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疋、绸绢、丝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监候。”

律例至严，闽粤两省百姓却并不以为意。

“闽、广人稠地稀，田园不足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沿海居民萧条岑寂，穷苦无聊之状，皆因洋禁”。“但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沦落如此，还不移民他处，那可真是个二傻子了。

但是，在旁人看来，敢于下海者，“非至愚则至黠”，皆是无赖亡命。因此，对于同胞在外的处境，除了亲人以外，也许未曾有人在意过。1603年马尼拉惨案，及1740年的红溪惨案，稍有学识的人或有所耳闻。但又能怎样？

俗语有云：闭门推出窗前月，不管他人屋上霜。

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始，清政府经受着西方的压力，被迫给予百姓移民海外的自由。1868年，同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第五款规定：

“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入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

随后，华工蜂拥而入，血汗挥洒在塞拉山脉的铁路修造，及西进的路上。

70年代，全美经济衰退，打压华工现象更甚。1888年的伦敦《泰晤士报》上，乔治•巴登•鲍威尔爵士即提出过“华人意味着麻烦”一说。相比温顺廉价的黑人奴隶，华人的适应能力太强。如此众多的华人，能轻而易举地淹没所谓的花旗国“自由民”。以上两点，白人尚可忍受，但华人还有个传统，喜欢将赚到的每一分钱送回中国，这还了得！在美国赚到的钱，竟然不能用来支持美国建设。不就好似在赌桌上刚一赢钱，不玩了，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一众眼热的白人。

清廷徒伤神

在白人的压力之下，美国寻求修订前约。清政府也不鼓励华工出国，双方一拍即合。

1880年，签订《中美续修条约》，即《安吉立条约》，允许美国单方面限制赴美华工的人数，在美年限等。《旧金山晚报》评论道，这一条约，“解放了国会的双手，中国移民问题被置于我国政府的控制之中。”

美国一看清政府那么上道，打蛇随棍上，《排华法案》、《斯科特法案》、《吉亚里法案》纷至沓来。

1894年，双方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初期效果不错，可在清政府被套牢后，形势即急转直下。

美国移民官会因为没有时间审查中国商人，直接下令将其遣返；学生英文水平不高，证件不全，赴美意图不明确等，都成了遣返原因；等待许可或者等待相关文件时，要呆在不见阳光的木屋里数周；甚至代表清政府的武官无故遭到美国警察的殴打关押，后愤而自杀；美国还发明了所谓的贝蒂荣（Bertillon）人体测量法，是通过对赤裸身体的精确测量和检查来辨别罪犯的科学方法,公然将歧视标准理性化、科学化，而绝大部分中国人须接受美国移民官员对其进行的裸体检查。

清政府满肚子的苦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边疆问题严重，很多情况下，是需要美国的善意的。曾任驻美公使的崔国因在奏折中总结在美三年的经历时，悲观地谈到“东西各国与亚洲立约，向不公平，其所以来渐，非一朝一夕之故，骤然挽回固难为力，然亦当步步留心，早为之计。”

“步步留心”一语，无疑是对清政府政策的最佳描述。

清政府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美国各地的排华惨案，经清政府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同意，基于同情的条件下，给予受害者适当赔偿。上至清廷，下至驻美公使，皆欢欣鼓舞，“自中外通商以来，外国赔偿中国巨款，系属初次。”甚至，连自己禁止国民移民，都想到了，颇有些“我被调戏，还是因为我穿衣不检点”的委屈。

终于，1904年，条约期满，双方决定修订前约。此时的驻美公使梁诚，深深了解清政府的两难局面，故决意在美稍显强硬，寻求一个突破口。不料洋人也不是被吓大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政府决定绕过他，直接拿着门牌号，找上清廷，任命柔克义为新任驻华公使赴华同清廷直接交涉，以遂其续禁之愿。

柔克义

清政府的身子虚，站不稳，自己人都是了解的，结果如何，显而易见。

“禁华工，与华商无涉，不知既禁华工，则华商势必不禁而自绝！”

梁诚坚信“此间华人，有议禁购美货，以为抵制者，探本求源，实足制其生命，而起其恐心。”不过，他觉得“国家苟为支持，势必与戎启衅”，便给了商会代表一个眼色，“由民间商会自为禁约”。

梁诚

商人们那都是老成历练的人精，哪还不懂得清政府的意思，忙拍着胸脯保证道：“议约在官，抵制在商。”封疆大吏中除直隶总督袁世凯主张镇压抵制美货运动外，大部分多持开明或赞同态度，甚至坊间有所报道，慈禧太后是运动的后台。

民间报纸漫天飞舞，小道消息甚嚣尘上，《时报》激动道：“我华人受禁约之害隐忍已二十余年，至今忍无可忍，乃有抵制之议。”

1905年，上海商务总会通电全国，响应者遍布华夏，抵制美货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

商界正犹豫

选择上海作为发起地，原因在于其经济地位，是各地商帮总会汇之地，号召力远胜于其余诸省，且于外事一项，沪商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早先同沪商纠缠甚深的美商，不忍利益受损，赶忙致电本国政府，要求尽快解决争端。美国本土的棉业也致函总统罗斯福，要求“格外和平办理新约，旧约当在所不计也”。

柔克义甫一抵沪，连忙与上海商务总会的领袖接触，口中连称“误会，误会！”客气几句后，便回到正题，柔克义耐心劝导，说：“现在啊，双方政府还在讨论，我们最后的条约，肯定是要使双方利益均沾的。今议抵制，疏非其时！”随后，柔使露出一排白牙，“一旦不用美货，于两国交情或有关碍！”

柔克义不说这句还好，一说就有些露馅了。商会领袖一琢磨，抵制还是有些效果的，待柔使北上，立马报告外务部，要求清廷相机对付，别站不住身子。思前想后，还是有些信不过清廷，紧随其后叮嘱道，“约本必须寄给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押。”随后自信道，“此后外人如有要挟宪部或有为难似不妨转谕商董开会筹议，或可因此为办理外交之一助”。

别说，清政府这次还真撑住了场面。柔克义抵京，要求清政府禁止抵制运动，外务部照会柔使，说“这是你们的事情太多，禁例甚严，与华人不便，且商人抵制，是他们自发的，可与我们无关。你们要是禁令从宽，哪还会有这档子事！”

柔使无言以对。

上海商务总会颇有些自信，“此策之有益，且有意外之益”，“国民不用美货，人人自由，政府亦不能干涉，断无因此生出国际交涉及兵衅之理”。在他们看来，你工党禁华工，清廷不能过问，那我普通百姓抵制美货，你能咋地？这花旗国的炮船用不了了，还不就是只纸老虎，被我们吃得死死的！

“但使人同一心，万无不成之理。”“内而穷乡僻壤，远而陕甘云贵，无一处不云合风从，影响之大，传布之速，为历来所罕见！”

可这世上的人儿，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利益，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并不能掩盖种种问题。

上海商务总会并没有能力命令全国商人停止经营美国商品。

首先，天津的抵制运动在袁世凯的压制下未能进行。清政府在满洲的地位逐渐衰弱，袁世凯将美国视为中国地位的潜在保护者，竭力缩小中美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在移民这样的小问题上。移民和国家安全，孰重孰轻，是个人都能分得清楚。如此这般，日俄战争后，可以在美国那里上上眼药，促成日美关系的紧张。

其次，对于经营美国商品，但并不依赖其生存的小零售商来说，停止销售美货并非不可行。经营大宗美货的批发商则不能不细细盘算一下家底了。

为了稳定军心，上海商务总会举行公众集会。不料，决意抵制美货的参会人员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批发商为主，考虑到先期大量库存，只打算停止订购美国货，消费者可以在四个月里继续购买已经订购的美货；另一派则更多的是只有一腔热血的中小知识分子，喊出了不再使用美货的口号。善于妥协的中国商人，还是定下了“不定”、“不用”和“不卖”的三种策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在会上，相对理性的商人略显冷漠，在各地热情的知识分子、学生、小职员、零售商和妇女组织间，格格不入。

不过，正是下层群体的参与，抵制美货运动才能真正展开。

人声愈喧闹

在街道止步，举目皆是“商会”、“学堂”、“诸公”、“同人”署名通电转载。运动的参与者们瞅见一份份群体声明，愈发地亢奋起来。旁观者也得细细思量，自己是否被代表了，可转眼一想，参与者众多，又是否应该参与。

又有粤曲传唱，敦促人们不要再用美国面粉来制作中秋月饼，“时将秋节，庆贺明月。千户万家，香饼盛设。倘用美面，饼自不结。花旗之面，中华之血。……”

甚至有一九岁孩童，将母亲的美国香水摔碎，高呼：“大家不用美国货，全国儿童学了我，不怕美国枪炮多。”

电报、报纸、小说、戏剧、说书、弹唱，以及通俗歌曲，使世上人声愈发喧闹。

商人处处掣肘，明眼人一望便知。本为同情批发商清空库存的宽限期已到，白话传单便抢先赶来，被狠狠地张贴在墙壁、电线杆及商铺大门，提醒截止日期即将到了，要求商人“务须实行此（抵制）办法”，甚至警告道“为有效报复美约，你不能买卖美货。如你买卖美货，你就猪狗不如！”。商人们没辙，纷纷表态，“本店不卖美货”、“抵制美货”，“粗暴约章一日不废，抵制美货一日不停”。

大量社会团体，商人团体、学会、改良团体，甚至有革命团体出没其间，四处举行公众集会，声嘶力竭地鼓动着下层群体。

海外华人也纷纷加入，泰国的华商截住了载有美国面粉和香烟的货轮。日本华商宣布不再帮助美国货物装船，抵制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甚至有数百名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返回中国，前去偏远地区，施压重庆商人。马尼拉的华商将一大笔钱汇至厦门，寓美华人同样大量汇寄经费至广州。

谁也没有料到，本是场理性的请愿活动，逐渐失去了控制，演变成群众性骚动。

广东继续经营美货的商人收到了威胁生命的恐吓信。美国领事馆的雇员被告知，不要再做“美国人的奴隶”。美孚石油公司的船只经过厘卡检查时，油桶经常被刺好几个洞，船主也遭到胁迫，直到承诺拒绝再装运任何美国油。身穿学校制服的同文馆学生遭到海防厅士兵的攻击，被骂作“美国奴隶”。无心纷争，只希望维持正常生活的无辜群众，也只能“用一元钱购买一袋品质不如美国面粉的澳大利亚面粉，也不愿意购买75分钱一袋的美国面粉”，“他们不烧美国油，宁愿用一种品质十分低劣的油，这种油烧起来味大烟浓，发出的光也十分昏暗。”

商人们也不想干了。现在哪有人关注商人的利益呢？群众纷纷要求维护“公众”的利益，可损失的却是商人的真金白银呀！他们早先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入不敷出时，只得违背了诺言，悄悄地继续订购美货，寄希望于民众的三分钟热情赶紧消逝。

此后，他们好不容易想了个绝妙的法子，声明“华商向外洋厂家订货，定后即无更改，实与华货无异”，商会经核查属实，给予贴印花，照常行销。当时需要贴印花的，基本上都是清仓大甩卖的商品。很多商人动了脑筋，将印花贴在摆放美货的货架上，而不是贴在商品本身，以便能循环利用，将新订购的美货卖出。这种法子也不能长久，绝望的沪商纷纷转移至天津和东北，而此处是袁世凯的地盘。

尾声

早先，列强抱着看乐子的心态，甚至有称赞中国的民族精神，认为抵制美货运动非常的文明和合乎潮流者。随着运动的进行，列强发现“华人禁止美货一事，非但美商受损，凡各国商务均有危险之虑。”驻北京的各国公使，纷纷照会中国外务部，施加压力。

8月下旬，罗斯福敲打一下白人，接着再敲打一下清政府，“大棒外交”奏效。在老板的授意下，柔克义同意和平商议，不再强迫清政府签订新约。

清政府顺坡就驴，自我解释一番云云，说这是商人的自发行为，怎能怪到我们政府的头上呢？那些抵制运动的领袖也不过是商会的一两个人而已，惩罚他们，也会激起公愤的。而且咱们早就看在上帝和友谊的份上，给督抚发报了，让大家随时可以坐下来谈谈嘛。

随着国际环境愈发恶劣，清政府坐不住了。1905年9月，罗斯福的女儿作为非官方特使访问中国，清政府在其到达广州的三天前，逮捕三名抵制积极分子。10月，连州教案爆发，五名美国传教士死亡，当地美国教堂、医院遭到焚毁。美国亚洲舰队分队开始集结广州水域。1906年2月，上谕严厉要求对外国人命财产及各教堂，采取切实的保护。4月，旧金山唐人街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摧毁，转移了大量华人的视线。

抵制美货运动逐渐走向终结。

1907年10月，上海商务总会盛宴邀请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达孚特）。时人讥讽道：“初，美人虐我华侨，沪之绅商首谋抵制……已而寂然，抵禁华工之约，固未闻或改也。越二年，达孚特来议，所以欢迎之者，不出于他人，而独出于沪之绅商君子。曰：知过必改，沪之绅商有焉。……达孚特之来，忽变计而为欢迎之会，识时务者多之。”

塔夫脱

识时务者确实不少。

余论

“中国今日之国势，既不能以理争，又不能以力抗，所持者民间之团结力，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彼号称文明之美国人应亦哑口无言也。”

相较美国的粗暴排华，国人的“文明”抵制无疑是一种无奈之举。义和团运动的风暴未过多久，国人大都将自己同愚昧、盲目地仇外隔离，唯恐被贴上个义和团的签子，避免触动列强与清政府那颗敏感的心。

“我国势弱，只能由文明之道行之。”

清政府好似早已清空了记忆，手执文明棍,头戴礼帽,西装革履地在餐桌上同洋人谈判，学会了利用有效期来修改条约，也懂得借助民意促使别国政府让步。

晚清商人们虽然也会一脑门子血往上涌，站起来拍桌子，抵制洋人，但热度一过，立马打响了手中的算盘。

大众无奈，嘴里大骂着“勿学奸商生”，独自走上了街头，威胁着商界，也逐渐威胁着清廷。“强国”、“新民”、“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自此扎根在脑海里，“无论内政外交，向任执事独断专行，国民纤芥不得预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时人张謇道：“华人同声抵制，遍各行省，此等国民知识，文明竞争，五年之前所不敢望。”

参考文献：

1、《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美]王冠华著，刘甜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05；

2、《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03；

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王立新，《历史研究》，2000年01期；

4、《商会在官、民、洋三元互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以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为例》，许冠亭，《史学月刊》，2007年12期；

5、《抵制运动、规则意识与极化机制——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刘拥华，《社会科学》，2014年07期；

6、《触电”的民族动员--以晚清上海抵制〈华工禁约〉运动为例》，杨旭，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04月；

7、《修约外交之初步:论抵制美货运动中的清政府》，郭宁，《兰州学刊》，2017年03期；

8、《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新形式及其成因》，王嘉玮，《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08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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