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談到明朝的時候，都會對它中後期的“閉關自守”“不思進取”而連連搖頭，甚而認為明朝官吏都是篤行程朱理學，迂腐之極的“榆木腦袋”，對外界的進步漠不關心。而這種不思進取和“夜郎自大”就是中國在各方面（尤其是武器方面）開始落後於西方的根本原因。然而，事實真的是如此麼？

其實，如果細心進行考證，辨析，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事實並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明朝君臣自始自終對於外國的“長技”抱有一種開放、欣賞的態度，併成功的將其“為我所用”，使其轉化成為了“中國長技”。至於明朝中期武器落後於西方，則是另有原因，和文化與士大夫或者程朱理學，關係並不大。

荷蘭蓋倫船

一、明朝中期武器落後於西方的原因

對於明中期以後西方武器的強大，以及明朝武器與其的差距，明朝君臣是有極其強烈的感受的。讓我們看看萬曆中期明朝官員對荷蘭戰艦的記載：

福建總兵朱文達說：“紅夷勇鷙絕倫，戰器事事精利，合閩舟師不足攖其鋒。”巡按御史方元彥認為：“紅番視呂宋為強，而性較呂宋最悍，船以夾板為名，水戰莫之能御。”同安池浴德稱，荷船“十倍戎艘，內格三層，外附鐵板，銅銃金刀，精利甲於被邊”，“我之舟與器皆不及夷，殺之是往遺之禽也”。

要談明朝君臣對西方武器的學習，我們必須先弄清楚一個大的背景：為什麼從明朝中後期開始，中國武器的性能開始落後於西方了呢？

對於這個問題，原因是很簡單且顯而易見的。在過去，很多人都想複雜了，什麼冶煉技術啊，文化啊，程朱理學之類。但筆者認為，答案其實非常簡單：用不到啊。

在宋元時代以及明初期，中華大地上戰亂不斷，烽火連天，各大實力均衡的政權互相對峙，誰也不服誰。這樣的局面，實際上是最有利於武器的發展的。因此，宋代的神臂弓、突火槍，元代的回回炮，明初鄱陽湖上的高大戰船，便成為了那個時代武器大發展的最好見證。

漫長的意大利戰爭（法、西、英、奧斯曼及意大利諸國）1494-1559

然而在此之後，天下一統，海內昇平，明朝周邊沒有了那種可以與之一較高下的，文明程度相近的穩固政權。這樣的局面，自然會造成明朝武器發展的停滯。與之相反，14-17世紀的歐洲，則是烽火連天，戰雲密佈，英法百年戰爭、玫瑰戰爭、法國意大利戰爭、英西戰爭、三十年戰爭……可以說是無日不戰，無年不戰，而這些戰爭，又都是文明程度相等、科技水平類似的國家之間發生的。就是這樣的背景，才造成了西方武器的大競賽、大發展。

那麼，等到西方人終於來到中國海岸，中國的安全開始受到實質性威脅的時候，明朝官員又是做何反應的呢？

二、明朝官員對西方武器迅速的吸收、學習

明朝對西洋火器的研究和防制，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514年，第一位葡萄牙人喬治——阿爾瓦雷斯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並樹上了一塊代表葡萄牙王室的“界碑”。僅僅7年之後，廣東白沙巡檢何儒便發現了葡萄牙武器的先進性。為此，他招降葡萄牙船隊中的中國工匠楊三和戴明等人，得到製造蜈蚣船銃的方法，“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於是： “中國之有佛郎機諸火器，蓋自儒始也”。

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等上疏奏請將廣東所得佛郎機銃法及匠人引入南京，仿造佛郎機火銃。兵部議覆後同意，於是世宗批准從“廣東取匠”“於南京造之”。八年已升為都御史的汪鋐奏稱自己“先在廣東，親見佛郎機銃，致遠克敵，屢奏奇功，請如式製造”。世宗下詔鑄造 300 件，分發各邊應用。此後，明朝官方的兵仗局開始大規模仿製佛郎機銃。二十三年，朝廷仿造西洋火器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允許各邊自行製造，“令山西三關自造”連珠佛郎機炮。

佛郎機炮

由此可見，僅僅在葡萄牙人發現中國的7年之後，明朝便成功仿製了“佛郎機銃”，並迅速推廣開來，其速度，不可謂不快。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萬曆四十七年葡澳政府“曾自一支在澳門附近擱淺的英國船上獲有大炮三十尊”。由於遼東戰局危急，泰昌元年徐光啟等人通過教會關係以及廣東地方政府的協助，籌款購買了澳門葡萄牙殖民當局從英船上所獲火炮中的 4 門。在購炮的同時，徐光啟等人還僱請了10 位懂技術的銃師，試圖對這種先進的英式火炮（即英國加農炮）進行仿製。這些比荷蘭火炮還要先進的英國加農炮還來被稱作“西洋大炮”。

從這三個階段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對西洋先進武器的“反應”是極快的。往往是在這種武器出現在中國沿海僅僅數年之後，明朝官員便開始了對其的仿製。（而且還是沒有打敗仗的情況下，這和清末被打的媽都不認識才想到仿製形成鮮明對比）很明顯，認為明代官員“自大”“迂腐”的偏見就是無稽之談。

紅夷大炮

實際上，明朝官員不僅仿製西洋火器，還對其進行多方面的改造，發展，形成了“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局面，使得火器從“西洋長技”發展為<strong>“中國長技”。

三、明朝官員對西方先進武器的改進

明朝官員對西洋火器的改進，集中體現在他們對“佛郎機”的改進上。以下列舉一下《中國火器史》中提到的弗佛郎機種類：

（1） 戚繼光製造的五種型號的佛郎機。其中“一二三號大佛郎機用作艦炮和城堡的防禦，四號中型佛郎機隨軍機動作戰，五號佛郎機裝備單兵使用。”

（2） 大樣佛郎機，即短粗型火炮。

（3） 中樣佛郎機，“出土實物中，發現刻有‘兵杖局造’‘中樣佛郎機’字樣的五件製品”“銘文的編號表明，至萬曆二年，已經制成中樣佛郎機17114件之多，遠遠超過《大明會典》記載的數字。”

（4） 小樣佛郎機。從銘文判斷，實際製造的小樣佛郎機要遠遠超過了文獻記載的數量。

（5） 馬上佛郎機。根據出土實物編號，製造數量比《大明會典》記載的至少多出6861件以上。此佛郎機“銃身小而輕，便於騎兵使用。”

（6） 佛郎機式流星炮。最大編號頁超過會典記載的製造數量。

（7） 百出佛郎機。

（8） 萬勝佛郎機

（9） 連珠佛郎機

（10） 無敵大將軍炮

（11） 銅發貢

各種樣式的佛郎機

除了佛郎機外，明代新型火銃的研發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其見於文獻記載的就有“掣電銃”（加裝子銃）“鷹揚銃”“旋機翼虎銃”“三長銃”“迅雷銃”（有點像左輪手槍，可一次發射18彈）“震疊銃”“賽貢銃”“連子銃”“一窩蜂”“劍槍”“雙管槍”（前兩者都類似於給槍配上刺刀）“三管槍”“四管槍”“五管槍”“七管槍”“八管槍”“十管槍”“三十六管銃”（構造方法是先製造一個車輪式圓盤，安18根輻條，輻條兩側各安一個火銃，全輪共安36個。輪、銃全重200餘斤，行軍時，一騾駝2輪，並帶發射架一個。發射時，射手轉動車輪，依次輪流發射，射完一輪再射一輪，可連續發射72枚彈丸，大大提高射速）“燧發槍”等。

還有輕型火炮：“虎蹲炮”“旋風炮”“飛蒙炮”“發射爆炸彈的火炮”，大型火炮：“大將軍炮”“威遠炮”“攻戎炮”“千子雷炮”“百字連珠炮”“滅虜炮”等。

由此可見，無論是對西洋先進武器的引進方面，還是在引進後的“再創造”方面，明代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因此，在明代中期，明朝官員紛紛把原引自西方的火器稱之為<strong>“中國長技”：

嘉靖時期的遊擊將軍何良臣指出：“鳥銃出自南夷（指澳門葡萄牙人），今作中華長技，妙在打眼圓中，神在火門急迅，利在藥細子堅，中在腹長照準。”

隆慶二年四月。時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的譚綸上疏稱：“再照禦敵之策，必以其所長攻其所短。今中國長技為敵所甚畏者，無如火器，而火器之利，則又莫有過於鳥嘴銃者。”

萬曆二十七年左都御史溫純等條奏防播之策時提到“多煉火器”，明確而具體地指出“中國長技，惟……大將軍銃、湧珠炮為最。”

趙士禎《神器譜》中的“掣電銃”

總而言之，明代君臣上下對於西方先進科技，並沒有所謂的“華夷偏見”，而是始終採取“為我所用”的態度。這種態度其實不僅體現武器上，柯律格在《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中就提到，明代人對於外國物品總是“不吝激賞”。瑪竇曾評論說：<strong>“中國人有一種天真的脾氣，一旦發現外國貨質量更好，就喜好外來的東西有甚於自己的東西。”我想，這才是明代的中國人，真正對於外來世界，未來文明的態度罷。

1、 謝盛：《開放的先聲：明代“中國長技”概念的形成及其“師夷”特徵》

2、 杜車別：《明冤：毛文龍、袁崇煥與明末中國的歷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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