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靈小不懂why

一直以來，中日兩個一衣帶水的國家有著深厚且悠長的歷史淵源。無論漢唐，亦或是宋明之際。中華文明，一直都是日本所欽慕、膜拜的對象。然而，自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文明的崛起，這兩個國度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鉅變，封建文明的沒落使得這兩個國度處於風口浪尖之下。

在這種背景之下，日本與清國都採取了相應的變法改良運動以適應時代潮流的變遷，而正是在幾乎相同的背景和相同的時間段之下，兩個國家的變法運動卻呈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即日本成功，清國失敗。毫無疑問，這場變法的結果，也決定了兩個國家未來國際地位的走向。那麼，同樣是封建主義孕育下的文明，在面臨西方資本主義衝擊之下所做出的改良，為何會產生相反的結果呢？

一，兩種運動的力度不同：明治維新之改良無異於革命，而戊戌變法僅僅是改良

縱觀世界文明的發展史，其基本路徑可以總結為從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而一種新的文明推翻另一種舊的文明，其主要方式往往得經歷一個長期的暴力衝突過程。總而言之，舊的文明，不會主動溫順地退出歷史舞臺，新的文明產生往往會伴隨著暴力和流血。

就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而言，其萌發於當時日本嚴重的民族危機和封建專制制度危機之下，日本的武士階層打著“尊王攘夷”的口號，表達其階層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時代要求。雖然從明治維新本身屬性來看，它算不上是一場徹底的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運動，但從“倒幕運動”內戰中的規模程度和激烈性來看，它絲毫不遜色於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通過這場規模浩大的戰爭，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結束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並掌握了政權，這為其改革變法，發展資本主義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反觀大清之戊戌變法，雖然自鴉片戰爭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之下，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逐漸影響著這個古老的封建文明國度，但是，在擁有兩千年封建思想沉澱的土地之上，新興的資本主義文明以殖民侵略的方式對這個國度的改造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戊戌變法之火點燃於甲午中日戰爭之後，這場運動是由一位渴望奪權的傀儡皇帝和一群期盼改良封建統治階層的知識分子所引領的。前者，希望通過以這次變法為契機，恢復屬於自身無上的皇權，而後者雖有提到發展資本主義，但其本身還存在著分歧：即是否保皇。

除了變法的目的沒有達成共識之外，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們在變法的方式選擇上也註定了其失敗的結局。比如，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發起的“公車上書”，其形式上無異於古代官僚士大夫的上書言事，即通過上書的方式勸諫統治者實施改革，改革的主動權也因此掌握在了清廷那群頑固的統治者身上。

再者，這場運動雖然也有著理論綱領，即通過興辦實業，開設議會等方式實現富國強兵。然而這行動上，

戊戌變法的領導人們只是停留在出版報刊雜物、組織學會、開設學堂等宣傳的層面，遠遠沒有上升到類似於明治維新那般強調推翻封建統治的暴力手段的高度。（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維新派人士的這些輿論宣傳為後來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最後，從兩場變法運動的參與規模來看，我們也可以理解，戊戌變法的力度為何會遠遠弱於明治維新。比如，明治維新中，日本的農民在倒幕運動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些農民不僅直接參加倒幕軍之中，他們還會在地方發動起義以響應倒幕運動。正是在這些地方百姓的支持之下，日本的倒幕軍才能夠擊敗數倍於自己的幕府軍。

而與日本這種全民參與的盛況相比，清朝的戊戌變法卻顯得孤掌難鳴，就當時環境之下，維新派人士很難與工農階層相結合，他們所依靠的僅僅是傀儡皇帝一道道的政令下發，而這些政令在掌握大清實際統治權的頑固派眼皮底下是根本無法實施的。其最終的結局，我們也看到了：變法夭折，維新派人士被捕殺，光緒帝遭幽禁。

二，兩場運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存在著很大差異

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均發生在19世紀中後期（前者於1868年，後者於1898年）兩者之間相隔雖僅僅30年，但這30年就當時國際環境來看，卻是風雲突變的30年。

從日本方面來看，明治維新運動開展時，西方列強正處於自由資本主義的階段，他們此時正忙著處理內部事務，無暇東顧日本。

比如此時的美國剛剛才結束南北內戰，整個國民經濟有待復甦；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則面臨著國內聲勢浩大的工人運動和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大英政府的重點放在了政治改革方面；而德意志則在開展王朝戰爭實現國家統一。

也就是說，此時的日本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是十分輕鬆的，他們進行改革運動所面臨的外部壓力也隨之減輕。即日本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不用擔心西方列強幹涉所帶來的阻礙，可以集中力量以對付他們當時的唯一障礙：幕府，這無疑是明治維新能夠取得成功的一大重要前提。

而反觀彼岸的大清，他們所開展的維新變法運動卻面臨著嚴峻的外部壓力：

至19世紀末期，此時的西方列強們對內在政治改革和穩定內部局勢方面已經取得了明顯效果，對外資本主義擴張已經到了頂峰階段，他們基本將世界瓜分完畢，由資本主義強國階段步入了帝國主義階段，所以此時的大清成為了他們爭奪財富的唯一來源，他們急需掀起一場瓜分中國的狂潮。

也就是說，戊戌變法的領導者們希望通過改革使中國步入強國行列，而這無疑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既定目標產生了衝突，所以這些帝國的領導者們無論如何都不會坐視自身利益受侵犯的事情發生。

正如這場運動的親歷者梁啟超在變法失敗流亡日本時所言：“貴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憂僅在內患，故專恃國內之力，而既可以抵定。敝邦今日如一羊處於群虎之間，情形之險，百倍貴國。”戊戌變法在本身嚴峻的內部壓力之下，又要顧及外部勢力帶來的阻擾，顯而易見，這對於沒有實權的皇帝和那群維新人士來講，改革的成功之路也就顯得遙遙無期。

三，經濟基礎的差異性決定了兩國的思想觀念，同時也決定兩場運動有著截然相反的結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即社會的變革與社會的經濟基礎有著密切相關的聯繫。

縱觀近代中日兩國，其經濟形態雖然都是由落後的自然經濟佔據著主導地位，且自然經濟也有著逐步瓦解的趨勢，但是就這種趨勢的進程來看，中國顯然是要慢於日本，而這也決定著兩國在對待變法運動上的思想觀念差異。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基本由城市延伸到農村再遍佈全國，當時的日本僅手工工廠就高達400餘家，這一批人渴望通過變法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營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就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到：“人們的觀念和概念是隨著人們生活條件、社會關係和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

隨著日本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許多富有學識的武士走上了資本主義革命道路，同時，這場運動也逐漸得到了商業資產階級的支持和農民的參與。在此情形之下，“倒幕”成為大勢，變法取得成功也是意料之中。

相比之下的中國，當時在資本主義經濟方面雖然也頗有成就，但是其發展狀況卻呈現出了規模小且不平衡的劣勢。

比如在1895至1900年之間，當時民辦廠礦僅有68家，農產品的商業化也僅侷限於東南沿海等被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化的地區。再者，除了資本主義經濟先天不足之外，其後天發展也受到了官方的打壓，當時的清廷統治者們仍然秉持著“農本商末”的落後思想觀念，對於民間商品經濟和工商業的發展進行了大規模的限制，這無疑使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舉步維艱。

維新派人士雖然意識到了這點，同時也進行了相應的宣傳鼓舞工作，但這些似乎僅限於上層知識分子，這些思想宣傳沒有且很難吸收佔全國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階層，即維新思想沒有得到廣大社會階層的認同。這也決定了此場運動的性質僅僅只是一場士大夫階層為主的愛國救亡運動。在沒有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之下是不可能取得成功。

結語:

中日兩國在相似時代遭遇鉅變，且都採取了相應的應對措施。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和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絕非偶然，而是由其內部和外部的歷史條件以及多種複雜因素所致。

舊時樓臺月

當時中日兩國國情有很多的不同，我們對比可以得出各有根據、合乎邏輯的原因，但歸根結底我認為還是毛澤東主席說的話“槍桿子裡出政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動嘴皮是幹不成事的。

先看日本明治維新，雖然名為“維新”好像是改革，但其實質卻與“革命”無異

維新派通過多年在幕府勢力薄弱的西南諸藩暗中生更發芽，積蓄實力，招攬、培養維新志士，以此為基礎建立起強大的維新軍隊，通過4年的倒幕戰爭才用鮮血最終建立起明治政府奪取了日本最高統治權。

日本的維新能夠成功也是是建立在擁有當時日本國內最強大且忠於新政府的軍隊基礎之上，依靠強大的軍力使所有反對者在維新政策頒佈之時只能仰起鼻息、噤若寒蟬。膽敢反抗者即刻強力鎮壓，因此明治維新也獲得了“鐵血改革”之名。

反觀戊戌變法維新派只管辦報製造輿論，聚眾上書，然後將維新的全部希望寄託於一個並無實權的封建皇帝身上，以皇帝之名，以忠君大義來希望封建勢力中實權派也是既得利益者，能夠起來自掘墳墓，（這裡說的是袁世凱之流）豈不可笑

當變法遇到保守勢力反撲的時候，維新派所有的計謀都無濟於事。畢竟在絕對的實力面前，所有的謀略都不堪一擊。

所以說中國的戊戌變法就如同無根之木一樣，當遇到強風之時必然一吹就倒。無關其他。

歷史小知

自古以來，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不管是亞洲還是歐洲，只要是改革或者是變法，它們的推動者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因為這樣的行為觸動的是統治階級的根本制度以及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

試想一下有哪個統治者會允許別人來搶奪自己的勝利果實？縱觀中外歷史，關於改革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也有成功的，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這個國家就是在明治維新之後國力迅速增長，逐漸成為亞洲地區的強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稱霸東亞以及整個亞洲。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也不乏有改革者、維新者、變法者，但大多數都以失敗而告終。當然，我們不能把失敗的原因簡單的歸咎於推動者，

因為每個國家的國家體制和具體國情是不一樣的，不能一概而論。那麼同樣是改革，為什麼日本的明治維新會成功，而中國的戊戌變法會失敗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一、封建統治基層的態度至關重要

當歐洲爆發工業革命，很多國家已經進入工業化時代並開始大規模向外擴張的時候，亞洲大部分國家還處在落後的封建王朝階段，思想保守、閉關鎖國導致從上到下的腐朽思想主導著人們。尤其是中國清王朝的統治者還自我陶醉在天朝上國、萬邦來朝的美好幻境之中。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經今非昔比！

當八國聯軍憑藉著堅船利炮打進了中國並所欲為的時候，清朝統治者才如夢初醒，慌亂之下沒有任何辦法。不得已依靠改革派、維新派甚至變法派。但說實話無論是哪一派從清王朝統治者的內心深處來說，他們都是極其不情願的，要說改革可以改，維新也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也沒有問題，但這只是表面機械的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沒有從根本上對國家制度體系形成改變，只要不改變國家根本制度體系，靠單純的學習先進技術是無法實現國家的強盛的。

這一點我們從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滅可以得出結論！

所以，戊戌變法僅僅是在光緒皇帝的支持和授意下發動的，而清王朝真正的掌權者慈禧打心眼裡是不同意的，因為這些變法措施已經有一些條款觸動到了清王朝統治的根本制度和底線，是慈禧太后無法接受的。所以，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其實最後是被慈禧太后消滅的，戊戌六君子最後被菜市口問斬時，用的都是鈍刀，可見慈禧對他們的痛恨程度有多麼的強烈！

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就不一樣了，日本這個國家最高的統治者是天皇，天皇就，就是一切權力的最高擁有者，天皇的命令是不可以違抗的，明治維新正是得到了天皇的許可才開始實施的，而且態度非常堅決，為了維新天皇節衣縮食，甚至連自己的老師都殺掉了，有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和推動，維新活動不成功也難。

二、國民意識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要改革要變法，除了改革者的推動、統治者的支持還需要國民的理解和協助，這些條件缺一不可，舉一個例子：在戊戌變法時期，有一位廣東籍的商人通過在外打拼積累了一些財富，回國後在自己的家鄉開辦了一個工廠，並招聘了一批女工，但是卻引來了種種非議，有人說他有傷風化，還有同行惡意中傷陷害他。當地的官府還時不時的來敲詐勒索，慢慢的他不堪重負只能關門大吉繼續遠走他鄉。由此可見當時變法所面臨的環境是有多麼的差。

我是文史墨客，不當之處，請多指教，期待與您的交流！

文史墨客

一個國家崛起，從上到下都是人才英才。明治一個本來打醬油的小夥子，一場倒幕運動登上了權力巔峰，沒有太后垂簾，連議會也聽他的。為了發展海軍，發行五千萬公債，鎮遠當初的造價不過一百五十萬，五千萬可以發展出什麼樣的艦隊。天皇和皇后一起減衣縮食，許多少女去賣淫把賺的皮肉錢購買公債為榮。手下有伊藤博文，海軍有伊東祐亨，東鄉平八郎，陸軍有兒玉緣太郎，山縣有朋，乃木希典，無一不是當時俊傑。

一個國家沒落，從上到下都是庸才蠢才。光緒的皇位就是撿來的，上有太后下有皇室成員，幹什麼都有幾十雙眼睛盯著。五千萬清庭也有，不過去蓋了頤和園。手下有翁同龢，康有為，一個是老邁昏庸，一個是江湖騙子，所有大臣都是利字當頭，自己先拿夠了才考慮國家。滿清末年清庭無論文臣武將竟舉不出一個像樣的人物。

其實清庭是有機會的，1874年樺山資記連軍艦都沒有，租了商船帶領一千六百人就敢入侵臺灣，屠殺了牡丹社原住民，當時滿清好歹有海軍有馬尾造船廠，分分鐘不一定滅了日本樺山那幾個人一定回不去。李鴻章信奉釁不我開，放過了還丟了琉球。1882年清庭有鎮遠定遠，都是七千多噸，日本只有四千噸的松島，朝鮮內亂同時出兵，李鴻章還是釁不我開，放過了，承認了日本對朝鮮和中國一樣的地位。1889年長崎事件，全國一致主張對日用兵，清庭又增加了寧遠平遠四艘四千噸戰艦，李鴻章又是釁不我開，如果李鴻章點頭從此沒有聯合艦隊。三次機會被放過，1895年朝鮮又內亂，中日又同時出兵，這次日本已經準備好了，釁由他開，北洋水師被全殲，從此在我們頭上拉了五十年屎，這一切拜李鴻章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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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部分答主的答案 很多人都忽視了日本明治維新成功是建立在長薩土肥四藩變法經驗前提 中國戊戌變法是建立在否定地方變法洋務運動前提

一個簡單事實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推動著來自德川幕府末期改革成功的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藩的人；而中國戊戌變法的推動著卻不是有著地方改革經驗的洋務運動派，而是毫無政務經驗的康有為等書生派。

對比日本明治維新三傑和中國戊戌變法康梁等人

日本維新三傑：

1、大久保利通，薩摩藩下級武士家庭出身，1846年從薩摩藩的書役助開始，到掌握薩摩藩實權；

2、西鄉隆盛，同樣是薩摩藩武士出身，是大久保利通從小的好友，二人都因為不同原因不能習武而習文，1844年擔任薩摩藩的書役助；

3、木戶孝允，長州藩武士出身，擔任練兵館塾頭（教練），後掌控長州藩。

維新三傑共同的基本的就是：武士家庭出身，從小職位做起，最終控制藩國。

中國戊戌變法康梁等人，和日本維新三傑相比，缺乏的就是處理實務的執政經驗。從無處理實務的書生，突然成為了規劃天下的大師，更多的是紙上談兵。

由齊彬於1852年建立的集成館工業區，位於現鹿兒島市磯地區。旁邊為外國工程師建立的異人館（攝於1872年）

被人忽視的日本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藩地方改革經驗

長州藩:

1、1854年、木允孝戶以江川龍英隨從身份上船參觀來訪的美國海軍培裡的艦隊，開始了木戶孝允打造長州西方式軍隊的想法，只是提出的出國留學法案因為德川幕府不準出國而被否決；

2、1862年，木允孝戶等開始掌握長州藩，以松陰的航海雄略論為基礎制訂開國攘夷政策；

3、1863年5月8日，木允孝戶主政的長州藩開始秘密派遣留學生到英國留學，即著名的長州五傑（（井上馨（聞多）、伊藤博文（俊輔）、山尾庸三、井上勝、遠藤謹助）。

長州藩在木戶孝雲的西式練兵理念，成為了明治維新中西式軍隊，也是日本明治維新實行徵兵制的力量，長州藩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掌握著日本陸軍。長州藩奇兵隊是明治維新時的著名部隊。

薩摩藩

1、和長州藩是有木戶孝允等開明派推動不同，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是推動藩國改革的助力人：

因為大清鴉片戰爭失敗的震動，島津齊彬在即位之初就開始了他的藩國改革：

在鹿兒島建設以造船、冶煉、紡織、軍工、玻璃製造為中心的西方工廠群建設；

庇護從美國歸國而被幕府捉拿的中濱萬次郎教授藩士造船法，在1854年建造成功日本第一艘西式帆船昇平丸；

成立以西方思想、技術、文化為主的蘭學開成所；

提拔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才；

1857年9月17日，用西方進口的銀版攝影法照相機拍攝了自己的第一張個人照片。

2、島津齊彬在1858年急病死後，薩摩藩落入島津久光、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大臣手中，繼續進行改革。

1857年9月17日島津齊彬所拍攝的個人照

土佐藩

土佐藩和薩摩藩一樣，都是藩主推動進行藩國改革。15代藩主山內豐信（即山內容堂）任用吉田東洋進行強勢的藩政改革，如西洋軍備、強化海防、財政改革、改革身份制度、濟農倉等。

在吉田東洋被刺殺後，重掌藩主之位的山內容堂重用吉田東亞門下的後藤象二郎（藩士）、幹退助（之後改名為板垣退助）（藩士）、巖崎彌太郎（浪人、三菱財閥創辦人）等人繼續改革。

肥前藩，因為靠近荷蘭商館，因此在幕府末期積極發展西洋工業：

1849年，日本第一所制鐵工場落成；

1855年，長崎海軍傳習所建成。

長州五傑

綜述

日本幕府後期的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藩進行富有成效的地方改革，其實和1861年開始的本質是地方改革洋務運動基本一致，都是為了富國強兵：

長州藩木允孝戶等確立的尊國攘夷，和洋務派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本質是一樣的。

不同的是：日本四藩改革是在中央幕府不同意下自行進行的改革，洋務運動是得到咸豐帝、兩宮太后、同治帝、光緒帝同意進行的改革。

1895年的甲午戰爭戰敗並不可怕，如果由有地方改革經驗的洋務派進入中央（軍機處）進行制度性改革，大清不至於出現戊戌變法這種弄得雞飛狗跳、沒有規劃、急功近利的所謂改革。

康梁等才改革3個月，就想著刺殺慈禧——試問慈禧死後，大清還能出於穩定的格局下嗎？沒有穩定的局面，還能進行改革嗎？

1895年若是由李鴻章、張之洞、沈葆楨、劉坤一等人擔任軍機處大臣並主持進行類似戊戌變法的改革，成功的機率會比康梁進行戊戌變法高多少呢？大家思考一下！

甲午戰敗本應是洋務運動轉為制度改革的轉折點，卻因戊戌變法成為了否定點。這是一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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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哨聲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個變法的共同點，日本的明治維新源於當年比較知名的黑船事件，讓當時的日本意識到了自己和世界的脫軌以及西洋科技的先進，從那之後日本全國便開始停止閉關鎖國，開始改變國家制度，引進工業化迅速崛起。

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則是源於甲午海戰失敗，清朝政府迫於無奈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土求和之後。當時清朝上下怎麼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會敗給曾經一直臣服於自己的日本國。所以當時清朝統治者和各級官僚痛定思痛，決定效仿日本進行變法圖強。

而兩國變法的結果之所以不一樣，因為兩個變法之間還是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

第一，改革時的國情不同。

日本當時屬於幕府時代，通俗的來講有點像三國時期的曹操統治天下。幕府雖然說只是天皇手下的一個大將，但是手裡卻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利，而天皇卻是一個傀儡。

當時日本屬於軍閥混戰，亂自割據的時代。日本國雖小，但是在小小日本卻有將近300個藩王國。通俗的來講，統治者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不可以約束整個國家的活動。

▲ 日本幕府時代

與之相對比的清朝，雖然說當時國家淪為了半殖民半封建主義社會，但是清朝的統治還相對穩固，清朝也有一套比較完整的統治體系。老百姓雖然有反抗之舉，但是都被清朝軍隊給鎮壓了，因此中國屬於一個比較相對統一的狀況。

也就是說，當時中國清朝真正的統治者，對於國家整體的活動有著較高的約束力。當時如果徹底的變法，肯定會觸動統治者的利益，所以戊戌變法是在統治者的允許範圍內才進行的。

這也說明了，戊戌變法，其更大的目的，還是為了維護清朝統治者的封建殖民統治，在改革廣度以及深度上，肯定有眾多制約，不能觸及根本。

其二，統治者的態度有所不同。

日本在幕府時代雖說有天皇，但是實際上天皇就是像漢獻帝一樣的傀儡皇帝，根本沒有任何的實權。

當時由於日本極度分裂，所以並沒有一個實際的統治體系，導致日本的各階級不容易被封閉思想，而更容易比清朝各階級接觸一些先進的思想，從而可以更全面的西歐各國的先進技術，隨之明白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差距。

人們的思想得到啟蒙變革之後，便發動了推倒幕府的運動，並且讓沒有實權的天皇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權體制。如此的一個變法，讓已經沒權的天皇重新擁有權利，那麼天皇對於這個變法自然支持。

與之相對比的清朝則是有所不同，清朝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封建統治體系，如果要真是變革的話，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雖然當時統治集團裡面有人願意變法圖強，但是不代表大家都願意放棄自己的利益，君主立憲等制度更是難以被守舊派接受。

若是一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很難統一起來支持變法的話，那麼自然也就少了一定的號召力。就算想要變法，也要在這些統治者的權利指導之下進行變法。而且在變法過程中會讓一些人的利益互相矛盾，你爭我鬥之間就會消耗很多力量，從而難以維持變法。

▲ 晚清八旗子弟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戊戌變法的內容有點太過於空洞，很多舉措很難落實到實際，就算統治者願意真正落實，到民間的時候也可能會遭到百姓傳統思想的排斥。比如當初的變法裡有一條就是要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英國和俄羅斯，從而換取金錢支持國家運營。而這樣的一個提案，也自然遭到了諸多統治派的反對。

因此筆者認為正是因為以上幾點原因，所以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失敗了。

海佑講史

為什麼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了，中國的戊戌變法失敗了？

原因很簡單，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種從下而上的體制重組，而中國的戊戌變法是一場上層部分勢力搞的體制改良。

以日本倒幕的第一大主力薩摩藩為例。

鴉片戰爭爆發前的70年，1770年，薩摩藩藩主島津重豪開始準備藩校建設計劃。1771年，重豪批准於藩城鹿兒島二之丸外徵地3400坪。用作藩校建設。同年開工興建宣成殿（孔廟）。隨後興建講堂，學舍，文庫等設施。其建築式樣和設施完全仿照幕府的湯島聖堂和昌平坂學問所。1773年，藩校初步完工，定名為造士館。初代教頭是島津重豪在江戶時結識的。名學者荻生徂萊門下高徒山本正誼。同年島津重豪下令為造士館加徵地4139坪，用以蓋綜合性演武場。但是島津重豪仍不滿足。1773年，重豪下令設立醫學館（又名醫學院）以研究中醫學，同時還在藩內的開設了“吉野藥園”作為醫學館的附屬。還仿照江戶的醫學館制訂了《學規八略》這種教育規範。醫學館設立是薩摩藩醫學教育之始。醫學館招生不問身份。即便是町人也可以入館學習。首次在薩摩藩打破了封建的身份門第限制。但是島津重豪仍然感到薩摩藩的教育有所不足，於是在1779年設立明時館（後改名為天文館），附屬於造士館下。明時館是薩摩藩藩屬的天文臺和曆法研究機構，後來成為薩摩藩的蘭學（西方科學在日本當時稱之為荷蘭學，簡稱蘭學）研究機構。明時館自成立後專注於曆法方面的事物，後來還編撰出來一部《薩摩歷》出來。因為受到西方的影響，重豪在佐多村又開設了“佐多藥園”為藩屬的植物園。嘗試培育熱帶作物，成功的將龍眼介紹進了日本。這一系列的教育設施的設立創設了中世到近代薩摩藩的教育體系。

造士館自成立起就注重文武兼修，並配有相關的演武館。後來還引入蘭學，這使得薩摩藩士的整體素質有了質的提升。明治維新時期所有的薩摩出身的維新志士。乃至日後大正時期的薩摩藩出身者，早年基本全部都在造士館學習過。造士館的高材生包括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東鄉平八郎，伊地知正治，松方正義，川村純義，大山嚴等等。這個名單足以說明造士館在日本歷史上的意義和地位。造士館在明治維新後成為鹿兒島造士館高等中學，後改為日本第七造士館高等中學。後來又衍生出日後的鹿兒島大學。同時，造士館藩校亦為改革準備了人員基礎。

而在鴉片戰爭時期的1842年，薩摩藩任命藩士成田正右衛門（高島秋帆的學生）為藩的槍炮術指導。標誌著薩摩藩正式接納了西洋式槍炮術。1846年薩摩藩模仿佐賀藩成立了“洋式方”和“鑄制方”，開始製造青銅火炮，整飭海防事宜。同時成立製藥館為槍炮提供必要的化學藥品，將以前的對外部門異國方改為軍務局。命令對外國兵制進行研究。

到了1847年，薩摩藩建設了炮術館，負責教授藩士西式槍炮術。薩摩藩的改革動作很快，到了次年薩摩藩進行的軍事演習中進行了總數達千人的洋槍隊進行的射擊演習。同時還進行了約52人的西式馬槍隊演習，還進行了火炮的試射。到了1849年薩摩藩的軍事改革取得很大成績。首先鑄制方成功製造出來合用的槍身和炮身。標誌了薩摩藩的武器製造技術的進步。同時薩摩藩又進行了演習，這一回出動了2400人，基本全部持有當時比較先進的前裝戈貝爾步槍。還有大炮6門。

而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清朝戰敗的消息傳入日本後大大震動了一大批日本人。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可以說是這些人中受震動最深的一個。偌大的清朝居然不堪西方一擊，這事實讓齊彬極受震撼。特別是在1842年齊彬從荷蘭商人手中購入一本《中國鴉片戰爭始末見聞錄》（清國阿片戦爭始末に関する聞書）後，閱畢此書的齊彬認識到了西方的強大。從而產生了危機意識。齊彬認識到，西方叩開中國大門後，下一個目標必是日本。而作為日本最西的藩國，薩摩藩也必然會成為日本最先受衝擊的藩國。這個想法讓齊彬產生了開國的想法。因為不管薩摩藩多麼強大，比起中國來仍然只是滄海一粟。如想抵抗西方的侵略，就必須團結日本全國之力，方有可能能和西方相對抗。為了團結日本對抗西方，一方面必須打破舊有的幕藩體制。使得各藩國不再因祖上出身如何而分三六九等。不再因為親疏的身份而對國政的話語權不同。而是都有權參贊國政。一方面應該打開國門，吸收西方的先進技術為自己所用。這樣日本才有能力對抗西方列強。於是齊彬在江戶時，就跟他的許多好朋友（如阿部正弘）鼓吹“富國強兵、殖產興業”了。還給幕府遞交過建白書，提出幕政改革要實現“第一政通人和，第二強化軍備”（ 第一に人の和、第二に軍事の強化）而且私下還擬定了新的薩摩藩藩政改革的計劃。準備在薩摩藩實行西式改革。現實的情況也驗證了齊彬的想法之正確。

1854年7月，薩摩藩初步完成了西式高爐並進行了第一次試操作，第一次操作進行了三晝夜，投入了志布志，穎娃地區的鐵礦砂和吉田地區（今宮崎縣）的礦石。結果是生產了3600斤（約合2160千克）的鍛鐵。這是日本第一次進行高爐溶礦操作。

1865年4月17日早晨，薩摩藩留學生團19人（15名留學生，4名帶隊）改名換姓，在薩摩藩羽島浦換乘英國船澳大利亞號（オースタライエン號）前往香港，開始了日本第一代留學生的留學生活。

這些日後的維新志士們打破了落後的藩國觀念，而進步到“同為日本人”的近代民族國家觀念。並將這個觀念帶入了日本。這對於以後的明治維新和新日本建設有著非常積極和正面的作用。

對比這些，

當時的中國呢？

知識分子，那些士大夫們都在“之乎者也”，玩什麼八股文和詩詞歌賦，西方的先進工業和科學被視作“奇技淫巧”。

統治階層，滿清貴族在滿足於如何繼續當上等人，靠鐵桿莊稼，當他們的八旗子弟。

至於近代民族國家概念？

你這是保中國不保大清！對於滿清貴族來說，量中華之物力，討好洋大人，就可以繼續當寄生蟲！

幹嘛變法？

是不是傻？

開了民智，讓老百姓有了民族意識，難道讓滿清貴族們回到關外繼續當野人嗎？

簡單一句話，滿清王朝作為一個奴隸主建立的征服者政權，根本沒有近代化的基礎。

冷兵器研究所

世人都喜歡拿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類比，其實二者完全沒有可比性。

第一、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已經經過了長達一百餘年的西方文化傳播和教育，全國各地到處都有學習“蘭學”（荷蘭之學，因為荷蘭是唯一和日本友好往來的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大名（諸侯）中也充斥著“蘭癖”，而且在德川幕府和大量大名的帶領下開始了部分近代化改革。當大清還在和太平天國打生打死的時候，日本已經建立了若干西式學校、近代化工廠，組建了西式軍隊，造出了西式輪船了。明治維新只不過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政治、經濟制度上的深化改革而已。

蘭學的長期傳播在日本形成了改革的社會基礎，培養了主持和從事改革的一大批知識分子，而這些大清都沒有

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就已經取得了超過中國洋務運動的改革成就，幕府軍隊的西化程度就已經遠遠超過30年後的北洋淮軍

而戊戌變法是在甲午戰爭失敗的推動下，知識分子階層一次爆發性的激進行為，官府也好，民間也好，反對變法的都大有人在。瞭解西方文化知識的人也非常少，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不過是少數軍隊和工廠中的一些軍官和職員，而他們偏偏完全沒有參與到戊戌變法中。

第二、明治政府是在推翻幕府基礎上建立的一個全新的政府，原有機構全部推倒，按照西方國家體制重建。各級官員都是精通“蘭學”的知識分子，相當一部分還出國留學過，他們對西方的瞭解，是真的瞭解，所以他們的改革措施，也是有針對性的。同時，這些官員都有在幕府或大名中多年的任職經歷，管理經驗豐富。

主持明治維新的大久保利通之前是薩摩藩的重臣，曾經到歐美各國巡訪

大久保利通的繼任者伊藤博文，少年學習蘭學，青年留學英國，在長州藩任職

而戊戌變法完全不同，作為決策者的光緒帝本身既不瞭解西方（不久之前，他還是一個崇尚儒學的排外主義者），又行事魯莽急躁，完全不具備一個優秀領導的必需素質。作為策劃者的康有為，並沒有學習過西方文化知識，對西方也是一知半解，倒是一個熱衷於“屠龍術”，期盼借變法名義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文人。作為執行者的譚嗣同等人，也不懂西方文化知識，而且之前全部是白身，沒有任何管理經驗。

戊戌變法的策劃者康有為並不是精通西學的新式知識分子，恰恰相反，他最擅長的是經學，理想是當儒學新聖人，對西學的瞭解非常膚淺

治大國如烹小鮮，涉及到廢舊立新的大事，肯定要循序漸進。光緒帝和維新派卻急於求成，巴不得一下子就改天換地，面目一新，根本不顧改革會損害多少人的既得利益，又該怎麼應對。甚至對支持變法的官僚也不團結，康有為就把原本對其表現出善意的李鴻章、張之洞懟了個遍。

光緒帝生性急於求成，急躁易怒，而且對西學也沒有什麼瞭解，他和康有為的合作，很快產生了自毀型的化學反應，本來支持變法的人大都反對維新了

在僅僅103天的變法期間，光緒帝下達了一大批詔書，其中興辦工商、裁冗官、廢科舉、裁綠營、倡新學、建新軍的內容看似美好，但無錢、無人，大多數無法實行，少數能實行的無法馬上讓人得到實惠，傷及利益的人卻遍佈朝野。而面對群情洶洶，維新派的打算居然是企圖搞兵變。

維新派的做法，一是直接威脅到廣大官員和數十萬綠營的飯碗，二是斷了眾多讀書人的前途，三是損害了政治手腕嫻熟、長期執政很有威信的慈禧太后的利益，四是不團結本來支持維新而又有權力的文武大員。安得不敗？

海軍史研究會員

身在鬧市，心向青山

工業文明是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之上產生的，但完成這一突破的卻是在亞歐大陸的西北一隅——孤懸海外的英國，時間是公元18世紀中後期。

工業文明一誕生，便迅速衝擊了全球的農耕世界。

但並非所有的國家都能一下子明白蒸汽機——工業時代的到來，包括與英國一樣的歐洲列強們。

英國工業文明對亞洲的衝擊並不算晚，當時的亞洲自西向東主要由土耳其（奧斯曼帝國）、伊朗（薩非波斯）、印度（莫臥兒帝國）、中國（清朝）、日本等組成。

與歐洲列強不同，亞洲的諸帝國皆是歷史悠久的政權，面對歐洲列強的強勢崛起，伊斯蘭世界三大帝國——奧斯曼、波斯、莫臥兒帝國面對工業化衝擊的反應，其實是與清朝無異，清朝的失敗並非個案，與清朝時的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相比，奧斯曼土耳其被稱為“西亞病夫”，而波斯和印度則直接變成了殖民地。

清政府時期中國的反應和由此導致的華夏文明的苦難我們都很清楚——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再到百日維新；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再到八國聯軍。

但洋務派重在建立新軍，維新派重在建立新政，均沒有觸及傳統的農本經濟，這與奧斯曼帝國的數次是改革一樣的，近代的世界各國若不能進入工業時代者，註定只能被淘汰。

3、19世紀的亞洲，唯有日本找到了改變自身歷史的途徑。

日本，其本身在世界史上原本是無足輕重的，但其在公元19世紀完成工業化，進入世界列強行列，改變了這一切。

最初對待歐洲列強的入侵，日本和中國的反應並無二致，中國閉關鎖國，日本也閉關鎖國，但英國在鴉片戰爭紅擊敗中國，極大的震撼了日本。

公元1853年，美國軍艦闖入日本，之後日本先後與美國、英國、法國、荷蘭、俄國紛紛簽訂了一系列通商條約，其性質與中國在鴉片戰爭後簽訂的條約也沒有什麼不同——開立港口、列強擁有治外法權等等。

當時的日本，與中國一樣，也都是農本社會，轉折點在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的開始時間是公元1868年，而我國的洋務運動開始於公元1861年，比日本還早了七年。

與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想建立新軍不同，明治維新的改革更為全面。

政治上使日本建立了君主立憲制，軍事上學習歐美技術，文化上大力發展西化教育，但最主要的是改變了經濟體制：

• 廢除各藩領地所有制，領主從此無權向農民徵收年貢。
  

• 承認土地私有，廢除了士、民、工、商的的身份制度
  

• 農民有利用土地選種作物的自由，同時可以自由遷徙，也有棄農選擇其他職業的自由
  

• 改革土地稅，稅率一律為地價的3%，以貨幣繳納。
  

以上這些改革，在清朝末年和民國時期的中國是不可想象的。

通過明治維新，土地和勞動力的使用從傳統的體制下解放出來，農民遷徙和擇業自由適應了新興工業的需求，而以貨幣繳稅，使自然經濟迅速破壞。

也就是說，通過改革，日本傳統的農本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而農本經濟的改變完成了工業化時代所需的條件。

從根本上說，日本實現工業化的過程其實與德國、俄國是一個路數。

因此，不是中國的改革失敗了，而是整個亞洲只有日本成功了。

中國是農業文明的典範，在人類誕生的各個文明之中，只有中國是真正的大一統，只有中國能夠一直在一個統一的政權下農耕，農耕時代對世界貢獻最大的無疑也是中國。

“天朝上國”原本是事實，並非一直是迷夢。

正因為如此，中國在西方衝擊下反應遲鈍，“船大難掉頭”，想改變偌大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實非易事！

心向青山

為什麼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的戉戌變法失敗了呢？
這是因為，第一，中國朝野的保守勢力的力量過於強大。以廣東籍著名的商人陳啟沅的遭遇為例。這個含辛茹苦在外打拼的商人，回國後在他的家鄉，今天的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開辦了繼昌隆繅絲廠。這一下他簡直是捅了馬蜂窩，由於他的工廠僱傭了不少女工，在保守閉塞的鄉間引起了非議：“有傷風化。”而那些從事手工業繅絲的人們，更是對陳啟沅恨之入骨，種種流言蜚語滿天飛。而貪婪的官府，也少不了對陳啟沅的敞詐勒索。最後，陳啟沅的繼昌隆繅絲廠，終於在朝野保守勢力的擠壓排斥下宣告破產。陳啟沅和他的繼昌隆繅絲廠的遭遇，其實也就是晚清中國改革事業的遭遇。

關鍵字: 國度 明治維新 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