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為什麼向朝廷建議放棄收復新疆的計劃,難道他不怕落得賣國賊的罵名?

玉薥黍


清同治元年(1862年)位於西北的陝甘地區爆發回民叛亂。叛亂很快向西進一步波及到新疆,與此同時俄國與英國正圍繞新疆及鄰近的中亞地區展開一場地緣大博弈。1864年俄國通過《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隨後俄國開始將侵略觸角伸向帕米爾地區。就在《中俄堪分西北界約記》簽訂這年九月南疆叛軍在久攻疏勒不下的情況下開始與境外勢力勾結,次年初中亞浩罕汗國的軍閥阿古柏在英國支持下以接受南疆叛軍的求援為名率軍侵入新疆。1867年阿古柏在佔領的新疆領土上公然宣佈建立“哲德沙爾汗國”,到了1870年阿古柏勢力又攻佔了烏魯木齊和吐魯番盆地,至此天山南北絕大部分地區已被這個外來入侵者建立的封建專制政權所控制。新疆的動亂給英、俄兩國爭奪新疆提供了機會:俄國試圖阻止英國勢力北上,英國也極力想阻止俄國勢力南下威脅英屬印度,為此雙方競相支持阿古柏政權,試圖通過將阿古柏爭取到自己一方這種方式實現遏制對方的目標。英、俄的介入使本就複雜的新疆局勢更加波譎雲詭。

中國傳統的國防戰略重心是面向北方遊牧民族的,然而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從海上紛至沓來。中國古代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夏、商、周這幾個早期王朝都發源於北方黃河流域,而日後被稱為“魚米之鄉”的江南地區在當時還是山越部族出沒的蠻荒之地。直到三國時期東吳才首次對江南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建設,之後晉代的五胡亂華、唐代的安史之亂、宋代的靖康之變等幾次大的動亂都導致大量中原士民南遷,這一過程使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轉移到南方的長江流域。到了明清時代江南地區已成為朝廷的財賦要地,然而江南在傳統的國防格局中一直是被視為腹地的,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江南地區很少受到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一直不是國防佈局的重點。鴉片戰爭後清王朝吃夠了缺乏海上力量的苦頭:外國列強只需要駕駛幾艘小船架起幾尊大炮就能肆意騷擾帝國的財賦重地。在這種形勢下帝國的國防佈局開始悄然向東南沿海轉移,而阿古柏入侵新疆正是發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由於清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一帶,因此在面對西北邊防危機時就表現得反應遲緩。清政府一開始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場有外國勢力介入的侵略戰爭,只以為不過是當地一次小規模的叛亂,在戰略上並沒引起高度重視。1871年7月俄國趁亂強佔伊犁,這才使清政府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

就在清政府準備組織力量一舉收復新疆時東南海疆再次爆發危機:1871年9月一支由66人組成的琉球國船隊被風暴吹到了臺灣,誤入牡丹社原住民鄉內,由於語言不通引起誤會,最終這些琉球人被原住民圍殺54人,剩下的12人因躲在土民楊友旺家始得保全。這件事本來該是中國和琉球之間的雙邊事務,然而這件事卻招來了日本的干涉。琉球國與朝鮮、越南一樣本是中國的藩屬國,然而公元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日本慶長十四年)日本薩摩藩入侵了琉球,從此開啟了琉球同時向中國和日本稱臣朝貢的“兩屬時期”。在日本看來:既然琉球也向自己稱藩,那麼自己就有權干預這次事件。日本於1874年2月6日出兵攻佔了臺灣。日本此次軍事行動僅僅出兵3000餘人,可駐守臺灣的清軍卻完全抵擋不住日本人的進攻。這一突發事件後來通過外交手段得到了解決,可清朝海防力量的薄弱卻完全暴露無遺。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總是受西洋人的氣,如今連東方的彈丸島國也公然派艦隊竄犯臺灣,而清政府居然派不出像樣的艦隊驅趕,最終以給付50萬兩白銀了事。阿古柏入侵新疆、日本入侵臺灣這兩件事深深刺痛了滿朝文武,於是一場關於國防問題的大辯論拉開了帷幕。

這場大辯論在後世史書中被稱為“海防與塞防大討論”。這時晚清時期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一次嚴肅的大規模討論:幾乎當時所有朝廷重臣、封疆大吏都參與其中。這場討論中最大的爭議就是新疆問題,而這件事後來也成為李鴻章為人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1874年12月10日)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說道:“乾隆年間一統新疆是徒收數千裡之曠野,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為不值”。“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新疆不復於肢體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心腹之大患愈棘“。在這道奏摺的最後李鴻章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西征軍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這道奏摺的大意是說:暫緩出兵新疆,從而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海防建設上面。李鴻章提出了他的理由:一、塞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緊迫,因為北京距離海岸近,而距離新疆遙遠;二、由於沙俄也在新疆建立了勢力,如果出兵新疆很可能和沙俄發生軍事衝突,以清朝當時的國力顯然無法對抗沙俄;三、新疆土地貧瘠,不值得花那麼高的代價急於收復;四、新疆遠離帝國中心,很難長期固守,而且守衛新疆所花費的成本太巨大;五、暫緩出兵收復新疆並不是要放棄新疆,先解決眼下更重要的海防建設,待到日後國力強盛時收復新疆輕而易舉。

李鴻章在最後這條理由中說不是要放棄新疆,而是要優先保衛海疆。有人覺得這是在狡辯,一旦新疆被外人佔據成為現實要想收復談何容易?這麼說的確不假,可反過來說東南海疆一旦被外人佔據要想收復談何容易?日本不就佔領了臺灣50年嗎?由此可見當時中國東南海疆所面臨的戰略壓力絲毫不亞於西北邊疆的戰略壓力。塞防是中國傳統的國防重點,而當時西北邊疆領土的確面臨丟失的危險。然而中國進入近代以來所面臨的威脅是一種綜合性威脅:在範圍和方向上一開始敵人是從海上來的,然後是全面的瓜分危機;在層次上一開始是領土的威脅,然後是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全方位的民族危亡。這時的危機和古代的危機有兩點重大的不同:一是海上來的戰略危機從沒如此強烈;二是中國首次面臨在侵佔領土之外還同時使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侵略手段的敵人。這兩大不同特徵就使當時的中國人在文化心理上面臨一種前所未有的衝擊力量——人們懵懵懂懂的意識到自己面對的以前從沒遇到過的敵人,然而又說不清這些新的敵人和以前的敵人具體有什麼不同,於是只能發出”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變局同樣反映在國防體系上:西北、東南皆為國家領土,不該扶起一方而放棄另一方。然而當西北和東南同時告警時就存在一個國防戰略重心的問題,因為以晚清當時積貧積弱的狀態如果把兵力、財力平均分配用於各地,那麼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任何一地都不具備抵禦外敵入侵的能力。既如此就只有優先選擇一個國防戰略重心進行重點防衛。那麼這個重點如何選擇呢?

海防派與塞防派的矛盾焦點在於如何分配有限的國防經費。19世紀70年代初期清廷年收入約四千數百萬金,而軍費開支幾乎將耗去一半。偏偏這時又正逢內憂外患:捻軍起義、陝甘回亂、新疆事件、日本侵臺......朝廷手中所掌握的資源已極為有限,到底如何配置才能實現安全效益的最大化成為晚清統治集團深感棘手的難題。國防建設的成效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其投資的大小。不同的利益集團都希望以自己為中心來架構新的國防體系。在這點上李鴻章並不會超脫於他自身利益集團的利益,然而這就是李鴻章重視強調海防的全部原因嗎?事實上李鴻章之所以強調海軍海防的重要性是因為他看到了來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脅。事實上李鴻章在國防軍隊建設的大局上和左宗棠並無本質的區別:富國強兵是所有洋務派成員的共同目標,左、李二人也確實都致力於軍隊國防的現代化建設。左宗棠大力創設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證明了他的海防意識,而李鴻章事實上也並非只搞海軍。具體在新疆問題上李鴻章把來自日本的潛在威脅看得比西北邊疆的現實威脅更重,而左宗棠則強調優先解決國家所面臨的現實威脅。為什麼李鴻章會把來自日本的潛在威脅看得如此重呢?


現在有人指責李鴻章出賣國家主權,如果這讓李鴻章知道了可能搞不好會反問一句“啥玩意是主權啊?”其實指責李鴻章出賣主權完全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上的一種現代思維,事實上李鴻章從來就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外交家。李鴻章在本質上仍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他雖然感覺到自己身處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然而他卻說不清這究竟是怎樣一種變局。他作為一箇舊時代的人物可能根本就還不清楚主權究竟是啥,他所從事的外交活動在本質上是為了維護清王朝的利益,他並不具備站在中華民族的高度上看問題的歷史戰略眼光。這從他主張暫緩出兵新疆的理由中可以看出:京城距海疆近而距新疆遠,這也就是說從王朝的核心利益來看海防重於塞防。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那時新疆還沒發現石油等礦物資源,即使發現了也作用不大;相比之下東南沿海是清政府的財賦重地。在李鴻章看來:新疆本身沒什麼財政收入,所以朝廷每年都需要花費巨大的白銀來扶持新疆。如果立即出兵收復新疆,那麼勢必將削弱用於東南海防的經費。這時東南海防也是不得不注重的問題:日本人已入侵過臺灣了,如果削弱東南海防的建設可能會使東南沿海面臨危機。東南沿海是清政府的財賦重地,一旦有失就是滅頂之災。所以李鴻章的主張也不完全只是出於他個人的私心,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有“公心”的,不過他這種“公心”在我們看來仍是私心,因為他強調的是清王朝的利益。這仍是一種傳統的忠君思維,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愛國思維。這也就不難解釋現在網上對他的一些爭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在簽訂《辛丑條約》後吐血身亡。毫無疑問《辛丑條約》是一份喪權辱國的條約,李鴻章也知道只要自己簽下字就註定揹負罵名。本來他完全可以用年老多病為由拒絕出席和談,然而他還是抱病參與和談,難道他是和自己的身體有仇嗎?當然不是,也許他自己並不接受後人對他是賣國賊的指控,因為他所效忠的對象是大清國而不是我們現代意義上理解的中華民族。

相比之下左宗棠則相對更有戰略眼光。左宗棠同樣是傳統文人出身,他同樣也是忠於清王朝,不過相比之下左宗棠已有了一些還不太清晰的主權意識,他也能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上用歷史性的戰略眼光看問題。左宗棠同樣參與了海防與塞防大討論,那麼他提出了怎樣的觀點呢?首先他指出:“時事之宜籌、謨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如果說李鴻章認為應該優先發展海防,那麼左宗棠實際上並沒針鋒相對強調塞防,而是指出國家應該對海防與塞防有統一的歸還,這就體現了全局意識。然而上文不是說過不是不想全局把控,而是當時清廷的軍力、財力客觀上不允許這麼做。這點左宗棠同樣看到了,但他認為既然東南海疆方面日本已然退兵,這也就意味著海防的形勢其實已沒塞防那麼嚴重了,至於以後日本會不會重新威脅中國的海疆需要提高警惕,但現在應該優先確保國家領土的完整。既然現實是東南海防壓力暫時緩解,那麼就該趁機集中全力一舉收復新疆。左宗棠針對李鴻章提出的停撤西征軍兵餉一說指出”論者乃議停撤出關之餉勻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於今日之塞防,隴軍之餉裕於今日之海防則猶可言也“。在這裡左宗棠實際上是在強調任何一塊領土都斷不能讓與他人,如果確實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受到敵人的威脅可以考慮重點防衛形勢更危急的那個方向。也就是說如果海防的任務比塞防更迫切,那麼李鴻章的說法就是有道理的,然而在日本已然撤兵的前提下塞防的形勢已然比海防更為迫切。最後左宗棠一針見血地指出新疆的戰略地位: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式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非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中國的山川形勝皆起自西北,棄西部即棄中國。

這完全就是一種具備歷史眼光的戰略思維。李鴻章的著眼點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錢。所以他把富庶的東南沿海作為防衛的重點。左宗棠的著眼點是什麼?西北作為中國地緣屏障的戰略意義。在這點上左宗棠實際上已超越了作為清朝臣子的狹隘眼光,他的著眼點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站在整個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考慮千秋萬代之後的事。事實上整個晚清官場中左宗棠可能是少有的一個具備這種戰略眼光的人物。我們看後來北洋海軍行將覆滅時李鴻章不許士兵出海與敵人決戰,而是要他們儘可能保存實力拱衛渤海門戶,這實際上是把制海權拱手讓與他人。其實李鴻章辦北洋海軍一開始就有這樣一種思路:大清國為什麼需要一支海軍呢?不是要具備與敵人爭鋒於大洋之上的遠洋海戰能力,不是為了保護中國的人員、資本走向世界,而是為了擁有一支足以使大清國重新把國門關閉起來的海上力量。西方人用海軍攫取海權,而李鴻章發展海軍是為了閉關鎖國。所以李鴻章儘管被時代浪潮裹挾著介入洋務運動,可他骨子裡實際上仍是一個相當保守頑固的人,他其實根本就不具備現代主權國家這種意識。相比之下左宗棠其實也沒有完全清晰成熟的主權意識,但他的的確確已有點關於主權的概念在心中萌芽了。左宗棠收復新疆面臨的一大困難就是籌集軍餉糧草:當時為籌措西征大軍的軍需糧餉朝廷讓恭親王向洋人舉債都被拒絕,早在鎮壓太平天國時就開始為左宗棠籌備軍餉的胡雪巖以江蘇、浙江、廣東海關收入作擔保,先後六次出面借外債1870萬兩白銀,解決了西征軍的經費問題。然而當左宗棠收到這筆鉅款後卻痛哭流涕道”其無恥也,臣之罪也“,這是因為左宗棠深知舉借外債不僅需要承擔高額的利息,還會令國家喪失主權,可在當時舉步維艱的財政體系下為了收復新疆、為了捍衛國土的完整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儘管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但左宗棠自己一生引以為恥。

李鴻章與左宗棠在新疆問題上的分歧反映的其實是兩個人在民族主權意識上的錯位觀念:李鴻章口中所謂的國家是指的清政府,而他所竭力捍衛的也是這個朝廷的利益;左宗棠口中所謂的國家則是真正站在民族大義上所說的。這是他們個人之間的差距,然而如果把整個海防與塞防大討論視為是一場派系利益之爭其實是不客觀的。海防派官員爭取更多的國防經費固然有為滿足自己利益圈子的需求,然而他們爭取國防經費畢竟是用於國家的海防建設,這和慈禧的挪用經費之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負責海防的官員只是因為自己的工作需要會格外看重海上的戰略危險,甚至會先入為主放大這種危險,這是他們從自身立場出發的本能反應,他們自己可能並沒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存在為本集團爭取利益的潛在動機,因為他們看來海防同樣是國家大計。事實上類似的現象可能現在也會存在:一個國家的陸軍、海軍、農業、工業、教育、衛生、交通、金融哪項事業不需要發展?負責具體某個部門的人總會優先強調本部門的利益。我們無法要求每個部門的負責人都能具有站在全民族大義的立場上看問題的這種戰略高度。當然我們說確實也存在這種超越了本部門本集團的狹隘圈子而站在全國立場上看問題的戰略家,然而具體在新疆問題上左宗棠展現了超越他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人的戰略眼光。

左宗棠的戰略眼光高明就高明在他看到了別人所沒看到的東西。鴉片戰爭後作為對外國列強入侵的應激反應就使人們樹立了一種觀念:敵人自海上來。這種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當時的中國確實缺乏自己的海上力量,這是中國保守欺凌的重要原因。左宗棠對此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從1866年就開始籌辦馬尾造船廠並建立了馬尾船政學堂。誰能說左宗棠不重視海防呢?不過左宗棠看到了別人所沒看到的另一面:列強的對華戰略乃是從東、西兩個方向同時對中國進行戰略性的封鎖包圍——這一封鎖包圍是利用政治、經濟、軍事等多種手段共同完成的。就東部而言:就是鴉片戰爭中從東南沿海侵略中國的路線;就西部而言:是以印度、緬甸為跳板進入中國西南地區,同時以新疆為跳板進入中國西北地區。新疆是我國家領土的最西端,出新疆即可深入中亞腹地,往東則居高臨下俯視河西走廊。所以新疆其實是一塊地緣作用非常重要的要地,也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得新疆可將實力輻射至亞歐大陸腹地,通過陸上可以與更遠的歐洲交流。失新疆則不但失去重要的路上通道,也勢必造成外敵對河西、內蒙等地的直接威脅。

事實上類似的觀點早在晚清中國第一代開眼看世界的魏源的《海國圖志》中就以指出:中國的崛起戰略必須以大陸為核心,向西通過絲綢之路抵達印度洋,向南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抵達東南亞,從而構建一個以中國為核心同時向東部的太平洋和西南的印度洋輻射的政治經濟合作互利機制。正因為如此魏源稱印度洋為西南洋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西南洋的問題處理得當,中國的外交格局就打開了一半;如果西南洋出事,中國則將腹背受敵、受制於人。左宗棠將魏源這一戰略進一步細化: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式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非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中國的山川形勝皆起自西北,棄西部即棄中國。如果晚清政府放棄對西部新疆、西藏領土的經略,中國將喪失西出印度洋的出海口,外敵將直接進入中國的內陸心腹地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觀點與世界現代海權戰略的奠基人馬漢的觀念不謀而合——馬漢主張以北美大陸為軸心將美國打造為轉動東西兩樣的國家;而魏源、左宗棠則主張以中國腹地為軸心同時向太平洋和印度洋轉動。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如今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實際上就是通過西北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同時發力促進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共同繁榮。左宗棠在一百多年前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就提出這種戰略應該說是具備相當的超前性的。當然海防派的觀念就沒歷史意義,事實上通過這場海防與塞防大討論使清政府的國防戰略日漸明晰起來,此後無論海防、塞防都逐漸採用新式武器、新式戰法、新式後勤管理模式。可以說海防與塞防大討論是晚清國防戰略轉型的標誌性事件,這個歷史意義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李鴻章算是歷史上比較有爭議的人物了,現在支持李鴻章的人很多,說李鴻章是賣國賊的也很多。李鴻章到底是愛國還是賣國先且不說,先說李鴻章在新疆的這件事。

李鴻章和左宗棠在新疆這件事上確實是產生了分歧,當時左宗棠是主張收復新疆,但是李鴻章卻是主張海防。當然他們兩個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來考慮的,只能說角度不同,所以觀點不同,但是李鴻章放棄新疆確實做的不妥。

李鴻章的觀點就是自從滿清平定新疆之後,每年都是要花費巨大的白銀來扶持新疆,因為新疆都知道沒有什麼財政收入的,人口也少。在新疆每年清朝國庫要花費百萬量銀子給他。就是一個無底洞。那麼現在新疆被別人佔領了,又要花費大量的軍餉去收復新疆,這個是一個虧本的買賣。

還有就是當時東南海防也是不得不注重的問題,當時日本對於臺灣,東南沿海都是有非常的威脅,日本人已經入侵過臺灣了,如果收復新疆,那麼對於東南海防的話就需要放棄了,當時來說清王朝的主要威脅確實是在東南沿海,因為列強每次都是從東部沿海地區登錄的,而且這些地方又都是清王朝最富庶的地區,國家的財政收入都是靠這些地方。一旦這些地方有失的話,那麼大清就真的完了。所以李鴻章是站在保住大清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的。

但是左宗棠是站在整個民族大義上來看待問題的,中國自古以來都有已經老話,祖宗之地不可寸土與人,什麼意思,就是祖宗留下來的土地一寸土地也是不可能給別人的。而且但是來說收復新疆還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這個阿古柏本來就是在沙俄和英國的支持下入侵新疆的,他們的目的就是把新疆分裂出去,這個從國家的角度來說覺得是不允許的。但是當時大清已經失去了太多的土地了,這個對他們來說失去就失去了吧。但是沙俄的目的絕不止是新疆而已,一旦新疆丟失,那麼內地,甘肅,內蒙古等地就全部處於沙俄的範圍之下了,按照俄羅斯人侵略成性的性格,只會一步一步蠶食中國的土地,所以收復新疆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國歷史研究所


李鴻章主張放棄收復新疆的提議,既有現實因素,也有歷史因素的英雄。

所謂現實因素,要聯繫到當時英、俄的中亞大博弈(the Great Game)背景。

英屬印度擔心俄國有可能取道中亞來進攻印度,所以拼盡全力要保障喀什噶爾政權的“獨立”,他們認為這樣才符合英國的利益。

李鴻章,他的智囊團以英國人為主。這些英國人極力遊說他,才促使李鴻章堅定了放棄收復新疆的想法。

除此以外,大家還應該注意到歷史因素的作用。

李鴻章的理由很簡單,他直接說自乾隆將新疆納入版圖以來,朝廷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銀兩,這就是個無底洞。

如果能將這部分銀兩省下來,發展海防,也許會更有益處。

其實,李鴻章的這種觀點早在100年前乾隆定疆的時候,就有人說過,李鴻章只不過是沿襲了前人的觀點,所以我才說要考慮歷史因素。

乾隆時期,朝野內外就有“棄置新疆”的聲音存在。

舉例而言:

乾隆二十年(1755)阿睦爾撒納反叛,劉統勳奏請朝廷求退守哈密,毋再管哈密以外的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史貽直認為用兵西域,兵馬勞頓,務必應捐棄伊犁。

………………

劉統勳與史貽直都是大學士,前者甚至還做過領班軍機大臣,地位顯赫,足以證明“棄置新疆”絕非少部分人的聲音。

這些官員是不愛國嗎?非也,而是當時漢人的國家觀念中,中原才是他們的國。這種心理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清朝以前西域與內地的隔絕已有數百年,所以很多士大夫們都把嘉峪關以西的土地理解為域外之地。

李鴻章為什麼能乾脆利落地提出放棄收復新疆?

本質上是因為這種心理仍然存在。甚至於20世紀民國建立後,這種心態都存在。例如,吳藹宸的《新疆遊記》就提到:

降至今日,(新疆)猶成為荒蕪不治之邊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歷代鄙視邊疆有以致之。


HuiNanHistory


李鴻章本來就是賣國賊啊,這早就是蓋棺定論的。無論現在歷史虛無主義的代表作《走向共和》怎麼洗,都無法為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洗白。李鴻章就是一個為了自己利益可以出賣一切的賣國賊!

具體到新疆問題上,這又涉及了眼界高低的問題。也就是很多人說的清朝關於海防還是塞防之爭。

應該說,關於宏觀的考量,很難說海防與塞防孰輕孰重。但是在新疆的問題,明顯可以看得出李鴻章是鼠目寸光和賣國心態。

在李鴻章著名的《籌議海防折》中,李鴻章從乾隆年平定準格爾說起,提出幾個觀點:

第一 李鴻章認為新疆是“無事都需年費二百萬銀的漏苊之地”。雖然從歷史上而言,中原王朝的最大邊患都是來自西北,但是近三十年中國處於“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洋人都是通過戰艦從海上叩關。新疆這樣的地方,每年都需要花費那麼多銀子,不如捨棄了,然後通過類似朝鮮越南宗主國的方式控制。

第二 李鴻章認為新疆對於中國不屬於急需處理的,新疆要是用兵,簡單算下來都要幾千萬銀子,這麼多錢足夠買幾十條鐵甲船及武裝幾個海防要塞。既然新疆無足輕重,那麼這些銀子可以用到海防,新疆用羈索就可以解決了。小成本完成大事,豈不美哉?

第三 李鴻章認為中國沒有能力同時進行兩場戰爭,如果收復新疆,新疆有奧匈帝國、沙俄、英國等勢力,弄不好就會得罪好幾方,到時候鬧起來大清國立吃不消。而且英國已經提出割讓伊寧等地給阿古柏的方案,所以洋大人千萬不要得罪。


李鴻章的話乍一看貌似很有道理,切中要害。但是,實際上漏洞非常多,所以,左宗棠在《陳嘉峪關外地形疏》等奏摺中,一針見血的提出反駁:

第一 新疆如果不保,那關內的甘肅、青海、寧夏、內蒙、陝西等地也將出現嚴重的問題,更何況甘陝回亂剛剛平定,白彥虎投奔阿古柏,他們的心思不止是新疆,還想著打到關內,而叛亂的地方還沒有治理完善,如果這個時候放棄新疆,那整個西北邊防會出現雪崩式崩潰。所以必須剷除阿古柏等分裂勢力。

第二 沙俄支持阿古柏,實際上是圖謀吞併新疆的進而覬覦圖謀整個西北乃至西藏,而那個地區,英法等國並未有足夠的實力平衡。沙俄若吞併新疆,必“日蹙百里,直達遼海”,到時候沙俄“機拆之聲相聞”,大清就真的無路可退了。所以沙俄吞併新疆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而海防,西洋諸國實力相互權衡制約,近十年應不會有較大的衝突,應該趁這個機會,徹底驅逐沙俄及阿古柏,收復新疆。

第三 左宗棠認為基於當時的外交,中國與列強在東南應不會再有衝突,海防雖然重要,但是事有先後緩急。新疆是迫在眉睫,海防則不是急於一時。大清可以再收復新疆後借勝利的餘威整飭海防,這樣效果好於只是買船建要塞。

可以看出,左宗棠的分析是站在一個全世界格局進行的分析。而李鴻章明顯沒有左宗棠的眼界。所以,這場著名的海塞之爭,在光緒帝登基後的朝堂辯論中,李鴻章一敗塗地。

如果李鴻章僅僅是觀點不同就算了,接下來,李鴻章就是非常下作了:

無論在什麼場合,都陰陽怪氣嘲諷左宗棠,罵左宗棠是沽名釣譽的混蛋。還說左宗棠“飾詞欲戰,古今者皆識其奸”。當左宗棠出兵時,李嘲笑左宗棠居然敢向比英法美等國都大的沙俄開戰,簡直不自量力。等左收復新疆,又嘲諷左收復的不過是沙俄不想要的地盤罷了。

只是嘲笑就算了,李鴻章甚至在慈禧及光緒、攝政王文祥都同意同意出兵時,故意令戶部不足批所需經費,逼迫左自籌經費甚至借洋款。

為了達到不讓左勝利的目的,李鴻章還將原來敲定出徵的宋慶的毅軍以“督辦奉天軍務”的理由調走,將劉銘傳帶領第一批出徵的2萬多軍隊以“譁變”為理由調到山東、徐州等地。對於原來屬於左的皖軍系,李鴻章一個個威逼利誘,要求他們不要為左賣命。

在知道劉錦棠收復烏魯木齊後,李鴻章還寫信勸劉錦棠不要聽左宗棠這個廢物指揮。

在得知英國反對滿清對新疆用兵,李鴻章“甚為欣欣然”,痛斥左宗棠窮兇黷武,得罪友邦,新疆的錢應該拿去賑災——實際進自己口袋。

很難想象,一個被某些人形容“忍辱負重”的大清“棟樑”,為了私心會如此下作,完全置國家安全、領土利益於不顧。

聯想起李鴻章在後來與沙俄談判領土時候收受沙俄的賄賂,將大片中國土地割讓給沙俄的行為。我們有理由懷疑,在新疆一事,有可能李也收了沙俄的賄賂,否則他不會不會那麼賣力的做損害中國有利沙俄的事。可以說,在新疆一事上。李的賣國行徑堪比秦檜。


最後,在李鴻章各種掣肘的情況下,左宗棠痛殲阿古柏等巨兇,收復天山南北兩路,驅逐沙俄於伊寧,將新疆完璧歸趙,建立了不世出的功績。

直到現在,我們中國人都應該銘記,一百多年前那位抬棺西征的老人!


鳳妖


為李鴻章翻案之人一說就是什麼塞防與海防之爭,實際上左宗棠才是力逞加強海防第一人,於1866年就開始籌辦馬尾造船廠並建立了馬尾船政學堂。而李鴻章於1875年才奉命組建北洋水師、1888年北洋才正式成軍。而李鴻章所提的“加強海防保衛國家”就要放棄新疆國土的理由是把兩者對立起來了,而同樣是保衛國土和國家安全的事哪裡存在二選一?明擺著李二強詞奪理,一切只為爭權奪利。


李鴻章反對用兵新疆的最根本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給麾下北洋系爭取更多的國防經費好壯大自己的實力,同時打壓政敵左中堂的勢力。

清庭在鎮壓太平天國後就開始瞭解散為應急而由地方官員臨時徵招餉由地方自籌的平叛武裝。當時就規模而言就數曾國藩的湘勇、左中堂的楚軍和李鴻章的淮軍最大。接皆後,只有曾國藩奉召裁軍,左、李均不為所動。

左中堂認為內憂雖去外患仍烈,國家仍處於危機當頭,這些百戰之師絕不可一裁了之,李鴻章附議。而曾國藩亦上書留湘勇水師改編為國家正式海軍,各地督撫紛紛跟進。清庭至此裁撤這些非經制之師計劃失敗。原本如清庭就此認真改編這些部隊,使之真正成為國家軍隊,避免成為這些領兵將領私軍,也算是個安邦良策,然而清庭卻即無帶兵良將,又無得力整軍方案。以至於濰淮系部隊,湘系海軍力量基本落於李鴻章實際掌控之中。為鉗制李鴻章勢力,清庭扶持左中堂,除原楚軍部隊外,並支持左組建了福建水師。至此以南北洋兩大勢力為首,各地督撫跟進,清主要軍政權力落於督撫之手的格局正式形成。清庭在這樣原則性的問題上處置不力,終於使清王朝陷於了實質上的軍閥割劇狀態。在洋務運動中後期,左中堂打的對法和對俄戰爭還算可以,左故去後,清庭對地方督撫的掌控就只流於表象了。清庭即無力改變督撫軍閥化,就開始消極以對,拖延、剋扣、挪用軍費這些小手段層出不窮。

正因這種國家狀態,雖然軍事裝備技術上和列強減小了差距,但國家已成一盤散沙。造成了後來對外戰爭一敗再敗,戰無不敗;屈辱條約一簽再籤,賣無可賣。最後清朝走向了徹底敗亡。


史可見證


新疆是我們國家領土最西端,出新疆即可深入中亞腹地,往東則居高臨下俯視河西走廊。所以新疆其實是一塊地緣作用非常重要的要地,也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得新疆,則可將實力輻射至亞歐大陸腹地,通過陸上可以與更遠的歐洲交流。失新疆,則不但失去重要的路上通道,而且河西走廊也必然不保,佔據新疆的勢力可以通過河西走廊直接威脅內陸(河西走廊是一條狹窄的走廊,被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包夾,它的安全必須以新疆為屏障)。所以新疆表面上看,在古代屬於不毛之地,地廣人稀,沒什麼經濟價值,其實它在地緣戰略上的價值異常重大。

歷史上新疆也不是一直屬於中央王朝管轄的,宋、明時期新疆就不屬於中央王朝的勢力範圍。到清朝平定噶爾丹和大小和卓叛亂才收復新疆。

再來看看此次海防塞防之爭的歷史背景

19世紀60-70年代,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軍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區先後被阿古柏勢力侵佔;1871年,俄國打著替清廷討伐阿古柏的旗號奪取伊犁,其後又欲以同樣的手段進軍烏魯木齊。署伊犁將軍榮全窺見俄國的真實用意:“不止在要求重幣,亦不僅竊據伊犁,將盡新疆之地皆為己有而後已”,呼籲清廷出兵新疆,收復烏魯木齊等重地。1874年8月,清廷命左宗棠率軍出關,清軍雲集嘉峪關前,整裝待發。

與此同時,在東南海疆,日本1874年以弱旅入侵臺灣,而清廷竟無力以武力驅逐,最後不得不褒讚日軍侵臺為“保民義舉”,以白銀50萬兩換取日軍撤離臺灣了結。“海防空虛”情狀暴露無遺。11月,恭親王等上奏請求撥款購買鐵甲船以加強海防。朝廷命李鴻章、沈葆楨等沿江、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十五人詳議此事,限期一個月拿出結論。

但清廷財政有限,難以同時兼顧東南萬里海疆與西北萬里餉運。1875年,朝廷重臣們遂在國防孰輕孰重問題上產生了巨大分歧。

李鴻章的意見是:“新疆不復,於肢體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認為“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

李鴻章認為海防與塞防是二選一的選擇,要選的話海防的重要性更大。估計李鴻章是認為西北反正是不毛之地,丟了不影響大局。東南沿海富庶之地,是清政府財政來源的大頭,從海疆的侵入是心腹大患。其實說到底是一種戰略思維的侷限,看不到新疆在地緣戰略上的巨大價值。新疆如果納入俄國的勢力範圍,中國西北到內陸的安全將受到俄國的嚴重威脅,就如同一把利劍隨時頂在了中國的背後。其實以當時整個國家的財政實力,絕沒有到海防和塞防要二者選其一的嚴重地步。瞭解中國歷史,瞭解新疆地緣的重要性,左宗棠才向清廷據理力爭塞防的重要性。最終他說服了清政府,通過各種方法籌餉,親自抬棺出征,最終收復了新疆。當時的海防也並沒有因為收復新疆而崩潰。歷史最終證明了左公的正確,給中華民族保住了一塊戰略要地。至於李鴻章,不一定說他的立場是來自自己的私立考慮,主要還是戰略眼觀太差了,所以在這件事上,我覺得他不是主動當賣國賊,差一點被動造成“賣國賊”的後果。


銷十一郎


筆者認為,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李鴻章說過放棄新疆的話、做過放棄新疆的事。

一切得從當時清王朝所處的形勢說起!形勢比人強!

從鴉片戰爭開始,列強都是由海路入侵中國,滿清王朝一貫採取的是在海岸線密佈炮臺、軍艦巡弋於海上這樣一個被動防禦的措施。於是列強的艦隊隨便出入中國內海甚至內河如同觀光旅遊一樣方便。特別是東面那個幾百年來一直作為中國半藩屬國的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突然強勢崛起。公然派艦隊竄犯臺灣,而清政府居然派不出像樣的艦隊驅趕,只好給了50萬兩白銀了事!

海防空虛到這個份上不能不讓洋務運動的大拿李鴻章感到屈辱和擔心,特別是那個距離清王朝心臟地帶只有一海之隔的日本,可謂朝發夕至。

對於陸地威脅,李鴻章不是沒有考慮到,剛剛完成鎮壓農民起義的湘淮軍經過十多年戰火洗禮,基本具備了現代化作戰的條件,對付從陸地進犯的敵軍綽綽有餘。更何況新疆雖然被阿古柏佔了,但是從整體戰略來看,阿古柏不過是英俄兩大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新疆勢力範圍而擺佈的一個棋子。再加上新疆屬於多民族雜居之地,歷代的清朝政府尚且需要行之有效的剿撫兼用政策才能勉強維持統治。英俄因為克里米亞半島正打得不可開交,無暇東顧,阿古柏一個只知道玩暴力的低賤血統異教徒又如何能掌控新疆?

所以,在李鴻章看來,新疆雖然失陷,如果武力收復並不是太難的事,難就難在後勤上。後來左宗棠率大軍收復新疆,軍事行動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只是因為後勤補給困難因此整個戰事拖了一年多,真正的戰鬥時間也就個把月而已。卻耗費超過4000萬兩白銀!

而練就作為檢驗一支軍隊甚至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海軍,卻不是一朝一夕一錢一銀的事。僅僅是拱衛京畿的北洋海軍,就花了3000—4000萬兩銀子。三大艦隊全部成軍後總計投入約1億兩,每年維護費超過300萬兩,佔政府財政收入的4%——10%!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鴻章絕不是為了鞏固海防而放棄新疆,而是從全局戰略謀劃得出的先經營海軍、暫緩收復新疆!


大將軍威武K


李鴻章的建議是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的。主要是由他所處的時代決定的,清朝本質上就是由滿蒙貴族統治的,以漢族為主體,連同回藏地區的龐大帝國,清帝國的核心利益區域在於關外長白山地區,其次是蒙古大草原,其次才是傳統中原王朝的疆域,最後是西藏和新疆,西藏一直都有一定的自治權,新疆甚至還發生過叛亂,它們之間的關係更有點類似於沙俄時期吃掉的很多小國,是侵略佔領的關係,參照中國歷史上另外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朝,在滅亡後就又退回了蒙古高原,以北元的形式存在,假如清朝無力維持,是可以放棄關內佔領的漢人地區的,又何況是新疆呢?後來的偽滿洲國便是這種歷史觀下面的產物,只是它是由日本人強行扶持的,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觀念深入人心的情況下推出的產品,因此最終破產了。



再說傳統中國王朝和新疆的關係,新疆就是古代的西域,而中國古代西出玉門關,陽關就已經相當於出國到了胡地了,中國人又安土重遷,所以這些西域並不被認為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佔領西域象徵了國家實力的強盛,比如漢唐時期,而這兩個朝代在末期的勢力範圍也是早早地退出了西域的,所以西域在清帝國內部並不是那麼重要。李鴻章作為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代表,又是清統治集團的CEO,擺在他面前的境況是國家財力無力維持這麼龐大的帝國,香港被割讓,北京天津被攻陷過,上海一些地區被租讓,很可能再過幾年朝鮮,臺灣都保不住了。而當時的邊患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洋務運動又重金培養起了一隻龐大的在世界上看起來很強大的海軍,他又是這隻海軍的實際締造者,另外陸軍的現代化程度較海軍差的多,他當然不願意為了新疆問題把錢用在陸軍上了。



另外一方面,新疆地區地域遼闊,然而卻是大片的無人區,在農業為主的清代它的戰略意義甚至未必有朝鮮大,李鴻章選擇放棄新疆,當然也是有他的考慮的了。想想假如他放棄了朝鮮也不會有人說他賣國是吧?只是說經過近代史的洗禮中國的概念已經經過戰火變得越來越堅固清晰,我們站在如今民族團結的角度來考慮會覺得他賣國,但是不可能要求一個清朝的人用先進五十年或一百年的觀念來考慮問題。如今我們需要感謝的是我們國家的團結富強,幸喜我們還在一起,但是李鴻章和左宗棠的爭執,客觀的說更多還是陸軍海軍之爭。



風言妄語


我李合肥大人從來就不擔心什麼賣國賊的罵名!反正有大把看了《走進共和》的中堂奴才粉給我李中堂大人洗地,我李大人怕啥?

我李中堂跟沙皇籤個約,嚇唬一下朝廷把東清鐵路築路權租借給俄國人就有盧布拿,賣國賊名號算什麼?

中法戰爭,我李中堂在“朝鮮為重,越南為輔”的指導綱領下,在鎮南關大捷之後火速出賣越南,又在隨後的甲午裡扔掉朝鮮,打不過的沒保住,打得過的也沒保住,真乃神機妙算。

在收復新疆方面,李合肥大人可以說極盡搗亂之能事,從開始就反對收復新疆,理由千奇百怪五花八門,什麼去新疆要修鐵路(左宗棠用駱駝就走到了),現在沒有趙充國這種能人,收不了(左宗棠:喵喵貓?)左軍開拔以後,它不但跟沈葆楨斷言:“中國要鬧笑話”,還慫恿地方督撫消極對抗,給左宗棠下絆子,這種行為早就不是普通的賣國賊行為了,這簡直是沙俄安插在清廷的最高間諜。

為了阻止左宗棠收復新疆的行動,他還聯絡英法勢力向朝廷施壓,以英國公使威托馬的意見向朝廷建議讓伊犁哈密自治(相當於割讓給沙俄)....

( 英國干涉左宗棠西征考論.[期刊論文] 惲文捷, William Yun - 《社會科學》 2016年12期)

在左宗棠打了他的臉,把阿古柏趕出北疆以後,李鴻章又建議不要把軍費花在無用的南疆,收阿古柏當個屬國小弟,代替左宗棠治理南疆。(我懷疑這裡還收了盧布,不過沒證據)

後來左宗棠又收復了南疆,阿古柏也戰死,他就極力貶低,說新疆無用之地,阿古柏烏合之眾(烏合之眾嚇得你扔了全國四分之一的領土)。這種人,一個賣國賊哪裡說得完。收復新疆成功以後他還說左宗棠是奸臣....“飾詞欲戰,稍通古今者,皆識其奸偽”

最後,李大人殺人盈野,所有跟太平軍有關的人士在李大人這裡都是一個“殺”字解決,包括太平天國治下的百姓和南京城的居民。蘇州殺降更是讓英國人都看不下去了。但是真遇到太平軍主力,李大人往往撒腿就跑...

就這麼一個玩意,現在的網絡上又是“裱糊匠”又是“鞠躬盡瘁”,而我每一次的相關答案,總會遭到李粉的攻擊,我總結了李粉的資料來源,兩個1.電視劇《走向共和》2.《李鴻章傳》(其作者是對洋務派有極大好感的梁啟超)


扣毛


贏得身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身前事都搞得焦頭爛額的李鴻章想得了那麼多身後的事嗎,更何況還是身後的虛名!

如果有能力誰不想兼顧不想都防,但是在鴉片、內亂以及與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的摧殘和傷害之下,危如累卵、苟延殘喘、積貧積弱、滿目瘡痍的清帝國,再也沒有能力維護國家統一、也沒有能力兼顧海防與疆防。擺在大清所有人面前的都只有一條路:海防與疆防二者選其一,只是李鴻章選擇了海防而左宗棠選擇了疆防。只是最後疆防勝了、海防敗了。

滿清晚期的事情怪不到李鴻章的頭上,不管是海防、疆防的爭論還是甲午海戰的戰敗以及馬關條約的簽訂,這些結果遠不是他一個人能夠左右得了。試想有幾個七老八十的人願意在那時候的晚清去當一個明知會被唾罵的中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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