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關於羅伯特·德尼羅和阿爾·帕西諾的長談中，這兩位好萊塢大佬提到了新上映的《愛爾蘭人》，說是被這部電影的哀傷基調所吸引，“這些人物——不管怎麼說，都是倖存下來的人——進入了暮年，很大程度上處於孤獨之中，思考著歷史將如何銘記他們”。這種“哀傷”很大程度上是導演馬丁·斯科塞斯賦予影片的。在長達三個半小時的電影之旅中，電影用了三個小時的時間回顧了羅伯特·德尼羅飾演的黑幫殺手弗蘭克·希蘭的前半生，通過多重回憶的方式著重講述了希蘭如何暗殺了他的朋友，原美國運輸工會會長吉米·霍法，解決了美國曆史上的一樁懸案。這部電影有一部分當然是關於揭露真相的，但是真相併不確定，當真相取決於生命長度的時候，誰能活到最後，誰就有資格成為真相的唯一講述者，於是它變成了一部關於人與時間如何共處的電影。這部電影只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講述了希蘭的後半生，一代人終將老去，屬於他們的時代風流雲散，曾經的梟雄們，一個個不得不臣服於衰老和時間的法則，唯有深埋在內心的回憶成為他們曾經存在的唯一慰藉。
電影改編自前美國檢察官查爾斯·勃蘭特的犯罪紀實作品《我聽說你是漆房子的》，中文版為了蹭電影的熱度改為了《愛爾蘭人》。這是勃蘭特花費了五年多時間進行調查採訪完成的一本書。本書內容大部分都是對黑幫分子弗蘭克·希蘭的採訪，其中穿插了勃蘭特從其他渠道的調查資料和求證。所以本書體裁介於紀實文學和偵探小說之間，大概類似於諾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文獻式記錄書寫，唯一不同的是，這本書需要成為犯罪證據，所以對真相的要求和確認更加苛刻。當然，我們無法求證最終的事實真相，只能呈現出“一面之詞”，這種一面之詞絕非是一個暮年之人的懺悔或者哀悼。事實上，看完電影，再讀原著的話，我們會很難理解斯科塞斯賦予的“哀傷”基調。
原著中，希蘭更多的是像一個叱吒風雲的江湖大佬的辯解之詞，炫耀他遊刃有餘地服務於多位黑幫教父，還能安然度過一生的晚年回憶。他的講述的真相是有選擇的，他的懺悔是虛偽的，他的救贖是自我安慰的，他的回憶是不甘心的——這點電影比書中表現更加突出，電影中看著殺人不眨眼的江湖大佬去挑選自己的棺木，自己的墓地，多少有些反諷。希蘭不甘心就這樣死去，他想自己的一生中到底留下些什麼。他渴望金屬的棺木，渴望墓碑上留下文字，渴望土葬而不是灰飛煙滅的火葬，渴望在棺木裡留下很多東西陪伴他，只有如此才能保持一種“活著”的假象，保持一種他的人生還沒有結束的感覺。他也終於懂了拉塞爾去教堂的原因——原著和電影中都保留了這個有些鮮活的細節，在獄中，希蘭遇到拉塞爾坐著輪椅，他問拉塞爾要去什麼地方。拉塞爾說去教堂。然後他還對希蘭說了一句，你別笑，遲早你也也會去。這時候電影中加了一個希蘭的旁白說，他先去了教堂，然後去了醫院，最後去了墓園。這個細節充滿了嘲諷和荒誕的意味，希蘭也開始去找牧師有選擇的懺悔——這些細節都昭示了希蘭虛偽，為了活著，他會不惜一切，為了留下些什麼，他可以接受勃蘭特的採訪，將記憶中輝煌的履歷重新過一遍。這是屬於他獨特的秘密記憶，他之所以坦白不是想懺悔，更多是想讓人記住他，哪怕記住他是一個殺手。他想對抗時間的流逝對他的遺忘，到晚年他才知道，他可以殺人，卻殺不過時間。
1975年7月30日，吉米·霍法，這位美國工會歷史的的領袖人物突然失蹤，引發了很多猜測。聯邦調查局出動了兩百多名特工調查這一案件，投入了幾百億的美元，形成了七十多卷的檔案，最後將犯罪嫌疑人鎖定為七名黑幫分子，其中就有希蘭。希蘭是霍法親密的朋友，助手，保鏢，甚至家人，始終對霍法忠心耿耿。但是也恰恰這點讓人懷疑，因為霍法疑心甚重，外人很難靠近，也只有熟悉的朋友才可能傷害他。案件過去很多年了，已經有無數的著作和研究都想確認，是否希蘭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導師，他是不是殺害霍法的兇手和同謀？但是隻有在勃蘭特在對希蘭的採訪和調查中，這一掩埋甚深的事件才開始浮出水面。採訪始於1991年，希蘭剛剛獲釋不久，他已經75歲了。採訪持續數年，直到2003年12月希蘭去世。勃蘭特在書中說：“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這個愛爾蘭人四處閒逛，會見黑幫分子，驅車去底特律尋找霍法失蹤的現場，前往巴爾的摩尋找希蘭的兩次地下交易的現場，會見希蘭的律師、家人和朋友，深度瞭解這個故事背後的男人。為了汲取素材，我打了無數電話，跑了無數地方蒐集資料。”
當然，這一切，他其實想說的是，本書呈現出來的大部分都是真實的，希蘭晚年想懺悔自己的罪過，希望獲得救贖，所以才將這段歷史托盤而出。他不但承認殺害了霍法，還講述了他的黑幫生涯：他是一個二戰老兵，是一個戰爭英雄，是一個卡車司機，是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的高層領導，是意大利黑幫家族的副手，是被定罪的重刑犯，是一個黑幫殺手——專門“漆房子的人”，是一個敢作敢當，從不背叛朋友的傳奇人物，他還是四個女兒的父親，一個深受愛戴的外祖父等等，這些複雜的身份綜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人。《愛爾蘭人》展示出來了這個黑幫分子更多不為人知的一面，書中很多細節都值得深思。比如希蘭回憶他參加二戰，解放達豪集中營的那個時刻：“我們對集中營的滔天罪行不是沒有耳聞，但還是被眼前的一切和刺鼻的惡臭震驚了。其慘烈駭人無不深深烙印在腦海裡，其血腥腐臭無不時時縈繞在記憶中……這些年這段往事還時常勾起我的回憶，夢及慘烈戰爭。只不過，這些夢與我戰後的所作所為交織在了一起”。除了戰爭中的殺人，在戰後，希蘭暗殺過二十多個人，包括他的朋友霍法。這些殺戮行為對他一生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改變，但從他的採訪中，看不到絲毫的悔意。那些交代更多像是總結自己的人生，生怕不為人所知。
書中有很多這樣被忽略的小細節，勃蘭特在書稿即將完成時，拿給他校正。他特別要求指明一點，他和妻子以外的女人保持親密關係時都是出於單身狀態。他說這些“並不是出於文學目的……這不是要獲得普利策獎……要記得寫我是單身”。他想告訴別人，他是一個很傳統顧家的好男人，從不在外面拈花惹草。他很在意別人如何評價他，比如他對感情忠貞不二，對朋友兩肋插刀，從不背叛朋友，暗殺對他而言只是一種證明自己能力和可靠的方式。他的一生中以遇到兩個貴人朋友為榮，一個是黑手黨家族的領袖拉塞爾·布法利諾，一個是吉米·霍法。前者給了他榮譽感和黑道地位，後者給了他正當工作和收入，保證他可以養家餬口。但是當霍法最終成為了黑手黨的絆腳石的時候，拉塞爾都毫不手軟地讓希蘭下手鏟除掉“我們的朋友”。
無論在電影還是原著中，對希蘭槍殺霍法的細節描述都很到位，霍法臨死也沒意識到槍殺他的是距離他最近的，一向對他忠心耿耿的朋友。書中還提到，在引誘霍法進入房間之前，早已有人做好了準備，比如房間內的前廳用油地氈鋪了起來，以免留下血跡。槍殺霍法時，由於希蘭是從身後開槍，距離把握得恰當好處，血並有飛濺到身上。清理屍體時，會把霍法身上的珠寶摘下來，然後把油地氈和屍體槍支打包好，送到附近的肉類加工廠大卸八塊，最後送到工業焚化廠燒掉。在希蘭的回憶中，你能感受到，他對這些細節的掌控有多麼著迷，二十年後依然能記得這麼多細節，津津樂道。對他而言，這並非意味著是殺戮，而是意味著的專業和有效性，他一絲不苟的完成了他的工作。或者說，他依然對朋友忠心耿耿，只不過是對唯一的朋友和上司拉塞爾。
對我來說，閱讀原著《愛爾蘭人》更多是為了再次確認斯科塞斯影片的偉大。閱讀原著後，我更佩服斯科塞斯的改編。這其中少不了德尼羅的慧眼識珠，他最早向斯科塞斯推薦了這部作品，加上憑藉《辛特勒名單》獲得奧斯卡獎的編劇斯蒂文·澤裡安的生花妙筆，讓我更加確信這是一部無需時間就可以證明的偉大黑幫電影。也許這樣概括有些怪異，但是我偏偏要說，是電影確認了原著作品的文學性。我一直有個觀點，偉大的電影都有一種文學性，這種文學性體現在導演對敘事的掌控和細節營造上。比如我認為電影對細節都營造上比原著更加突出，原著中希蘭回憶霍法失蹤後，他回到家中看到二女兒佩吉在看電視上關於失蹤案的報道，“從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某種厭惡……那天是1975年8月3日，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佩吉，也再也沒有和她說過話”。這個細節成為了電影中的一個神來之筆，那個幾乎沒有臺詞的佩吉成為了希蘭無法逃避的良心之眼。希蘭對做過的任何事情包括暗殺霍法都毫無悔意，他接受採訪，揭露秘密，只不過想確認自己一生的成就，他並不是想懺悔，他想獲得救贖，給來世找個好奔頭。但佩吉的存在成為了他良心上的一個巨大黑洞。
《愛爾蘭人》原著只不過是一個黑幫分子的輝煌履歷表，而且無法求證真假。但是斯科塞斯將其變成了一部關於時間、衰老和記憶的電影傳奇。這大概也是這部電影變得哀傷的原因，要知道拍攝這部電影時，馬丁·斯科塞斯77歲，羅伯特·德尼羅76歲，阿爾·帕西諾79歲，喬·佩西76歲，哈威·凱特爾80歲。這幾位電影界的大佬，無論是誰，單獨拎出來都是一部好萊塢黃金時代的電影史。看完電影，再回頭看這幾個老男人同框的照片，你會有種別樣的滋味，照片與電影的故事幾乎可以說是互文性的。電影最後孤獨的殺手在養老院裡回憶往昔，恐懼變老，害怕孤獨渴望家人陪伴，渴望陽光的樣子，其實也是他們現實的寫照：電影中，無論你是多麼牛逼的殺手，現實中無論你是多麼偉大的演員和導演，屬於你的黃金時代總將過去。無論你做過多少驚天動地的偉業，拍過多麼偉大的電影，當你老了，身邊的親人和夥伴一一離去，你也終將被人遺忘。時間才是最無情的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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