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休市的華南海鮮市場。華南海鮮市場位於武漢市江漢區的鬧市區。
本文是《財新週刊》2020年第4期封面報道《新冠病毒何以至此》系列的第三篇
財新記者 馮禹丁 馬丹萌 徐路易 趙今朝 實習記者 黃晏浩 陳芷楠 發自北京、武漢
“從嚴格意義上說，病毒不能算是活著。病毒非生非死，存在於生命與非生命的邊界之上。若是處於細胞外，病毒只是存在而已，什麼也不會發生。一旦病毒進入細胞，就變成了‘特洛伊木馬’。病毒在繁殖時看起來是活著的，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說，它們又顯然是死的——只是機器而已。它的首要目標就是自我複製。”這是關於埃博拉病毒的非虛構名著《血疫》對病毒的描述。
此刻，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正在武漢、湖北及全中國肆虐。它呈球形封閉結構，包膜外有“皇冠”狀的突起——這些名叫表面糖蛋白或刺突（spike）蛋白的突起，正是病毒進入細胞的敲門磚。它們最先接觸宿主細胞，可識別和結合受體，引起病毒和宿主細胞膜的融合。
2019年12月的某一天，這種冠狀病毒經由目前未知的路徑，進入了一些武漢市民的呼吸道中，最終抵達他們的肺部。它的刺突蛋白與人體呼吸道、肺組織細胞的ACE2（新的血管緊張素轉換酶）靶點順利結合，侵入人體。
此後，病毒開始了瘋狂的自我複製。人們隨之患病，發熱、乏力、咳嗽、呼吸困難⋯⋯部分病人被醫院診斷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RNA溶血癥、心臟損傷等。胸部影像學檢查顯示，多數病人雙肺瀰漫性毛玻璃樣滲出影，有的像棉絮一樣“全白了”——這是典型的病毒性肺炎病徵。
一兩週之後，大部分中青年像得了一場重感冒一樣能夠自愈，但有嚴重基礎病、體質弱的中老年人則成為高危人群。一些患者死於病毒引起的呼吸功能衰竭，大部分死者死於併發症。有的危重病人體內可見“細胞因子風暴”發生，即人體免疫系統霎時間火力全開，對病毒發起自殺式攻擊，可引起病人嚴重感染性休克甚至心臟驟停。
更可怕的是，新冠病毒具有極強的傳染性。隨病患打噴嚏、咳嗽、說話產生的飛沫以及飛沫形成的氣溶膠，通過近距離呼吸或接觸傳播，病毒能輕而易舉地進入其他人的口腔、鼻腔、眼睛黏膜等，傳染性明顯高於17年前肆虐中國的SARS。SARS疫情自2002年末至2003年8月16日，累計報告臨床診斷病例5327例。而新冠肺炎從2019年12月30日首次發佈疫情相關公告至1月31日，已經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1791例，且還有疑似病例17988例。
好在，迄今數據顯示，新冠肺炎的病死率明顯低於SARS。據世界衛生組織，SARS在全球共感染病例8096例，死亡774例，病死率達9.6%。而至1月31日24時，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7153例，其中武漢市3215例；死亡249例，其中武漢市192例。即目前新冠肺炎在湖北省和武漢市的病死率分別約為3.48%和5.97%。
從埃博拉到SARS到病死率高達34.4%的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再到新冠肺炎，儘管人類似乎是地球的主宰，有發達的現代醫學加持，卻常常對病毒這種最古老的生命體感到束手無策。單鏈RNA病毒分子被認為是最古老和原始的生命編碼機制，科學家認為它們的存在可以追溯到45億年前地球的原始海洋中。人類發明了可以殺死特定細菌的抗生素，但對病毒無效。因為細菌是具有細胞結構的微生物，抗生素能破壞其細胞壁或細胞膜從而抑制其繁殖生長，而病毒沒有完整的細胞結構，抗生素找不到攻擊點。
一種新興傳染病病毒出現後，即使人類能夠研發出對付它的安全性達標的特異性藥物或疫苗，也至少需要數年的時間。很多時候則沒有解藥。艾滋病為害人類40年，至今沒有特效藥。非洲豬瘟病毒橫行100年，至今也無疫苗。17年前SARS突襲中國，幾個月後因自限性神秘消失，從始至終沒有特效藥。《哈里森感染病學》介紹，應對較為兇險的冠狀病毒引起的SARS和MERS，目前都沒有確切有針對性的抗病毒治療措施。
《血疫》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頓認為，每一種新興病毒在人類群體中的傳播，都彷彿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聲”。拉沙熱病毒、裂谷熱病毒、奧羅波凱病毒、羅西奧病毒、馬腦脊髓炎病毒、尼帕病毒、登革熱病毒、HIV病毒、埃博拉病毒⋯⋯這些侵襲人類的新興病原體原本生活在野生環境，人類活動破壞了它們賴以生存的生態。
“從一定意義上說，地球正在啟動對人類的免疫反應。”普雷斯頓寫道。
鎖定冠狀病毒
當一種新興病毒引起疫情流行暴發時，為確診和救治病患、切斷傳染途徑，首先需要搞清楚兩個問題——“這個病毒是什麼”以及“病毒從哪裡來”，即病原鑑定和病原溯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國科學界迅速回答了第一個問題。但目前對第二個問題還沒有明確答案。
第一時間確診病原體，對於病患的快速確診、治療、藥物疫苗研發及有效防控疫情都至關重要。事後覆盤，中國科學界此次對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研究，不可謂不快速高效。疫情發生後不久，衛生健康部門先排除了流感、禽流感、腺病毒、SARS和MERS等呼吸道病原，稱其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據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介紹，2019年12月26日，該中心科研項目常規收集到武漢市中心醫院和武漢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發熱患者標本一份。2020年1月5日上午，該中心就從標本中檢測出類SARS冠狀病毒，通過高通量測序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根據測序數據繪製的進化樹也證實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獲得該科研結果後，該中心立即向上海市、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做了報告。
1月7日21時，武漢病毒性肺炎病原檢測結果初步評估專家組在實驗室檢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獲得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經核酸檢測方法共檢出新型冠狀病毒陽性結果15例，從1例陽性病人樣本中分離出該病毒，電鏡下呈現典型的冠狀病毒形態。專家組由此初步判定，武漢不明肺炎的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
此時，距離武漢市衛健委2019年12月31日首次公開通報出現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僅一週時間。距離官方宣佈的首例病例發病日期2019年12月8日，不到一個月。可茲對比的是，當年SARS疫情於2002年底開始發端，此後花了幾個月都沒能確認病原體是冠狀病毒。發現首例病例兩個多月後的2003年2月中下旬，官方媒體還在採信時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專家洪濤的結論——SARS的病原體是衣原體。直到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官宣SARS病原體是冠狀病毒，這才有了定論。
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的結論，本來應該令人更加警醒。2003年的SARS病毒，和導致2012年沙特暴發MERS疫情的MERS病毒，在當時都屬於新興的冠狀病毒。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SARS共感染病例8096例，死亡774例，病死率達9.6%；MERS共感染2468例病例，死亡851例，病死率高達34.4%。
致命性冠狀病毒的可怕在於，它的傳染性強，且尚無特異性抗病毒藥物或疫苗被證實對人類有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高級學者阿梅什·阿達利亞（Amesh Adalja）告訴財新記者，對於人類感染的冠狀病毒，目前都沒有真正的特效藥或疫苗。
冠狀病毒（Coronaviruses，CoVs）是一類RNA病毒，屬於巢病毒目冠狀病毒科的正冠狀病亞科，其下分為α、β、γ和δ四個屬。其病毒顆粒的表面有許多規則排列的刺突，整個病毒像一頂皇冠，因而得名“冠狀病毒”。它是目前已知RNA病毒中基因組最大的病毒，通常呈現為球形封閉結構的顆粒，具有囊膜，基因組為線性單股正鏈，大小在直徑60納米至200納米之間。由於單鏈RNA的結構特點，冠狀病毒比雙鏈RNA病毒或DNA病毒更容易發生變異。
冠狀病毒最重要的結構就是那頂標誌性的皇冠，即表面糖蛋白或叫刺突蛋白。這個位於病毒最外層的蛋白最先接觸宿主細胞，承擔著識別和結合受體的作用，並引起病毒和宿主細胞膜的融合——也就是一個生物感染上這一病毒的過程。不同的冠狀病毒擁有不同的刺突蛋白，因此結合的受體也不同。除人類外，冠狀病毒還可感染蝙蝠、豬、牛、貓、犬、貂、駱駝、老鼠、刺蝟等多種哺乳動物以及多種鳥類。
此前，已知感染人的冠狀病毒有六種。其中四種致病性較低，一般僅引起類似普通感冒的輕微呼吸道症狀。但另外兩種——大名鼎鼎的SARS病毒和MERS病毒則可引起嚴重的呼吸系統疾病。而引起此次疫情的新冠病毒不同於這六種病毒，國家衛健委認定它為一種屬於冠狀病毒亞科β屬的新型冠狀病毒。
1月10日，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華中科技大學武漢中心醫院、武漢市疾控中心、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聯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成功破譯武漢發現的新冠病毒基因組，並將該病毒基因組序列信息共享到Virologic.org網站和GenBank上。《科學》雜誌次日發表文章稱讚道，“這對於全球公共衛生來說十分重要，所有在此過程中付出努力的人員都應當得到承認、感謝和榮譽”，“數據共享對於國計民生十分重要”。世界衛生組織駐中國代表高力亦表示，“短時間內初步鑑定出一種新型病毒是一項矚目成就，表明中國應對新疫情的能力有所提高。”
新出現的致病病毒的毒力和傳染性都是未知的，而官方通報的新冠肺炎數據一度讓人樂觀。據武漢市衛健委當時通報，截至1月10日24時，初步診斷有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重症7例、死亡1例。更關鍵的是，“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且病例發病時間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1月2日之間，自1月3日之後未發現新發病例。也因此，當時無論是國家衛健委的通報，還是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的公開言論，都稱疫情“可防可控”。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2019-nCoV”的新型冠狀病毒，遠遠不是這麼“溫和”。
SARS的“近親”
隨著疫情的發展，科學界的研究數據和結論陸續出爐，新冠病毒被發現與可怕的SARS病毒居然是“近親”關係。
1月19日，國家衛健委發佈通報稱，新冠病毒傳染來源尚未找到，疫情傳播途徑尚未完全掌握。通報中首次未提及此前的“不排除有限人傳人”“持續人傳人風險較低”的說法。至當天，官方數據顯示，疫情已造成武漢市3人死亡、9人危重症、198人確診。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現在可以說，（新冠肺炎）肯定有人傳人現象。”他介紹，目前有14名醫務人員因護理新冠病毒的病人而受到感染。
1月22日，國家基因組科學數據中心正式發佈2019新冠病毒資源庫。經數據分析，新冠病毒與2003年暴發的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相似度為80.3%，與2017年2月從中華菊頭蝠採集到的bat-SL-CoVZC45基因組序列相似性最高，相似度為87.99%。
隨後，諸多專業人士對基因序列的分析結果顯示，此次新冠病毒確實屬於2003年在中國大量傳播的SARS病毒的“近親”。“你可以理解是它（SARS病毒）的兄弟姊妹。”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長兼肺部感染研究室主任胡必傑說。
復旦大學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病毒學家姜世勃告訴財新記者，武漢新冠病毒跟蝙蝠的冠狀病毒21和45全基因非常相近，但其受體結合部位又和感染人的SARS冠狀病毒非常相近，所以可能經過了一箇中間宿主就轉變成了感染人的病毒。
上述科學界對“病毒從哪裡來”的研究，多是基於數據分析得出結論。1月23日，科學界一份基於實驗結果的重要研究出爐，取得新進展。當日，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團隊在bioRxiv預印版平臺上發表文章“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的發現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該研究表明，新冠病毒與SARS-CoV的基因序列一致性達79.5%，與雲南菊頭蝠中存在的RaTG13冠狀病毒一致性高達96%。這表明其自然宿主很有可能是蝙蝠。
文章稱，自SARS暴發以來，在其自然宿主蝙蝠體內發現了大量與SARS相關的冠狀病毒（SARSr-CoV）。先前的研究表明，其中一些SARSr-CoV病毒有可能感染人類。新冠病毒在武漢引起了急性呼吸綜合徵的流行，該疫情始於2019年12月12日（原文如此），在疫情早期，石正麗團隊從5名患者身上獲得該病毒的全長基因組序列，它們基本上一致。對7種非結構蛋白的成對蛋白序列分析表明，新冠病毒屬於SARSr-CoV。重要的是，該團隊證實，這種新的冠狀病毒進入細胞的受體與SARS-CoV一樣，均為ACE2。
石正麗團隊曾為SARS病毒的動物宿主溯源提供多個重要證據，曾於2017年確定SARS病毒是經過幾個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重組而來，並首次在中國蝙蝠體內檢測到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抗體，是國際上蝙蝠病毒研究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實驗室之一。上述重要研究發表後，立即引發專家關注。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科院研究員向財新記者介紹，96%的基因序列一致性證明新冠病毒“應該是起源於蝙蝠這類”，但還不能證明其是直接由蝙蝠傳給人的。因為病毒有3萬個核苷酸，“4%就是1200個點，還有一定的差距，直接傳播的都要99%以上的一致性，”該人士打比方說，人類和黑猩猩的基因組序列一致性接近98%，“就說它倆的差距比人和黑猩猩的都大”。
該人士認為，石正麗團隊上述研究最重要的貢獻是，通過實驗證明了新冠病毒進入人體細胞的受體ACE2與SARS病毒一樣，“這樣我們17年前所做（防控SARS）的那些工作，都可以立刻為當下所用。”
美國康奈爾大學醫學院計算生物學一名在讀博士，在讀完石正麗團隊的文章後解讀說，除了一致性，新冠病毒與雲南菊頭蝠中存在的RaTG13的S基因序列長度都比其他冠狀病毒要長，兩者均對“新病毒的天然宿主很可能是蝙蝠”的結論形成了有力支撐。
值得一提的是，在SARS暴發15年後的2017年，中國科學家才在單一菊頭蝠種群中找到SARS的全部基因組組分，證明SARS冠狀病毒來自蝙蝠。當時，石正麗團隊經過全國各地的取樣，在雲南省的一處洞穴內找到類似於人類版的冠狀病毒毒株，通過對生活在洞中的蝙蝠長達5年的監測，對15株毒株進行基因組序列分析，發現它們共同包含構成人類版病毒的所有基因組組分。同時他們發現，這些毒株頻繁重組，很可能在此過程中誕生了一株SARS病毒。然而，遠在雲南的蝙蝠病毒是如何傳播到廣東省的果子狸和人類身上，且沒有在雲南找到任何疑似病例的，迄今仍是未解之謎。
蝙蝠是哺乳動物中的“異類”，擁有獨一無二的和鳥類一樣的飛行能力。在漫長的進化中，蝙蝠擁有了極快的新陳代謝速度和DNA修復能力，由此獲得了強大的免疫系統，能攜帶許多病毒而自身安然無恙。作為群居動物，病毒往往在蝙蝠的個體和種群間廣泛傳播。此外，在飛行時蝙蝠的體溫高達40攝氏度，這也意味著它們攜帶的病毒能在人體高熱的情況下生存。近50年來，尼帕、亨德拉、埃博拉、馬爾堡、SARS、MERS⋯⋯這些致命病毒的自然宿主都是蝙蝠。
目前科學家對新冠病毒的致病機理和性狀等的研究，還處於初級階段。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副研究員李懿澤告訴財新記者，病毒的致病機理和毒力是無法通過分析病毒基因序列來判斷的，必須通過動物實驗或臨床實驗去檢驗。目前資料仍然很少，沒有確切的動物感染模型去研究，只有有限的臨床數據可供參考。他特別提到，新冠病毒不能利用小鼠的ACE2感染細胞，說明不能簡單地拿小鼠做動物模型，需要用表達人ACE2的轉基因小鼠。現在已經有這種小鼠或可以實驗病毒進入其細胞受體，從而詳細研究其病理。他判斷，真正從科學研究層面確定新冠病毒的致病機理和毒性，“估計要等半年以上”。
香港城市大學傳染病和公共衛生系教授德克·法伊弗（Dirk Pfeiffer）1月22日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預測病毒是否會變異，特別是是否會變異為人們擔心的傳播力和致病力更強的病毒，就像賭博一樣。儘管這種病毒會以一定的速度變異，但很難迅速轉變為更具傳染性和高致病性的病毒。
“人們還需要好幾周才能完全瞭解這一病毒的特性，包括潛伏期、毒力等問題。” 阿梅什·阿達利亞1月24日對財新記者說，“對於官方來說，當下最重要的是真實地評估這次疫情的嚴重性，尤其是瞭解重症患者的真實發病率，從而對這一病毒進行風險分級。”
中間宿主難覓蹤影
找到病毒可能的自然宿主，僅回答了“病毒從哪裡來”這個問題的一半。對疫情防控來說，更為重要的是找到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究竟是哪種動物。中間宿主是指天然不攜帶某種病原體，但是可以被天然宿主攜帶的病原體感染，並可以向其他物種傳播病原體的宿主。只有找到它才能切斷源頭，防止病毒再傳染給人。
從基因溯源來看，SARS和MERS都來源於蝙蝠體內的冠狀病毒，通過中間宿主感染到人。SARS的中間宿主很可能是果子狸，MERS的中間宿主是駱駝。為什麼一個病毒會從蝙蝠到中間宿主再到人類？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基因發生了同源重組。
同源重組是一種基因改變的方式，指兩條同源區的染色體通過配對鏈的斷裂和再連接產生片段交換。通俗地說，就是染色體在複製時，基因組上的某一段片段被另外一段替換掉了。病毒感染宿主需要識別宿主細胞的抗原，之後才能入侵細胞。而如果同源重組的片段剛好能識別抗原的蛋白，還可以識別人類的抗原，那麼病毒在“找到”人類之後，就可以實現入侵。
1月22日，北京大學、廣西中醫藥大學、寧波大學及武漢生物工程學院學者聯合攻關，在《醫學病毒學》（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雜誌在線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稱，新冠病毒似乎是蝙蝠冠狀病毒與起源未知的冠狀病毒之間的重組病毒。在新冠病毒的spike糖蛋白中發現了未知來源的同源重組，與其他動物相比，蛇是最有可能攜帶新冠病毒的野生動物。
但該研究隨後受到質疑。免疫學學者商周在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上撰文表示，SARS和MERS病毒的傳遞始終是在哺乳動物之間進行的。但蛇不是哺乳動物，而是爬行類動物。此外，用同義密碼子使用偏向分析的研究方法並不適合用來研究冠狀病毒的宿主。
前述康奈爾大學博士也向財新記者提到，根據密碼子偏好的相似度進行推測，不能作為直接證據。
確定中間宿主需經過複雜而嚴格的實驗流程。2003年SARS期間，現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軼與其團隊在廣東發起SARS病原調查和診斷。
根據管軼2013年的口述，尋找SARS中間宿主的過程中，他們曾前往深圳市東門市場去做野生動物取樣，共取了8種動物的25個標本。拿回去研究時，他要求每個標本設三對碼，代表頭、體和尾，只有三對碼的結果都是陽性的才能挑出來作為備選。這樣做的理由是，病毒在傳播中並不知道哪個動物喜歡它，哪個動物不喜歡它，因此有的動物雖然感染了病毒，但病毒不能完成複製，只有一部分存留。只有三對碼結果全部為陽性，才能證明病毒已經很好地完成了複製。
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野生動物取樣條件受限。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聯。次日，華南海鮮市場貼出休市公告，隨後進行了徹底的環境衛生整治。
一些科學家因此沒能從華南海鮮市場成功取樣。管軼對財新記者稱，追溯動物源是個比較複雜的過程，需要規模和體系等科學分析，而當時華南海鮮市場封掉、洗地，“犯罪現場都沒了，沒有證據怎麼破案啊？”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也表示，“證據確鑿，病源非常清晰是野生動物，但由於市場關了，並不清楚是哪種。”
漢口火車站進站口安裝了紅外測溫裝置，可以鎖定體溫異常的旅客。
華南海鮮市場位於武漢市江漢區的鬧市區，距漢口火車站不足1公里，被認為是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地。中國疾控中心1月27日發佈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態勢進展和風險評估報告》中稱，目前研究認為新冠病毒可能於2019年12月初從湖北省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的某種野生動物外溢及其市場環境汙染感染人，進而造成人與人之間傳播。
李懿澤認為，如果現場已被破壞，沒有及時採集當時所售的野生動物樣品，那就只能通過大規模篩查野生動物的方式找到中間宿主，“難度太大了。”此外，即便能篩查到野生動物，也不太可能像SARS期間鎖定果子狸那樣高度確認。
不過，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經兩次成功在該市場取樣。據央視報道，1月1日上午8時，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團隊赴華南海鮮市場，針對病例相關商戶及相關街區集中採集環境樣本515份，運送至病毒病所進行檢測。1月12日，病毒病所專家再次在華南海鮮市場採集野生動物販賣商鋪相關標本70份，並轉運至實驗室進行檢測。
1月26日，該所公佈相關檢測結果：從華南海鮮市場的585份環境樣本中，檢測到33份樣品含有新冠病毒核酸，這些陽性樣本分佈在市場上的22個攤位和1個垃圾車，海鮮市場西區的七街和八街靠近市場內部的區域存在多家野生動物交易商鋪，而這一區域的陽性標本也比較集中，佔全部陽性樣本的42.4％（14/33），這顯示此次疫情很可能與野生動物交易有關。
但該所並未鎖定具體是哪一種動物。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當日表示，目前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還十分有限，傳染源還沒有找到，傳播致病的機理以及病毒變異情況還不清楚。
病毒新源頭
1月24日，一篇論文又為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是不是新冠病毒的惟一疫源地，打上了問號。
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主任醫師黃朝林，中日友好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曹彬，北京地壇醫院傳染病臨床研究中心教授李興旺，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教授任麗麗，武漢同濟醫院呼吸科主任趙建平等多位中國臨床專家，當日在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上在線發表了一篇論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的臨床特點”。
武漢市首批41例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被集中收治在金銀潭醫院，這篇《柳葉刀》論文的研究對象正是這41名初始病例。該論文中的圖表及內文顯示，這41名初始病例中，首例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出現症狀的日期是2019年12月1日。這比官方後來公佈的首例病例發病日期12月8日，早了一週時間。其次，此首例病例無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其家人也未出現發熱和呼吸道症狀。九天之後的12月10日，後續3例病例發病，其中2例也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此後自12月15日，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的病例集中出現。“首例病例和後續病例之間，沒有發現流行病學聯繫。”論文稱。
論文還顯示，41例病例中，有27例（佔66%）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剩下的14例無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
1月27日，《科學》雜誌在線發表報道稱，武漢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源地可能並非華南海鮮市場。報道稱，41例病例中有13例（與上述14例不符，可能因對1個家庭集群感染病例的統計口徑差異）與華南海鮮市場無關。
“（13例）這是一個很大的比例。”美國喬治敦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etown）傳染病學家丹尼爾·魯西（Daniel Lucey）回覆《科學》稱，如果該論文的數據是準確的，那麼第一個病例應該是在2019年11月被病毒感染的，因為在感染之後和與出現症狀之前有一個潛伏期。國家衛健委的診療方案稱，新冠病毒的潛伏期一般為3天-7天，最長不超過14天。
這就意味著，在2019年12月中下旬一批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的病例出現之前，病毒就已經在武漢的某些地方和某些人之間悄無聲息地傳播。
上述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1月26日披露的信息顯示，該所從華南海鮮市場585份環境樣本中檢測到的含有新冠病毒核酸的33份陽性樣本，分佈在22個攤位和1個垃圾車上。香港中文大學流行病學教授唐金陵據此推測，華南海鮮市場當時應該存在病毒的多點來源，而且它們之間比較分散，“幾十個病人短期內同時出現，且又沒有彼此接觸的歷史，說明感染的野生動物可能不是偶然性地進入了一家攤位，而是短期內同時進入了多家門店，這樣才可能同時引起這麼多人發病。”他對財新記者表示，該病毒在野生動物傳染源裡可能已經比較常見，這就增加了這些動物進入其他市場或再次進入市場，進而感染人類的可能性。
“最初的發源地可能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大片，而且有人傳人的可能性。撲滅疫情的早期沒做最壞的打算。”唐金陵說，考慮到初期感染者有部分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和感染者密切接觸史，除華南海鮮市場外，還需考慮武漢其他市場有無病毒檢出，探明“一大片”的範圍究竟有多大，以最終徹底切斷動物再傳染人類的機會。他同時也強調，這些推測是基於目前有限的數據，正確與否需要進一步調查驗證。
美國聖地亞哥斯克裡普斯研究所的進化生物學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on）向《科學》雜誌表示，有一種可能的情況是，在華南海鮮市場外的人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然後這一病毒被帶進了市場。而這種情況也是與目前的數據和信息相一致的可能性之一，這是“完全合理的”。另外兩種可能性則是，病毒來源可能是進入市場的一組或者一隻已經被感染的動物。
《柳葉刀》論文的通訊作者之一曹彬回覆美國科學新聞網站ScienceInsider時表示，目前比較明確的是，華南海鮮市場應該不是新冠病毒的惟一發源地，“但老實說，我們現在仍然不知道病毒究竟從哪裡來。”
財新記者馬丹萌、高昱、王端、文思敏、楊睿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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