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生活中，一场晚会的成功，离不开主持人的组织，协调和全面把控。
其实，在宋朝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就有了主持人的雏形——“竹竿子”，而到了清朝时期，组织串场的主持人角色和节目又被称为“跳加官”。
直到今天，仍有它的现代意义。
01，“竹竿子”
竹，是我国古代众多的图腾崇拜之一。
在《墨子》中有这样的记载：
“费长房随壶公入山, 公以竹杖与骑, 至家, 以竹杖投葛坡, 印化为龙。”
在古代，很多人都有着灵竹崇拜的心理，在古代，人们认为，竹子能够驱邪，避难，求雨，退兵。所以，巫师们在占卜的时候，都是手执竹子，以示权威。
“竹竿子”，是宋朝时期舞队入场的“主持人”，因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手里面执着一根“竹竿拂子”，所以称为“竹竿子”。
关于“竹竿子”的详细记载，在宋朝时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
十月十二日，天子的寿辰，共有酒“九巡”，而“竹竿子”则是在第四道酒巡的时候出现的。
“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念致语、口号,诸杂剧色打和。再作语，勾合大曲舞。 ”
这里面的竹竿子负责的是报幕，指挥，协调的工作，因为“参军戏”的演员大多口齿伶俐，所以，竹竿子的人选大多也是由参军戏的演员担任的。
在每一场重大晚会之前，参军戏的演员手执竹竿拂子来到大会中间，先给予各位来宾致辞和祝福，大多为骈文，其次，介绍晚会的内容，引导晚会的进程。
到了歌舞表演完毕，“竹竿子”还要负责向各位来宾表示谢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竹竿子的角色也不断的发生着演变，在不同的场合也有着不同的称谓和职责。
比如，在皇宫中，歌舞团称为教坊，一般出现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皇帝举起了第四盏酒的时候，才能出现；
在《宋史·礼志》(志第六十六)中有这样的记载：
“皇帝四举酒，乐工致语。”
“继以诗一章，谓之 ‘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
到了竹竿子上场的时候了，他们就需要做“致语”，说开场晚会的解说词和祝福语用来烘托宴会的气氛。
对于宫廷宴会来说，竹竿子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致辞语不仅需要得体，而且还要根据皇帝的心意来撰写，大文学家苏东坡不仅善于写诗词，还是一个善于写致辞语的“高手”。
比如，在《紫宸殿正旦教坊词致语口号》中，他这样说：
“九霄清跸一声雷，万物欣荣意已开。晓日自随天仗出，春风不待斗杓回。”
不仅押韵，而且朗朗上口，有对北宋繁荣盛世的赞美和对于美好生活的祝愿，这样的串词再配上“竹竿子”的朗诵，台下齐声附和叫好，为宴会增加了更多的气氛。
02，“跳加官”
“竹竿子”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它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这时候的主流串场形式被称作是“跳加官”，不仅风靡于宫廷宴会，也进一步扩大到了民间的婚丧嫁娶和生活礼仪中。
我们经常看的古装清廷戏中，几乎每一场宴会开始，都是锣鼓喧天，载歌载舞。
其实，在正式的演出之前，都需要先表演“跳加官”，它的作用就相当于今天主持人宣布的“今天的晚会正式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戏曲表演之中，也是需要“跳加官”来串场协调的，报幕主持人一般为双人搭档，也可以是一个人的。
登场的主持人一般为男性，头上戴着和官员们相似的乌纱帽，身穿喜庆颜色的袍子，笑容可掬，喜感十足。
手里还拿着报幕的小板笏，供自己审阅，以防忘词。
除了开场的报幕之外，跳加官也常常穿插在宴会的其他时刻。
比如，有身份尊贵的贵宾或者官员到场的时候，班戏都会插播“跳加官”来表示对于贵宾的尊重和欢迎。
同时，不管台子上正在演什么戏，都会暂时停下来，演员们背过身站立，后面的加班登台表演，班主也会同时报幕“某某加官”，来客就会很快知道这次的节目是为自己表演，于是，高兴之余都有封赏。
对于民间而言，“跳加官”的使用范围更广，包括礼仪嫁娶，辟邪纳服，具有很强的仪式性。
如果有人金榜题名或者是荣归故里，跳加官就要去跳双加官，歌颂其父母教子有方，前程似锦；
有人升官调任，当地人也要过去送行，邀请跳加官临别赠言。
比如，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这样记载：
“戏子上来参了堂，磕头下去，打动锣鼓，跳了一出‘加官’，演了一出‘张仙送子’。”
可见，重大的场合中，跳加官的作用还是极其重要的。
不管是“竹竿子”还是“跳加官”，都表现了古人们在娱乐文化生活中的追求。
在倡导礼仪的古代，好的主持人，节目串词不仅是一场宴会和活动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也可以起到愉悦人心，表达美好祝愿的作用。
03，古为今用
在后来的演变中，跳加官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直到了现代主持人的出现。
直到了近年，央视戏曲春晚以及其他的文艺晚会中，对于“跳加官”的形式做了改革和创新，结合新时代的进程，为其赋予了新的寓意。
根据现场观众的氛围，制作出了欣欣向荣富有时代气息的条幅，让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时代气息结合的双重享受。
“竹竿子”和“跳加官”两个词语到了现在虽然鲜有人提及，然而在提倡“古为今用”和“与时俱进”的今天，它们仍然以新的方式方便着人们的文艺生活。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墨子》《宋史·礼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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