视还是飞机，这些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物件，都很明显地体现了电视人的现代人角色。
其实村上春树对人物的设置十分有趣，一个接受了一半现代生活——从我有车这点不难看出——却仍旧在骨子里坚持传统生活方式的人，究竟在社会上是如何生存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我拒绝坐电梯时，我的同事认为我是一个怪人，或是发育尚未成熟。一开始现代社会的生存者们只是抱着偏见对待我，但电视人出现之后，他们直接通过残暴而野蛮的方式不断地侵入我的生活，最后将我同化。
所以在这部短篇小说中，现代社会与传统的“阿美寮”之间的对峙依旧存在，只不过更加隐晦。而究竟是选择世外桃源，还是追随现代科技发展的浪潮，依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3、渴求被感知即不自由，怀疑自我存在者终究要走向消亡
在《电视人》中，我因为电视人的出现一度对自己是否真实存在产生怀疑，这其中暗含着“存在即被感知”与“存在即自由”两种观念的对立。
①存在即被感知
主观唯心主义的开创者贝克莱的一个主要观点即“存在即被感知”，简单解释一下，即一切事物的存在必须以“我”的主观感知为前提，如果我感觉不到这个事物，那么这个事物便不存在。而在《电视人》中，这种观点也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在电视人把家里搞得一团糟之后，有强迫症的妻子却对此熟视无睹，一改常态。而当电视人大摇大摆地从会议室经过时，公司的众人即便给他们让出了道路，却仍旧各干各事，没有表现出任何注意到了电视人的举动。当我询问同事是否看到电视人时，同事故意回避问题，不予回答，同时眼神也变的躲闪起来。我能感知到大家能感知到电视人的存在，但大家却表现出一副没有感知到电视人的存在的样子，这就使得我深陷疑惑与猜忌之中。
“我感到蹊跷。莫非他们全都知道电视人，而惟独我自己被排除于有关电视人的情报之外不成？说不定妻子也对电视人的情况了然于心，我想。大有可能。”
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感觉自己被边缘化，而这样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众人对我的否认。当大家都知道电视人的存在并对之习以为常时，唯独我不曾了解过，这就使得我在一定程度上被孤立在众人之外。被孤立的我，不会被众人感知，正如小说的结尾，电视人告诉我妻子与自己关系破裂，不会再回家，而我也从此刻开始走上失去自我的道路。可以说，妻子的离家出走，同事对我的回避，导致了我的不被感知，我从而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怀疑，按照“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我或许已经不复存在。
②存在即自由
存在即自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核心观点之一。萨特认为人即自由，如果人丢掉了个性，失去了自我，那么他就不复存在。这一观点之后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各个流派的思想基础，也是村上春树本文想要表达的观点之一。
我被电视人同化的过程表现为由怀疑到认可的过程。当电视人给我直播造飞机时，我认为那更像一个放大的榨汁机。当电视人告诉我妻子不会回来之后，我认为我与妻子两人之间即便有争吵，也不至于走到分崩离析的地步。但在与电视人的不断交谈中，我逐渐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开始确信电视中正在制造的就是飞机，妻子也肯定不会再回来了。在结尾，我想开口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已经失语。失语，即失去自我的最大表现。
按照存在即自由的观点，失去了话语权的我也不再拥有自由，我本人最终还是走向了“不存在”。
其实整个故事是一个悲剧，我因为抱有“存在即被感知”的错误想法，才会在面对大家的忽视时产生我不存在的错误观点，这样的错误观点使我对自身是否存在产生了动摇。对于每个人所言，相信自己是真实存在的才是自由的根本，一个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存在，那么他就必然要依附一些存在的东西，于是我选择依附存在的“电视人”，最终失去了自我，也就不复存在。而通过被别人感知，才能确定自己是否存在的观点，本身就与自由相悖，可以说我失去存在意义的结果早已有所铺垫。
而村上春树如此结尾，也是在警醒我们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自己的判断，不能随波逐流，轻信盲从，从而失去自由，没有存在的根本。我们的存在，并非由于被感知，而是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
虽然故事看起来十分离奇，但仔细品味一番，还是能引起我深度的思考。说到底，超现实的形象，二元空间的对立都并不是核心，关键还是在于第三个矛盾，我们应该如何确保自己的存在？
当面对现实状况中波涛汹涌的，束缚我们思想的商业化浪潮；当面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当面对他人的否定和无视，我们能否坚守内心，一路前行，捍卫自己的存在，这才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究竟是做屈从的皮囊，还是流浪的灵魂，选择留给你我。
閱讀更多 塵字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