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一手创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前身是由陕西蒲城县民团发展而来，1918年2月9日在同州参加靖国军，改称靖国军第5游击支队；1925年接受国民三军改编成为第三师；1927年4月20日，杨虎城的陕军第3师接受冯玉祥委派，被扩编为第2集团军第10路军，旋又改称第10军；1928年9月，第10军在山东单县缩编为暂编第21师；1929年6月24日，暂21师在莒县开始整编，改称新编第14师；1930年2月8日，鉴于新编第14师在驻马店立下的战功，促使反蒋的唐生智迅速覆没，蒋介石扩编新14师为第7军；1930年10月，杨虎城在占领西安后正式宣布就职第17路军总指挥，同时他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自兼第7军军长，任命王一山为第17路军总指挥，孙蔚如、马青苑、冯钦哉分别担任第17师、第58师、第71师师长（第58师和第71师在不久之后分别改称陕西警备师、第42师）。第十七路军是1930年—1937年之间使用的番号，后番号变动，为区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一、西安事变前共产党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一）1930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部队的统战工作
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1923年，杨虎城通过著名人士杜斌丞介绍，结识了陕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魏野畴，从此经常往来。杨虎城的军队发源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帮会组织，其军队的重要成员如李子高、孙蔚如等人，不是江湖游侠就是旧知识分子，要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就必须对部队加以新的改造。1925年5月，魏野畴与杨虎城谈及旧部队改造时，向杨虎城建议成立一所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杨虎城立即表示同意，并派黄埔一期学生唐嗣桐、刘子潜等人筹备建校工作。学校定名“三民军官学校”并于1925年7月在耀县开始招生。三民军官学校的学生一部分是由杨虎城部队选送的，大部分是由中共各地党团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前来报考的。1926年7月，因学校经费无着，三民军官学校自行解散。三民军官学校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毕业的学生中，有许多学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如陈云樵、魏志毅、张振河、李维翰、白怀德、李德兴、史镁清、李俊彦等36人，他们先后在十七路军担任过连、营、团长、参谋等职务。三民军官学校的建立不仅为杨虎城的部队输送了大量的具有新思想的革命军官，充实了杨部的战斗力，提高了部队的革命觉悟；许多学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今后党在杨虎城部队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张学良与杨虎城
1927年6月，冯玉祥下令各部“清党”，杨虎城没有执行冯玉祥的命令，仍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许多陕西籍的共产党员都先后来到他的军部，他也继续让魏野畴、南汉宸等共产党人在军中活动。1928年，杨虎城驻守皖北，经杨虎城同意，魏野畴、南汉宸在太和县开办了革命军事政治学校，魏野畴任政治指导员，南汉宸任校长兼中共总支书记。南汉宸邀请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教官。这个学校成为中共在皖北培养革命武装干部的大本营。中共组织在杨部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并派遣大批党、团员到附近农村从事革命活动，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后来由于党内出现了叛徒告密，蒋介石得到了杨虎城部队的一张共产党员名单，为保护这些党员的安全，杨虎城指示孙蔚如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日后见面的余地。”代理军长孙蔚如根据杨虎城赴日前的这一指示，将南汉宸等人送出太和，使许多共产党员免遭捕杀。
（二）1930-1935年共产党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由于杨虎城及其所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为了利用杨虎城对付冯玉祥，才许以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当杨虎城掌握陕西军政大权之后，蒋介石又迟迟不能放心，千方百计地想削弱杨虎城的势力。杨虎城久经军阀混战，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防蒋”正是这个时期杨虎城的一项重要战略。此时，南汉宸再次来到杨部，和杨虎城进行深谈。南汉宸精辟的分析使样十分信服，杨虎城认识到“中国军阀没有一个能斗过蒋介石，能斗过蒋介石的，只有共产党，我们要同蒋介石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这成为他今后处理同中共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中原大战之后，杨虎城取得了陕西地盘。杨虎城任省主席后，邀请南汉宸到西安担任省政府秘书长，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和政治犯，对共产党员许权中任师长的抗日同盟军十八师，杨虎城给予一批枪支弹药，还赞助王炳南等一批进步青年出国留学。
中共组织在杨虎城的掩护下有了新发展，部队的各部分，大都建立了中共组织，其中以张汉民为团长的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力量较强。许多共产党员在杨虎城的军政文教部门担任重要职务。除南汉宸外，张汉民任警三旅旅长，武士敏任一二四旅旅长，王泰吉任骑兵团团长，蒋听松任《西安日报》主编，杨明轩、习仲勋、汪锋、常黎夫、孙作宾、吕剑人、刘威诚等，都在杨部队工作过。1932年，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根据地，面对国民党的“围剿”，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地下党组织努力做好杨虎城的工作。与此同时，为了保存自己实力，把蒋介石嫡系势力挤出陕西，杨虎城也在加紧寻找与红军合作的途径。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为代表，到汉口与杨虎城的代表进行谈判。经过两次谈判，第十七路军最终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四条协议：第一，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在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由武志平负责，处理边界事务；第四，红军可以以隐蔽的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十七路军也提供一定的物资。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达成协议以后，解除了根据地的后顾之忧，从而集中精力对付四川军阀，取得了仪南、营渠、宣达三个进攻性战役，根据地面积进一步扩大，总面积达到4.2万亩。
（三）1935年—1936年中国共产党对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八一宣言
1935年初，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红四方面军与第十七路军关系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通过多种渠道去打通和杨虎城的联系。首先，中共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负责人陈赓派谢华、徐彬如等到西安，与宋绮云一起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特支工作直接由周恩来领导，主要任务是积极贯彻《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工作。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派申伯纯将《八一宣言》送给杨虎城，杨虎城看完深表赞同，并希望南汉宸提出实现合作的具体办法。1935年12月，南汉宸提出了六条具体办法由申伯纯转交杨虎城，并由王世英与杨虎城联系后又去陕北与中央联系。从此，杨虎城与陕北中央建立了正式关系。其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写信表示“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派汪锋随身携带信件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汪锋达到西安，转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信件。杨虎城对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和共同抗日的主张完全同意。1936年2月，党又派王世英到西安。双方经过商谈达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及十七路军“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央人员往来”等协议。这项协议的签订，确立了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新的合作关系。最后，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到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回国后中共即派他到杨部做联系工作。杨虎城对王炳南一直很信任，王炳南向杨虎城分析了形势，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指出第十七路军“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杨虎城听后高兴的对王炳南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已有接触，但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无话不谈了。”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亲笔致信杨虎城，其中说道“：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此后，双方关于联合事宜即进入具体磋商落实阶段，到1936年12月初，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战线才最终实现。
二、西安事变中中共对杨虎城帮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发表了对内民主、对外抗日的八大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予与张、杨的行动以极大的支持，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先后于1936年12月15日和19日两次通电全国，对张、杨以政治上的支持，坚决反对亲日派借机发动内战，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应邀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赴西安，具体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
杨虎城将军
除在政治舆论上，中共给予杨虎城、张学良极大的支持外，在军事上也给予他们以有力的配合和援助。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红军主力迅速南下，彭德怀、贺龙率部进驻三原、泾阳一带，徐海东率部进驻蓝田一带，向西安靠拢，以便在讨伐军进攻时，配合张、杨的军事行动。叶剑英在随代表团到达西安后专门协助张、杨主持军事。在西安事变结束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西安，协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稳定了西安局势。使得西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内乱，西安事变的成果得到巩固，全国的形势也得以继续向着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三、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第十七路军余部的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离开部队。出国前夕，他分别与部下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谈话，在谈到部队前途时，杨虎城说到：“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自参加很难说，主要靠你们了。……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部队，只要在战场上有好的成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也得到安慰。你们要力争部队参加抗日，共赴国难”。在谈到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杨虎城又说到“没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你在我们部队中历史较久，和（魏）野畴、（南）汉宸都很熟，也和（张）汉民共过事，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我们部队也还有（王）炳南、（阎）揆要等人在，必须保持好与他们的联系。……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
“七七”事变爆发后，第十七路军坚持抗日，先后参加保定以北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和忻口会战，尤其是1938年在坚守中条山战役中，先后粉碎了日军十一次扫荡，中条山因此也被侵华日军称为“盲肠”。当时的《扫荡报》刊道“:敌人进攻中条山有10多次了。每一次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这完全是我们坚守在中条山上的三十八军的光荣功绩。两年来，这群三秦健儿击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进犯，就好比一根铁柱子撑持着中条山，把我们的阵地守卫得越加坚牢而不可侵犯了。”
杨虎城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全力帮助第十七路军的改造。在政治上，毛泽东、周恩来对于这支部队改造的总方针，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乃至如何做好每位爱国将领的团结工作，都做了及其细致具体的叮嘱。1938年1月，赵寿山秘密访问延安，明确表示拥护党的抗日主张，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并根据毛泽东“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指示，领导三十八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1938年至1943年通过举办各类干训班共培养了2000余名下级军官，其中500余人加入了共产党。在组织上，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指示。1938年1月，赵寿山秘赴延安，当面接收了毛泽东给他的电报密码本“子密”和为他起的代名“子云”，从此建立了他与毛泽东的直接联系。1938年2月，中央陕西省委成立了中共三十八军委员会，以蒙定军、范明、张西鼎委领导，各师、旅、团均有党的组织，三十八军中党员多达600余人，其中多数是营、连、排级军官。在军事上，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坚守中条山期间，坚持“不嫖、不赌、不吸大烟”三大纪律和“财政公开、人士公开、自觉纪律、自我教育”四大口号。三十八军视学习八路军游击战略战术为重要任务，在1938年至1943年的各类干训班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是军事学习的重点内容。在坚守中条山战役中有效实施，面对日军近两个师团，并配两个炮兵联队，38架飞机，共计3万余人全面进攻第四集团军中条山阵地，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被敌隔断，危机时刻，孔从洲率独立46旅，出其不意，向北突围，穿插敌后，运动作战，歼敌两个炮兵中队，打乱了日军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突围和反攻，并与三十八军胜利会合，为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1943年以后，蒋介石加紧了对十七路军的控制和瓦解，迫于形势，孔从洲率部毅然于 1946年5月起义，于1946年8月回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怀抱。赵寿山在1946年8月被国民党当局撤销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调到南京。他利用“出国考察水利”的准备时间，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于1947年3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1946年春，孙蔚如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汉行辕副主任，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1948年秋，蒋介石威逼他去台湾，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掩护下，安全到达北京，投入了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建国后，十七路军将领中，有4位分别被授予中将或少将军衔。1955年，孔从洲、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张希钦（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时，任杨虎城警卫营连长）被授予少将军衔。1961年杜瑜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杨虎城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晋升为少将孙蔚如军衔。
【摘自《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作者系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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