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红叶882

相比之下柴荣更有长远战略眼光，但时机也很重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柴荣当时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赵匡胤的决策也不能说不对，不同的是二者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周世宗柴荣39岁英年早逝，赵匡胤才有机会发动陈桥兵变篡位。至于赵匡胤的所谓统一，那都是建立在柴荣打下的基础之上的。

柴荣志在统一，即位后攻后蜀，夺取秦、凤、威、阶四州；征南唐，尽得淮南十四州。后蜀被打怕了，南唐也已臣服，如果柴荣选择选择先收复南方，应该非常轻松。可是柴荣却突然暂时放弃收复南方，采取了先难后易的战略，把矛头指向北方的契丹，这是为什么？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了燕云十六州（或幽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指的是现在的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地区。后晋石敬塘反唐自立后，向契丹求援，和辽太宗约为父子，成为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塘最令人痛恨的，就是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

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的战略意义，相当于汉中之于西川，重要性不言而喻。燕云十六州的地势非常险要，作为北方的门户，燕云十六州进可以成为经略或控制契丹的桥头堡，退则是抵御契丹南下的天然屏障。一旦让契丹越过燕山山脉和北太行山脉，华北平原将无险可守，毕竟契丹骑兵雄于天下。

在宋朝之前的封建王朝，基本就是靠着燕云十六州险峻的山脉、山下的桑干河和巨马河以及长城这三道防线抵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正所谓“丢燕云则必祸中原”，由此可见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的重要性。作为五代第一明君，雄才大略的周世宗柴荣，自然更是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

正是由于燕云十六州的战略重要性，使得河东军和河南军的争战中，占据形胜之地的河东军即使打败了，也可以凭借地利和坚城固守养息，卷土重来，而河南军一旦失败，就会万劫不复。对于汴梁的北周政权来说，当时的契丹和北汉正是自己的天敌。北汉和契丹是同盟，是继石敬塘之后契丹的第二个儿皇帝。北汉地盘不大，人口不多，却是牵制中原的重要棋子。契丹很重视北汉。只要攻打北汉，契丹都会来救援。

北汉立都太原，从春秋战国开始，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太原的城墙坚固高大，这使得在冷兵器时代攻破太原比较困难。说到底，南唐、后蜀都不过是疥癣之疾，只有契丹才是柴荣的生死大敌。所以，柴荣拿下了南唐的江北之地后，便开始全力准备北征契丹。

柴荣做出这个选择，也是因为占了天时。可以说，契丹建立国家之后，完成了封建化，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从石敬塘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契丹则完全占据对中原王朝的战略优势。不过，柴荣当皇帝时，契丹在位的是有名的昏君——辽穆宗耶律璟，人称睡王。柴荣清醒地意识到，这正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最好时机，否则一旦错过这个机会，处在上升期的契丹换了明主，就别想收回燕云十六州了。

柴荣预料到，在他北伐之时，南唐和后蜀都不敢有什么小动作。除了他们国力不足，且被柴荣打怕之外，也和南方王朝的特点有关系。首先，南方王朝比较均势，相互掣肘。其次南方多山，没有条件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与周朝进行战争。柴荣在攻打后蜀和南唐时，夺取的都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加强了后方的安全性。

柴荣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正式下诏北伐契丹，大军所到之处，宁州、益津关、瓦桥关、瀛州、以及淤口关的契丹守将纷纷望风而降。在短短的四十二天时间里，柴荣率大军不失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平定燕南之地。收获了三州十七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原之于契丹的战略劣势。

可惜在柴荣准备进取幽州之时，不幸染病，不得已班师回程。否则一旦把契丹打退，失去契丹救援的北汉政权，必亡于周。赵匡胤篡位后，采取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其结果也正如柴荣所料。由于给了契丹发展壮大的时间。耶律璟死后，为人英明的辽景宗耶律贤（皇后萧燕燕）即位，宋朝已无夺回燕云十六州的可能了。然后就是宋太宗赵光义在高梁河、岐沟关的惨败，宋人彻底放弃夺取燕云十六州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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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帝

　　首先，柴荣指定的国策并非先北后南，先灭契丹，再灭江南诸国，他与枢密使王朴商议的决策同样是先南后北。

　　柴荣生平最后一次大动作，北伐契丹，被无数读者人为拔高，仿佛柴荣不死，契丹就会被灭一般。

　　事实上，柴荣那次北伐从发兵到最后撤兵，前后不过40余天。之所以能够夺回三关，也并非后周军队多么能打，而是打了一个时间差，搞了一个突袭战。

　　那时候的讯息交流非常不便，不但北方的契丹国没有察觉后周的大动作，就是后周境内百姓都不知道周世宗率军北伐。周世宗在三月二十九日悄悄离开汴梁，四月十六日，突然出现在宁州城下。大军压境之下，契丹刺史只能投降。

　　之后周军行动十分迅捷，更出人意料在北方使用水军，乘坐楼船北上。在二十六日到达益津关，迫使契丹降临投降。

　　二十七日，河道变窄，周世宗下令弃船登岸急速行军，以至于随从警卫将士不足五百人。

　　二十八日，赵匡胤率领先锋精锐部队突然出现在瓦桥关，一番猛攻，当天契丹守将投降。

　　在五月初八日，周世宗就下令撤军，二十五日返回大梁。

　　也就是说，整场战争若是排除周世宗往返行程，真正用在打仗中的，前后不过十来天。

另外，赵匡胤是当时水路都部署，契丹的益津关、瓦桥关都是赵匡胤冲锋在前，给攻打下来的。

因此种种，即便柴荣没有中途染病，对契丹的胜利也不可能长久持续。契丹作为一个已经建国数十年的成熟大帝国，绝不会被这么一击给打垮。更何况，这失去的二关（契丹丢失的其实是二关，是宋朝在瓦桥关侧再修建了一座淤口关），只是燕云十六州的边边角角。燕京还只是辽国的南部屏障而已。

只要战争持续下去，即便当时契丹的皇帝辽景宗比较昏庸，也必然会集结兵马，图谋反击。那时候才算是两军主力抗衡。

在辽国主力没有被击溃的情况下，说什么灭掉辽国都只是妄谈。

至于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事实证明，那都是两代帝王结合当时特殊国情，百般考虑，最后定下的国策。就当时来说，都是最正确的。

周世宗虽然南征北战，其实没有灭掉一个国家，后蜀、后唐都虎视眈眈，北汉也是心腹之患。因此，在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柴荣只能是稍稍警告辽国，之后还是会继续扫平南方。

至于北宋，建国之时首先要安定中原，收拢人心，赵匡胤的脚步已经算极快，在建国的第三年就发兵征讨湖湘。之后每隔数年就消灭一国。

本来，开宝九年时，赵匡胤已经扫平江南各国，正式开始征伐北汉。不出意料，北汉必灭。没想到其弟赵光义突然出手，害死了兄长。致使灭北汉一事拖了数年。

关键是赵光义空有一副狠毒心肠，却没有其兄赵匡胤的天才将略，与辽国两次大碰撞，都头破血流。多亏了儿子宋真宗比较争气，挡住了萧太后的全力一击，北宋才得以保全下去。

叶之秋

是不一样的。所处的环境和背景不同。

先说周世宗柴荣：

周世宗柴荣是后周太祖郭威老婆的侄子，因为郭威的儿子全部被后汉皇帝杀死，导致郭威没有儿子，后来也没有生出儿子，就将柴荣过继给自己做儿子，改名郭荣。郭威去世后，郭荣继承皇位，这是合理合法的，因为柴荣已经是宗法意义的上的皇子。

郭荣继位后，做了一件很不地道的事情，就是又将自己的姓氏改了回来，又叫柴荣来了。说这些话，就是为了说明，柴荣当皇帝是名正言顺的，没有人不服。加之柴荣自小跟着郭威打战，能征善战，手下有一批骨干，基本盘还是比较牢固的。

周世宗柴荣

其实，柴荣并没有完全是采取“先北后南”的策略，应该说是工作重心在讨伐北方，柴荣在平定南方也做了许多工作，南方的南唐等割据政权在柴荣的威逼下已经去掉皇帝称号，归附了后周。也就是说，柴荣把工作重点放在北方是对的，因为柴荣面对的南方割据政权威胁不大，南方割据政权对合理合法继承皇位的中原政权，还是多少有点认同的、服气的。

加之柴荣的后周内部稳定，所以柴荣才决定把收回幽云十六州作为重中之重。柴荣最后一次北伐的时候，士气高昂，一路望风而降，没想到就在这时，柴荣身患重病，不得不中断北伐，返回首都开封，柴荣不久去世，其陵墓在河南新郑。

再说说赵匡胤：

赵匡胤在周世宗柴荣去世后的正月（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为新皇帝，建国号宋。赵匡胤本来是柴荣的小跟班，是柴荣一手培养出来的亲兵大将。除了赵匡胤，当年柴荣手下还有许多得力的小兄弟。这些人中有不少对赵匡胤篡位是不服气的，几个地方的节度使更是举兵讨伐赵匡胤。试问，这样的形势下，赵匡胤能采取先北后南吗？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攘外必先安内。

赵匡胤首先需要把自己在原后周势力范围内的地位树立起来，并且巩固好，以便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赵匡胤的个性也更为谨慎，在稳定宋朝内部后，他决定要把南方一个个收拾清楚，然后再举全国之力对付北方的契丹，收回幽云十六州。

总的来说，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胤的策略都是实事求是做出的，跟但是的大环境有关，都是正确的。

坐看东南了

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胤都可以被列入中国历史上最出色战略家，然而针对于统一全国的整体策略上，柴荣选择了先北后南，而赵匡胤则选择了先南后北。之所以有这种不同的策略，主要是因为五代和北宋面临的形势不同。

国史君（国史通论）认为，周世宗柴荣制定先北后南的战略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后周南北两面受敌，而当时的后周国力有限，没法在两路部署大量军队。燕云十六州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天险之一，刚被“儿皇帝”石敬瑭割让出去不久，如果尽早出兵的话，尚且有收复的可能。而燕云十六州一旦收复，后周就可以省去大量的边防部队，然后致力向南统一全国。所以，柴荣决定先北后南。

但是到了宋朝形势又不一样了，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曾经向三个人征询统一全国的意见：

赵匡胤先是问了宰相魏仁浦：“朕欲征太原，如何？”，魏仁浦的回答是“欲速不达”。

随后，赵匡胤向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周太祖郭威的女婿）请教“下并、汾之策”，张永德说：“彼兵虽少而悍，加之北虏之援，未可遽也，待其困弊，乃可图耳”，意思很明确，北汉虽然只是弹丸之地，却民风彪悍。再加上北汉有契丹撑腰，现在不宜出兵，不如等待北汉内部动荡之时再举兵将其歼灭。

赵匡胤最后一次与人讨论统一全国的策略，便是著名的“雪夜定策”了，赵匡胤先是试探性地问赵普：“吾欲收太原”，赵普在沉默之后说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挡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在赵普看来，北汉就是大宋的军事缓冲带啊，有北汉的存在，大宋就避免了和契丹直接冲突，如果先灭了北汉，则为了防御契丹就必须增加北部边防。所以，不如先平定南方，再消灭北汉。赵匡胤听了之后非常满意，因为这正是他的计划，他说：“吾意正尔，姑试卿尔”。

也就是说，柴荣为了防止两面受敌而决定北伐以获取燕云十六州的屏障，而宋朝建立初期，赵匡胤为了避免与契丹直接冲突而决定先平定南方。

国史通论

有句话说得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柴荣和赵匡胤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而他们无论是主张先解决契丹，还是后解决契丹，都是根据自身情况与当时的环境与态势而做出的决定。换个环境与情况，他们可能会做出相反的决定和主张。

所以非要用不同情境下的决定，分出一个谁更正确，这太形而上学了。

而且必须要强调一下，柴荣和赵匡胤要解决的是燕云问题，而不是契丹。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契丹帝国先后征服了临近的奚、乌古、室韦、阻卜、回體等部，吞并了东部的渤海国，实力不断壮大，总兵力可达数十万。也就是说，早在北宋王朝建立的二十多年前，契丹帝国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军力强悍的强大帝国。

这个强大的帝国不是柴荣的后周和赵匡胤的北宋所能轻易解决。

柴荣和赵匡胤所要解决的是燕云问题。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作乱，结果遭致后唐大军围攻太原。石敬瑭随即遣使契丹，表示愿割让幽燕十六州，“命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并“岁输帛三十万”，以求契丹出兵为援。

辽主耶律德光大喜，九月之时亲率五万骑兵自代州南下援助石敬瑭，并于太原汾水边破李从珂数万大军，与石敬瑭会合。

十一月十二，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帝，命“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旂，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之后，契丹与石敬瑭联军自太原向洛阳进发。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李从珂见大势已去，自焚身亡，后晋入主洛阳。

登上皇帝宝座的石敬塘“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石敬瑭）于别殿拜受诏敕。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

石敬瑭待契丹如此毕恭毕敬，“朝野咸以为耻”，戏称其为“儿皇帝”。但石敬瑭“事之曾无倦意”，继续卑躬屈膝。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十一月，石敬瑭遣赵莹使于契丹，以幽燕十六州“并图籍来献”。至此时，契丹便在事实及法律上占有了幽燕十六州这一天险！

就此，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契丹国志》曾说，“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石晋轻以界之，则关内之地，彼扼其吭，是犹饱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难矣。遂乃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截华人，肆其穷黩。卷京、洛而无敌，控四海以成墟。”

契丹人掌握燕云十六州，也就几乎控制了防御中原的所有战略关溢，并在河北获得了相当大的立足点。耶律德光在获得燕云地区以后，立即升幽州为南京，将幽州变成向中原进攻的前沿阵地。在后来与北宋对峙的年代里，辽朝统治者往往亲临于此，凭借幽云地区的有利地形，在辽宋战争中，始终处于进可攻、退可守，居高临下的的有利地位。

幽云地区的军事地位的重要性，还可以从辽王朝在幽云地区的驻军数量看出。据《辽史兵卫志二》载：辽朝在重要之地设置了40个提辖司，管理驻扎在当地的宫卫军。其中设置在南京幽都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的提辖司多达37个，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和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仅3个，而与高丽有接壤的东京辽阳（今辽宁辽阳）1个也没有。由此可见幽云地区之重要。

也因此，对于中原王朝的雄主来说，夺回燕云是必须的行动。

先说柴荣，

显德六年（959年），在针对南方的军事行动连连告捷后，周世宗柴荣决意针对契丹采取军事报复，并意图收回燕云十六州。柴荣命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控扼定州西路，防止北汉自团柏谷沿南关出兵入侵；命侍卫亲军都虞侯韩通自沧州沿水路进发入辽境，通辽瀛、莫两州。至三月，周世宗亲率数万步骑自沧州沿陆路进发。

其后，周军兵分两路，水路以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陆路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周军自沧州行至瓦桥关沿线，乾宁军、益津关、瓦桥关、瀛州与莫州诸地的契丹方守将皆降。自此，周军占有了瓦桥关所谓的关南之地。

柴荣之所以着急解决燕云问题主要因为两点：

第一，他真的太能打了！三征淮南，夺南唐江北十六州。轻取后蜀四州。北取契丹一州三关。他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击败契丹人。

第二，天不假年，他的身体不好，所以他才着急要解决燕云问题。因为他担心他的继承人解决不了燕云问题。历史上，夺取瓦桥关之后，周世宗柴荣欲乘势继续北上，并攻占了固安县，却因为突发病疾班师回朝。

而赵匡胤不着急解决燕云问题主要也是因为两点：

第一，他也很能打，但没有柴荣那么能打，没有自信一定能打出柴荣那么厉害的战绩。

第二，他身体还好，觉得自己还能活很多年。可以慢慢来。

而且辽朝自五代时期入主中原失败后，对于中原的野心有所下降；而宋朝此时面临着自唐末以来中原政权故土纷乱割据的局面，因此将主要的斗争目标放在收复割据势力之上。因此试图避免与辽朝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辽双方在边境地区都竭力克制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甚至遣使修好。然而北汉作为辽朝山前诸州的重要屏障，是辽朝所必然扶植的政权。因此宋辽双方虽避免军事冲突上升到全面战争，但却依然围绕着北汉发生过数次军事冲突。尽管如此，双方都试图将战场控制在北汉河东地区，而不扩张到河北地区的定州、关南。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决定对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环境和态势都是正确的。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柴荣的决策是对的，就意味着赵匡胤的决定就是错的。

那么错误的解决燕云十六州的决定是什么样呢？

那就是不能打还想上去浪一波的宋太宗赵光义了。

虽然消灭北汉与收复燕云十六州是赵匡胤时代就定下的战略。不过，如前面所说，赵匡胤当时已经认识到辽朝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敌人了。因此他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通过“雄州和议”，与契丹人保持一个相对和平的关系，试图通过谈判手段收回燕云，至少是让北宋王朝积蓄力量以备将来。而赵光义却打破这种稳健的国家策略，选择战争手段。

是因为对于继位不到三年、特别因兄终弟及而被人怀疑得位不正的宋太宗来说，急需一场远超先帝的胜利，来提高威望、证明自己、避免皇位动摇。因此，在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年的正月，宋太宗发动了大规模的北伐，其目标是辽朝所支持的北汉与所占据的燕云十六州。

这种仅从其个人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轻易开战，还意图攻击敌方坚城，这自然是兵家大忌。其结果也就是高梁河之战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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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就一个字乱，乱的根源就在于几乎所有的政权都是建立在粗暴的军权基础上的:谁有军权谁就可以是皇帝。这种乱象根源就在于唐中后期藩镇制度，节度使在唐末各自为王，至唐灭各自称皇!柴荣当时面对的现实是南边的政权没有稳定的，北方政权没有积弱的。柴荣其实都试探性的和南北争斗过，发现南边政权林立，战斗力良莠不齐，统治者基本以维稳安逸为目标，并相互牵制，各自都很难有大的动作。而北方政权较单一，朝局也较清明，加上骁勇善战，为政者基本都以开疆拓土，建立功勋为目标。我们从历史可以看到，柴荣当时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对南部政权，以蚕食弱化打击为主，并没有一举灭之，而是腾出手来对北部坚决死战，大有直捣黄龙，全面吞噬的架势，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早逝的柴荣，北边南边都没完成一统。可以揣度柴荣认为南边可以缓，北边却不能等，赵匡胤偏安一方的心思和南边其他执政者其实并无二异。宋終其一朝都把政权和军权都尖锐的对立着。辽和后来的金（再后来的蒙古却截然不同）仿佛就是以前宋原来本身: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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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是“时移世易，变法宜矣”，我觉得也对，不过我认为是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

周世宗柴荣是五代十国的太阳，治国用人仿佛秦皇汉武，用兵作战仿佛孙吴，对内他清吏治，选人才，均定田赋，整顿禁军，限制佛教，奖励农耕，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和历法，还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佚书，雕刻古籍，大兴文教……做出了许许多多超越前人、启迪后世的非凡之举。对外，刚登基，面对北汉和契丹入侵直接刚正面，大胜北汉。南征南唐得江北之地，西征西蜀得秦凤成阶四州之地，在保证核心地区安全后，北征契丹，企图得到幽云十六州。世宗柴荣对整个战略布置胸有成算，在执行时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不屈不挠。最后，如果战胜契丹，拿下燕云十六州，以世宗的霸气，南方传檄可定。可惜，33岁称帝，39北征途中大病，不久崩逝，大业未成。

赵匡胤是主少国疑时篡位的司马懿之流，自己也知道自己是猥琐小人，没办法和世宗比肩，用人时只敢用自己的亲兄弟和义社十兄弟，后来还来一出杯酒释兵权，义兄弟都不敢信。这种人就只能拿着世宗打造的统一的中心捏一下软柿子，根本就缺乏武力解决幽云十六州问题的勇气，还想着用封桩库赎买。当然，这也算有自知之明。

至于赵光义，自知之明都没有，将打仗当成过家家的蠢货，就更没什么好说了

张冰19910317

其实柴荣也是听从王朴的"攻取之道，从易者始″的建议，采取的"先南后北”之策。郭威建立后周，虽说只当了三年皇帝，但他也是一代名君，中原在他手中局面为之一新。称帝当年曾大败过契丹五万大军。柴荣在郭威的基础上内修政事，外扩疆土，使后周实力很快超过其他藩镇。后周是取自后汉，而北汉开国君主是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胞弟。刘祟自知不敌后周，于是依属于辽国，经常与辽国侵犯后周边境。这样一来，柴荣就不敢全力南下。957年尽占南唐江淮之地后与之签订合约，国力骤增，为北伐也扫除了后顾之忧。959年三月挥师北伐，出兵42天，兵不血刃收复3州17县之地。正准备收复幽州时，柴荣身染重病。六月十八日，一代圣主壮志未酬身先杰，死时年仅39岁。柴荣之所以可以北伐成功，也与当时辽国迅速的衰败密不可分。当时辽国正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奇帕皇帝“睡王”耶律璟当政，只会喝酒、睡觉和打猎。可以说这时是中原王朝北伐的最佳时机，但随着后周的灭亡和刘崇的去世，宗汉边境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紧张，而辽国新君耶律贤集中精力发展内改，不轻易对外用兵。这样一来，赵匡胤当然也乐于先统一江南，然后再腾出手来解决北方边事。但可惜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无比残酷，宋朝虽统一了中国大部，实力今非夕比，但辽国在一代圣君的治理下，卧心偿胆，国力达到颠峰。与其子耶律隆绪便是辽国历史上威名赫赫的“景圣中兴″时期。当979年，赵光义带着灭掉北汉的余勇，想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耶律休哥高梁河一战，从此终北宋一朝，再也不敢北伐定燕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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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荣主张先解决契丹，是因为柴荣在位几年，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改革，国内稳定、经济发展、军力强大，具备与契丹进行一战的综合国力条件，而且柴荣本人军事才能高超，有战胜契丹的把握。打败契丹之后，守住边关隘口、迁民外附、发展生产、巩固边防，自然形成有效防御契丹的力量，这时候再挥师南下，趁着战胜契丹的余威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扫平南方，轻而易举。这是当时的国家实力条件和客观形势决定的。而赵匡胤要先南后北，也是考虑到当时的国家实力和客观条件。一则，新旧政权交接之际，本身内部不稳，如果与契丹交战，战败或形成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都不利于自身政权的稳固和建设，而发兵南下，先扫平南方，则有必胜的把握和优势，在平南中建立自己的威信和实力，然后再与契丹一决雌雄，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只是天不假年，平定南方后没多久，赵匡胤就去世了。柴荣和赵匡胤作为五代宋初不世出的2位颇有才干的帝王，都是天不假年，不然，任何一人都可以完成中国统一并有效打败契丹。只是“一山不容二虎”、“一个时代不许两位英杰并立”，才有了柴荣欲战契丹而早亡、赵匡胤平南后欲再战契丹而先逝。

史文弓之父

我觉得赵匡胤是对的！打契丹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定的，需要充足的国力才能维持持久大战，取南方的财富来养军备战才是取胜之道，否则即便能够击退契丹也得元气大伤，最终也不过是鱼死网破，反而是便宜了第三方政权，比如西夏大理吐蕃这种，西夏恰恰就是在北宋与契丹对峙之时趁机建立政权的。

以宋朝的军力打退契丹重夺燕云十六州或许可以做到，但是想要追亡逐北消灭契丹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宋朝缺马，要在塞外那种一马平川的地形上跟辽国的骑兵交战，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即便宋朝步兵能够侥幸打败辽国骑兵，辽军只要退去草原，宋军追不上，那也很难重创辽军。最终陷入长期的拉锯战当中，这时候没有充足的国力根本就打不下去。当时的南方钱粮税赋方面几乎占到整个宋朝财政的七成以上。

不过呢，赵匡胤也有自己的问题，他夺取南方地盘之后，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他一个杯酒释兵权让大量的将领解甲归田，根本就没有人打仗，重新培养的武将又跟不上来。赵匡胤壮年而逝，他的继位者宋太宗志大才疏，而且没有进取之心，也就让赵匡胤的谋略用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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