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的实质——明蒙贡市贸易的需求

引言

电视剧《大明风华》的下半部分实际上是围绕土木之变这一历史事件所展开的,剧中将朱祁镇征伐蒙古的原因描述为为国舅爷张克俭报仇,以宣扬大明国威。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事件发生的根源与影视剧描述的相去甚远。无独有偶,在

土木之变之后的整整一百年,又发生了俺答汗入侵北京的庚戌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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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风华》剧照


在这两场相隔百年的事件中,蒙古军队均兵临城下,大明王朝仓促应敌。无论是土木之变还是庚戌之变,都曾使明王朝面临着覆亡的危险。事件的最终结局都是蒙古人退出了长城,双方恢复和平关系。当我们把这两次战争放在一起审视的时候, 就会发现二者无不与明蒙双方的经济贸易交流紧紧联系在一起。两次事件的发生都绕不开一个共同的主题:明蒙贡市贸易,不同的是“土木之变”的发生正值明蒙贡市贸易发展的高峰期,而“庚戌之变”则发生在明蒙贡市贸易的低谷时期。让我们拨开事件背后的迷雾,重新梳理和探究历史背后的真相。

一、明蒙双方经济贸易联系的中断导致了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的爆发

明朝与蒙古的贡市贸易由来已久,成祖永乐七年,瓦刺三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接受明廷册封,称瓦刺三王;十一年,鞑靼阿鲁台接受明廷册封。蒙古各部归顺朝廷后,双方朝贡往来不绝。明廷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的朝贡制度和与之匹配的管理体系,明蒙朝贡体制正式建立。 自明成祖始设朝贡这一制度后, 双方的贸易交流就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 对蒙古来说, 以游牧经济为主,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他们不得不依赖中原的粮食和手工业品; 而对明朝来说,主要从事的是农耕经济,因此对蒙古良马及其他牲畜也非常需要。明蒙双方天然的分工交换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不能被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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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末年明蒙形势图


也先继位后,随着政治力量的加强及经济的发展,对中原粮食和日用品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为了取得内地更多产品,也先凭借其威势不断增加并打破了永乐时期制定的次数限制,频率增多。明蒙朝贡体制发展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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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影视形象


英宗时,正值明蒙朝贡体制发展的高峰期。土木之变前蒙古来朝共三十七次,最少时一年来朝一次,最多时一年来朝五次;其中最多一次使团人数达到2472人,贡马4172匹。最多一次进献兽皮146200张。每次蒙古来使,明廷都给予热情款待,其中有记录的赐宴三十二次,册封使臣约200人,赏赉丝织品、彩币、金银宝石、首饰、器皿、书籍无算。频繁的使臣往来和不断扩大的贸易活动. 使双方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与蒙古的出发点所不同的是,明朝只是把双方的互市贸易作为羁縻蒙古的一种手段, 因此这种贸易的发展必然是有限的。明朝曾三今五申地要也先减少使臣人数和缩小蒙、 汉人民交易的范围, 尤其是对铜铁等金属物资, 严禁交易。 但是明廷的限定并没有奏效。后来,明政府在互市贸易中采取欺骗和刁难的卑劣手段,不仅以劣质品进行敷衍,而且还不择手段地暗中将交换蒙古马匹所用的绸缎“一匹剪为两匹”,引起也先的强烈不满,双方关系急剧恶化。

这样当蒙古与明朝的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 当双方的和平贸易一旦毁灭,战争也就爆发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派三千使臣到明朝,太监王振借口蒙古虚报人数,单方面大幅度削减马价并扣留使臣。七月, 也先便以迎娶明朝公主未被答应为借口, 挑起了对明朝的战争, 随后明英宗在王振等人的怂恿下,仓促御驾亲征,妄图重新先祖永乐五征蒙古的荣光,可惜在土木堡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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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御驾亲征


从目的上来看,也先率先挑起战争并最后携英宗兵临北京城下,其目的并非是为了推翻明朝,事实也先的势力远还没有达到推翻明朝的程度。在也先本人看来:入侵明朝,“纵不得其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可见,也先原本无推翻明朝的奢望, 他只是通过“多所剽掠” 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要,以抗议明朝中断贸易的政策。

与土木之变比较,庚戌之变的目的则更加明显。从天顺起,瓦刺势衰,鞑靼重新崛起,蒙古内部再次陷入纷争。虽然蒙古此时也有孛来、毛里孩等“雄视诸部”,但其实力已不能与也先时期相提并论。虽有来朝,但日期不定,往来次数、频率均大不如前。成化一朝,蒙古使臣仅来朝16次,请官4次。弘治期间,蒙古来朝11次,请官4次。

弘治年间,双方互市贸易中断,此后双方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从武宗时期到庚戌之变爆发之前,双方的朝贡停滞约半个世纪。

这期间双方一直以兵戎相见为主,各有所失。战争连绵不断,给明、蒙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对于蒙古,互市的关闭使得日用物资十分匮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双方之间的联系迫切地需要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俺答汗决定向明朝求贡。

从嘉靖十三年(1534年)起,俺答就向明朝发起强烈的求贡攻势。“四月,俺答挟众求贡”。但明朝疑虑重重,未有答复。经过近十年的战争,嘉靖二十年(1541年)七月,俺答正式遣使至大同阳和塞求贡,并对明朝“令边民垦出塞中, 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的要求做出保证。但是以明世宗为首的一些顽固分子仍认为“虏情多诈”,“其请贡不可信”,“巡抚史道以闻诏却之。”不仅拒绝通贡,而且扣留使臣肯切。次年五月,俺答再次派遣使者石天爵及肯切至大同镇边堡恳切求贡,明廷不审是非,竟“磔天爵于市”。 嘉靖二十五(1545)年五月 ,俺答又遣使堡儿塞等三人至大同左卫求贡,被大同总兵官巡边家丁董宝等人杀害。当年七月,俺答四次求贡,嘉靖仍然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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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嘉靖


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俺答五次求贡,嘉靖坚决拒绝,并言违者处以重典。两军对峙,不斩来使。屡次求贡遭到拒绝后,嘉靖二十八年(1549),俺答大兵压境,给明廷下了最后通牒,“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后复入过关,抢京辅。”

明廷获悉后,仍视此为“诡言”,毫不理睬。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 ,俺答率大军攻人长城,直逼京城,掀起了对明朝大规模的战争,史称“庚戌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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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之变


由此可知,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的爆发与明蒙双方的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这两次战争战前之具体状况不尽相同,但是明政府一意破坏和割断双方经济联系的做法,促使也先和俺答汗选择了通过武力打开同明朝进行贸易的大门的方式。

二、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的实质是围绕着双方经济交流展开

明蒙之间贸易联系的中断使得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应时爆发, 同样双方之间内在的经济需求也左右了整个战局。 也先和俺答汗的军队尽管一再获胜,但他们都没有乘胜攻人北京一举推翻明朝,而是抓住胜利的有利时机,积极推动双方和平贡市贸易的发展。

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率领蒙古军队兵分四路直逼明朝边境, 明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蒙古军队一路南下,掳掠了大量的人、畜。八月,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全军覆没,兵败被俘,马骡20余万尽为也先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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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战


也先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致使明廷上下一片混乱。“时京师劲甲精卒皆没,所余疲卒不及10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乃至“群臣聚哭于朝”。此时,也先只是热衷于收拾战利品,“所获盔甲器械金银锦缎牛羊骡马等物数十万”;当他确知俘获英宗本人时,由宣府撤退到大同城下,屯兵两天,索取了大量的金银彩缎 便返回游牧区。 由此可知,也先根本无心推翻明王朝,否则他决不会放弃乘胜进取北京的有利时机。尽管对此后人做过多种分析,但是借助战争来掳掠中原物产以满足蒙古经济发展的需要则无疑是其最主要的目标“也先者非要土地,惟要蟒龙织金彩缎等物”。土木之变的经过充分说明,也先发动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尽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也先没有明确地提出恢复和保持双方的互市关系,但明蒙之间内在的经济需要已深深蕴含于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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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骑兵


同样,庚戌之变也是紧紧围绕着明蒙双方的经济交流开展的。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 ,俺答汗率领蒙古骑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路南下, 八月二十日直达北京,明廷大震。但俺答汗并来派兵攻城,而是放回所掳湖渠马房内官杨增,

“持番书入城求贡”,言“予我币,通我贡, 即解围,不者岁一虏尔郭!”在这种情况,世宗赶紧召集徐阶等人商议,徐阶曰:“今虏驻兵近郊,而我战备一无所有,此事宜权许以款虏。”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一无所措,被迫接受了徐阶的主张,而一心只为求贡的俺答汗在得到明廷的答复后,便立即撤兵。不过,明王朝为此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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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答汗


庚戌之变的经过充分表明,俺答汗发动战争的目的仅仅在于掳掠财物,满足经济需要,进而以武力迫使明朝恢复贡市关系。故俺答汗郎使兵临城下,也仍以求贡为第一要务。并未采取其他军事行动。同土木之变一样,他们共同说明了明蒙之问的经济交流是无法斩断的。

三、 明蒙贡市贸易关系的建立和恢复——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的和平结束

土木之变与庚成之变的结局虽然有所不同,但也先和俺答汗力图保持和恢复明蒙之问友好往来和贡市贸易的努力却获取了应有的回报,尽管其中存在一定波折,但明蒙间经济上的客观需要使得双方的贡市关系最终得以恢复,明蒙双方的战争终以和平宣告结束。

土木之变爆发后,也先从明朝掳掠的财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蒙古人民的生活需要,于是,他决定以“和平友好”大局为重,遣返英宗回京“正位”。十月十九日,也先和脱脱不花汗召集蒙古汗廷大臣聚会,按照蒙古人的礼仪,“杀马缝席”,为英宗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但是,代宗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竭力阻挠英宗返回北京,十局二十七日当也先护送英宗到达北京德胜门后,景帝却拒绝派大臣迎接英宗,也先颇感气愤,遂护驾北归。为了报复明廷,在北归途中也先攻掠了许多边镇,并将部分蒙古军留驻宣府、大同一带进行威胁。之后,也先又几次遣使,要求明廷迎回英宗。他表示:

“朝廷迎使夕来,大驾朝发。”最终使英宗顺利返回北京,从而避免了双方征战不已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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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朱祁镇


遣返英宗之后,也先便同脱脱不花汗向明廷派遣使臣,要求继续保持双方的友好往来和互市关系,明廷也很快予以答复。由于景帝害怕英宗与蒙古私通,里应外台推翻其帝位,只允许保持双方的互市关系,回绝了蒙古提出的互派使臣的要求。事实上景帝暗中却

“数使使贿遗也先,又通(脱脱)不花王,以间之”,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明蒙双方的贡使关系依旧保持着。此后,明蒙双方的贸易联系不仅达到了战前水平,而且有了很大发展。

庚戊之变的结局虽然没有使明蒙之间的贡市关系得以完全恢复, 但也使双方的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双方贡市贸易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俺答汗撤兵后, 明世宗被迫商讨俺答汗通贡互市的要求, 宠臣仇鸾在维护大明天子尊严的基础上,建议与蒙古建立互市关系, 他详细阐述丁当时明蒙边境宣府、大同一带的实际情况及同蒙古进行和平互市的利害关系,得到了世宗及其他大臣的赞同。

不久,互市相继在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堡及延绥、宁夏等地开放。对此,俺答汗甚为高兴,向明廷进谢恩马九匹、番表一通,取回人质虎刺记等四人出边。明廷按例赐俺答大红纻丝膝欗花样衣一表里,全(金)顶大帽一,金带一,脱脱大红纻丝一表里,夷使臣丫头智及人质虎刺记等四人各青绿纻丝一表里。双方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以世宗为首的一些顽固大臣对开马市的城下之盟仍念念不忘。马市原议,明以缎布米麦,交换蒙古牛羊马匹。七月初,当蒙古使臣按照马市原议通知明朝边臣“富者能以马易段,贫者惟有牛羊, 请易菽栗”时,世宗立刻武断“虏变诈,要求不可准”。借此撤使回京,断绝与蒙古的往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世宗又下诏“罢各边马市”,单方面撕毁协议,明蒙双方再度陷入混战。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直到1571年明穆宗时期,俺答封贡,明蒙之间最终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互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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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答封贡


结语:明蒙贡市贸易是维持双方和平相处的纽带,也是当时历史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无论是土木之变,还是庚戌之变,都是围绕着明蒙贡市贸易而展开的。明蒙双方都是因客观经济联系的中断而兵戎相见,都是围绕着双方经济物资的交流而展开战争,如果说“土木之变”中的贡市贸易问题只是蒙古发动事变的一个引子,那么在“庚戌之变”中,贡市贸易问题则是事件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土木之变”是明蒙之间发生的突发事件,那么“庚戌之变”则是由于世宗绝贡而导致的一种必然冲突。两次事件都是由于贡市贸易所引发的流血事件,而不是汉蒙两族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事件都是以互市贸易的实现而最终化干戈为玉帛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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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答封贡后的蒙汉互市交流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正常的经济贸易交流是维系明蒙双方和平交往的纽带,明蒙之间的经济联系是无法斩断的。这不仅是土木之变与庚戍之变之战争实质,而且也是明代中期以后明蒙战争的根本原因所在。

“胡虏叛服不常自古皆然,中国驭之,务得其道,今孛来遣人进贡不过贪图财利而已,容之则喜,却之则怨,怨则必来扰害,莫若且宽待之”。

显然,明蒙贡市贸易作为处理明蒙关系的工具,既是蒙古所需,又被明廷所重视,是双方共同的需要。

明蒙贡市贸易作为双方交往的媒介是当时的最佳选择。中国古代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中央王朝都十分重视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汉代的边郡,唐代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这都是中央王朝在尊重周边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的基础上,所实行的高度区域自治的治理方式。

而明朝统治者与其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朝贡体制也属于这种治理方式之一。蒙古族地处蒙古高原,自然环境的因素,加上游牧文明的特点,使其对农业文明尤为的依赖,故此常常南下扰边。在这种情况下,明廷给予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在明初多次主动进攻难以消灭其势力的现实情况下,实行了以朝贡、互市为主,防御为辅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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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的地图


贡市首先在于贡,是建立在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臣服的基础上的,然后再通过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政治上的封官加爵、文化上的沟通交融进行羁縻统治。这样一方面保证了明中央王朝的政治声望,另一方面又解除了边患之忧,此外还可以通过交换获得中原少有之物。而对于蒙古来讲更是这样,虽然蒙古以强大的铁骑著称,但南下抢掠时常会受到明军攻击,长此以往蒙古也有很大的损失,且抢掠所得多为粮食、人畜,受蒙古上层欢迎的丝织品、铁器等较少,依然满足不了蒙古的内部需求,故而屡次求贡。蒙古在贡市中侧重于经济利益,而明廷则更加注重政治利益,双方各取所需。因此,明蒙贡市贸易的模式在当时来讲,是明蒙双方的共同选择,也是最佳选择。

《明英宗实录》

《明世宗实录》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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